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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王维克这个人的或许不多，但对华罗庚来说，这个人却是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的人。据华罗庚说，王维克是有点象顾千里这样的人物。顾千里“读书过目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而王维克则更进一步，他是堪称“学贯中西”的。他曾译过但丁的《神曲》，印度的史诗。对元曲也很有研究。数学方面，他虽然未足成家，但也不止于“涉猎”了。
王维克在金坛中学只教了华罗庚一年，第二年就到法国留学。回来后曾当过“中国公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教务长是杨振声。王维克和这两个人都合不来，恰巧那时上海的小报又有一篇文章叫“黄皮客游沪记”，“黄皮客”和“王维克”谐音，影射王维克游沪是“乡下佬进城”。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后来他做了金坛中学的校长，对华罗庚的影响就更大了。
王维克是第一个发现华罗庚有数学天才的人，在他的教导下，化罗庚不但数学这一科成绩超卓，其他学科也都有了进步，尤其是中文，华罗庚能文能诗，他的中文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
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1927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
在中华职业学校，他碰上另一位难忘的老师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是名记者，名政论家和出版家，三十年代，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和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影响曾及于全国。但当时的邹韬奋还不是那么有名的，华罗庚到上海的前一年（1926），邹韬奋是上海《生活》周刊的编辑，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教员华罗庚谈起这位老师，连称“厉害！厉害！”原来上邹韬奋的英文课，学生第一次答不出问题，就罚在原位站。第二次答不出，罚上台上站。第三次答不出，罚上放在台上的那张桌子上面站。不用说那是成为全班同学注目的焦点了。
我问华罗庚，他有没有被罚过站，他说罚在原位站可能有过，罚上台上和桌子上站则好象没有。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曾获珠算比赛第一名
在上海就读期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是，他曾获得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
参加这个比赛的绝大多数是上海各个银行的职员和各个钱庄的伙计，“打算盘”可说是熟极如流的。而他，虽然从小帮父亲料理店务，打这算盘，但毕竟不是专业，比得过那些高手吗？
他谈起那次比赛，笑说：“我是斗智不斗力。”原来他发现一个简单的珠算算法，这就压倒了那班只凭“手熟”的“高手”了。
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五十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罗掘俱穷，这五十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父亲不许看“天书”
弃宝剑于尘埃，投明珠于暗室，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宝剑何时再露锋芒，明珠何日光化重现？
暗室露出一线光亮了。王维克已经重回金坛，师徒会面，化罗庚从王维克的手中借到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大发儿子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块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的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账。有一晚算错了一千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金坛有“拜狐仙”的迷信风俗，有人就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是求了狐仙，还是算不清账目。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得香气，出来说道，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薄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放松了对他的阻吓。
不合格教员
华罗庚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好转了，十八岁那年，一向常识他的那位老师王维克做了金坛中学校校长，请他去当庶务兼会计，月薪十八大元。比起在杂货店做没工钱的“小伙计”，华罗庚简直好象是平步青云了。第二年，学校开了个补习班，王维克又叫他去当补习班的教员。
一山凸起丘陵妒，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搞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拂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
“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十九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大病不死变成残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来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但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也还是神智清醒的。家人在楼下替他占卦算命，他都知道。
“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残废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择。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他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虽然不多，但根基却是极为扎实。现在他还保留有过去在自学中一本厚厚的习题簿，墨迹都已褪色变黄了。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五年的自修（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他是哪国留学生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越被吸引，脸上的神色也凝重了。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出幽谷而迁乔木，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四十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地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真好似：“风入四蹄轻，踏尽落花去！”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六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的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现在，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写了二十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英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
Number：2557
Title：黎氏八兄弟
作者：康咏秋
出处《读者》：总第27期
Provenance：年轻人
Date：1983。8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南岳衡山逶迤向北延伸，入湘潭县境有一段支脉叫晓霞山。清澈的溪水，翠绿的楠竹，妆扮着这里的山川，景色分外优美。
晓霞山下的石塘村有一座旧式槽门的白墙青瓦的老屋，座东朝西，背后是浓荫覆盖，丛林莽莽，绵延到无穷无尽远方的群山；门前是十里平川，一条波光粼粼的山溪从川中流过。这里居住的是黎氏一家。黎家是个“书香门第”，祖父黎葆堂，前清戊子科举人。黎葆堂之子松安，晚清秀才。葆堂妻黄赓，是一个性格坚毅聪慧，自立精神极强的女子，靠自学达到能看书填词的学力。
黎松安夫妇有八个儿子，老大黎锦熙，老二黎锦晖，老三黎锦耀，老四黎绵纾，老五黎锦炯，老六黎锦明，老七黎锦光，老八黎锦扬都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人物。松安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和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强的侵略。他们夫妇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清末民初，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黎松安辞官不做，着意用“新学”教育子女。特意设立了家庭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聘请了几位有秀才功名能掺用“新学”的教师，开设中西合璧课程，在讲授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的基础上，也讲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目。从教育的方式来看，社会上的家庭教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溺爱、放任型，控制、管制型和教育、修养型等。黎松安夫妇的家庭教育方式属于教育、修养型。首先，他们注意用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献身事业的顽强精神。其次，他们对子女不溺爱，不放任自流，尽管家庭比较殷实，也不为子女设置舒适的环境。再次，他们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不“控制”、“管制”得太死，而是放手让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新的知识，自由地阅读各种有益的书籍报刊，参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促使其身心健康地发展。良好的家教，使黎氏兄弟都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专注力。在事业的选择上，一旦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下来后，则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奋斗下去，有着一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黎氏兄弟接受新事物快，有着较新鲜活泼的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五四”以来的文化科学界都有他们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
黎锦熙语言学家。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华国语研究会”，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推广白话文，普及普通话，后来他又认为汉字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改用拼音才是治本的办法，他创拟和推广“国语罗马字”，研制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拟汉语拼音字母“双拼制”（草案）。1918年以后，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彻底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封建卫道士们在惊恐中却说白话文学作品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1920年，黎锦熙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首创讲授“国文文法”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其“法”缜密，足以指导为“文”。并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提示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1920年，他和“国语研究会”的同人共同努力，促成旧中国教育部下令全国废除小学“读经”，并以语体文取代文言文，实行了言文一致。1925年，旧中国教育部再次议决读小学《孝经》。黎锦熙无比激愤，当即公开上书教育部总长反对“读经”，同年发动苏、浙、皖三省部分师范学校焚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以示坚决反对封建文化。1922年，他和另外十四人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1935年，三百多个简化汉字终于问世了。黎锦熙历任北京女师大、北京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师院等国文系教授、主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五届委员。在七十年的教学实践研究工作中，他进行了广而深的学术探讨。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拂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黎锦晖音乐家。毕业于长沙优级师范绘画音乐科。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广泛地接触家乡的民间音乐。1916年参加了北京大学音乐团的活动。此后十多年间，创作儿童歌舞剧十二部和儿童表演歌曲二十四首，音乐一般喜爱选用民歌小调和戏曲曲牌等加以改编。1926年，他帮助田汉将“南国电影剧社”改为“南国社”，将原有的电影一个部门，改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和电影等五个部门。1929年创办“明月歌舞剧社”，带领黎明晖（大侄女，当时有无声电影小明星之称）、王人美和黎莉莉等演员赴东南亚各国演出《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和《三蝴蝶》等节目，向侨胞介绍祖国的艺术，普及国语，促进他们和祖国的语言交流。当然，他也编演过一些不太好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桃花江》等，当时就受到聂耳等的批判。但是，他的大部分创作是积极健康的，尤其是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