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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寄出这份稿件，心情是矛盾的。我很想它被采用，让更多的读者来欣赏；但又惋惜它会占去一些版面，使我失去机会阅读另一篇佳作……
说本刊篇篇是佳作，未免言过其实；但读者对刊物的企求和热望，确实把我们感动了。
这一期登了一组短篇文学作品，文字都不长，但有容量，有感情，有特色，值得细细品味。
《长相知》写的是两位知名人士的恋爱故事，但文章更要告诉读者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友谊、理解、尊重，和他们对事业的献身。
《上一课又一课》是一个诙谐故事。内容近于荒诞。我们把它呈给年轻的父母和他们那正在努力“成龙”的孩子。
孰为佳品，孰为庸文，盼来函赐教！
Number：3534
Title：邱吉尔生日宴会上的枪声
作者：汤普森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书林
Date：1985。2
Nation：英国
Translator：晓理
1943年11月12日，丘吉尔搭乘英国“里纳翁”号战舰离开不莱茅特港踏上赴开罗的旅途。当时已决定召开德黑兰会议。陪同首相的还有几乎所有的行政负责官员。蒋介石夫妇、埃西莫夫将军和罗斯福总统也同一天抵达开罗。他们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军队在各处巡逻并检查来往行人，为他们采取了无懈可击的保安措施。会议期间或会议以后均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在开罗，我们通过暗探了解到，大批的纳粹特务已麇集到德黑兰，企图暗算盟军领导人，特别是丘吉尔先生。我对纳粹特务的破坏计划毫不感到惊异。对我们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新情报，更何况我们有能力挫败他们的阴谋。我们的坐机在德黑兰机场降落后，我从使馆的武官那儿了解到一些安全措施。他告诉我，他们正密切监视着纳粹特务的活动。尽管如此，袭击首相的危险依然存在。
“德黑兰会议”在苏联使馆举行。会议进行了几天，讨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敌人在会议期间企图制造混乱，但被挫败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一位盟方领袖（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的私人秘书变成了纳粹的走卒。纳粹拉拢他并用英国银行的几十万英镑的现金收买了他。他的任务是在会议室安放定时炸弹。当时，且不说携带定时炸弹进不了会议室，就是一根针未经检查也进不了。所以私人秘书在等待时机。
几天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的神秘行踪。我发觉他有点儿心不在焉。可是，我没有机会查明他为什么心不在焉，也无权过问他的事务。我思虑再三，就向丘吉尔汇报了此事。他那宽阔的额际露出了不安的皱纹。
“你能肯定他想制造混乱吗？”他问道。
“先生，如果我能肯定的话，我就不认为有必要报告您了，我就会把事情消灭于萌芽之中。我担心，他和德国人串通起来制造意外事件。”
“纯系猜疑就采取措施是不行的，亲爱的汤普森！”这是他表示异议的独特方式。他在正式场合下称我汤普森，若是提醒我，就一定在“汤普森”的前面冠之以“亲爱的”。
“你知道，如果他无罪，事情会发展到何等程度！或许我们的会议就要流产，而这将是德国人的一大胜利。我不许你采取任何措施。”说完，他就走进了盥洗室。
第二天即11月30日是丘吉尔先生的69岁寿辰。他决定隆重而热烈地庆祝一番。邀请了三十四位客人。私人秘书也在其中。我婉言请求丘吉尔先生把他的名字从客人名单上除掉。
“汤普森！应该给他出席的机会。他若暗藏杀机，这将是他的良机。所有的客人将带礼品来，他很可能也带些礼品来。”
丘吉尔先生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倒抽一口冷气。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餐前举行了鸡尾酒会，所有的客人都参加了。斯大林先生会见了所有的客人并通过他的译员鲍罗克先生向大家问候。他和他们非常融洽。我站在一隅审视着私人秘书。他的面部表情有些异样，多次把手伸进口袋里，两眼左右观望。这时，桌子上已堆放着来宾的礼品。
吃饭时间到了，丘吉尔先生领着客人们朝餐厅走去。私人秘书踌躇了片刻，转身从口袋里取出一只精致的小包放在桌上，然后快步走进了餐厅。与此同时，我拿起小包并指示一名下属对他严密监视。我走到另一间房打开了小包，里面有只钟。我摆弄着那只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那是一只十分昂贵的钟。从餐厅传来了阵阵笑声。蓦地，某种警觉感在我的心头一闪。我立刻把钟放进小包里，急忙走进了餐厅。
我瞥见所有的客人围着一张长桌伫立着。桌上放着一只大蛋糕，上面点燃着六十九支蜡烛。站在丘吉尔先生左右两侧的有罗斯福总统、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和首相的女儿萨拉·丘吉尔等。私人秘书是不会当着这些人的面伤害丘吉尔先生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切割蛋糕的仪式完毕后，大家相继入座。每个人拿着各自的酒杯。丘吉尔先生站着致词说：
“我衷心感谢诸位光临我的庆寿仪式。尤其是，两位伟大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这个聚会，我深表感激。”
致词后，丘吉尔和斯大林、罗斯福等来宾们一一干杯；宴会厅里不时响起欢呼声和鼓掌声。
这时，我发现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处于完全戒备状态，他们对一切都很关注，形影不离他们的领袖，从不让他独自一个人，哪怕是短暂的时刻。有时他们也相互低语几句。“发生什么事了！”这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旁视了一下私人秘书，他并不注意吃的，好几次挠着头若有所思。我注意到，他在餐厅的最后一道门旁坐了好一阵子。按规定，他不该坐在那里。我私下忖度，干站着没用，这是关系到我的领袖的生命问题。他若受到伤害，我将无脸去见我的人民。我慢慢地朝私人秘书方向移动。这时，餐厅的南门突然启开，一个侍者手托一只大盘出现在门口，盘里放着盛满布丁和冰淇淋的杯子。蓦地，他惊慌失色，踉跄欲到。紧接着，他连人带盘栽倒在鲍罗克的身上。鲍罗克的衣着被冰淇淋弄脏了。听到侍者栽倒的响声，大家都左顾右盼，有些人见鲍罗克这般模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餐厅突然变得漆黑一片。这时有人大声嚷道：“抓住侍者！”
叫嚷声持续了一会儿，接着是子弹的飞啸声、碗碟的碎裂声和客人的骚乱声，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突然，四周亮起了手电筒。看见首相安然无恙，我喜出望外。罗斯福和斯大林也被他们的警卫人员团团围住，私人秘书则倒毙在椅子上。他头部中弹，大滴大滴的血正流淌着，手枪掉落在一张椅子底下，侍者也倒卧在地上，身体已变得冰凉，一根针刺进了他的喉咙。针极细，约莫半寸长，而且有毒。
三位领袖马上被转移到另一房间。检查盘子后发现，它的底部有一个按钮。底部已启开，里面装有一枚小型定时炸弹，还有一只小钟，指针指在12点上。我朝手表一看：12点差三分。钟里还响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赶紧拔掉引信，使定时炸弹失灵。专家们后来告诉我，如果那枚炸弹准点爆炸，那么餐厅里的人都难免一死。
三十几位客人中是谁打死了私人秘书和侍者，迄今仍是个谜。
Number：3535
Title：语丝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动物优于人类的几点有：没有神学家为它们说教，殡殓不费分文，更无一个对它的遗嘱提出诉讼者。
伏尔泰
假使上帝跟我商量的话，我就会劝他还是继续用粘土生产人类的好。
马丁·路德
对自尊自大与装模作样的最佳应急疗法是晕船：要呕吐的人是决不摆架子的。
比林斯
我们总是喜欢赞赏我们的人，但未必喜欢我们所赞赏的人
拉罗斯福哥
每当一个人宣称所有人类都是坏蛋之时，你尽可放心好了，在这当儿他是把自己作为例外的。
杰罗尔德
有些人整天在诉说头痛，到夜里又在喝那引起头痛的酒。
歌德
Number：3536
Title：长相知李玉茹和曹禺的故事
作者：杨梢、任之初
出处《读者》：总第47期
Provenance：老同志之友
Date：1984。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上邪！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毋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会，乃敢与君绝。长相知啊，长相知。曹禺剧本《王昭君》
1983年11月。北京的深秋之夜，晴朗而又高爽。人民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如潮。新编京剧《青丝恨》刚刚演出完毕，帷幕拉拢又启开，在剧中饰男主角王魁的演员，领着饰女主角敫桂英的青年姑娘和其他演员，向观众频频鼓掌致意。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位反串男角的女演员。岁月，早给她的眼角刻上了细纹，但她站在舞台上，依然如此丰彩熠熠，雍容大度。
她的双眸热切地朝观众席寻去，与前排一位个儿中等、气宇清雅的老人的眼神相遇，刹时，两人微微一笑。理解？赞许？高兴？鼓励？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是一对夫妇。
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杰出剧作家曹禺；她，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
他们的共同生活，仅仅4年。他们是在人生的晚年，幸福地走到一起的。
挚师益友
往事如烟，人们对一生的转折关头不会淡忘。
1947年，在李玉茹的记忆中永远是清晰的。那年秋天，她22岁，正参加大来演出公司组织的剧团，在上海挂牌演出。一起挂牌的，有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有时还与周信芳先生同台演出。这样年轻，能与众多名角争辉，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演技再高，在那个社会里仍被鄙视为“戏子”，她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艺术，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该如何走下去。
有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毕麒派名剧《坐楼杀惜》，遇到了两位气度不凡的观众。其中一位以十分内行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对她说：“您的戏，传统规范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无味，与周信芳先生相比，内心的东西少。您要学他的戏的节奏，不要程式化，要化程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这位观众，就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他的老友巴金。
曹禺的名字，对李玉茹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她看过的第一个话剧，就是曹禺的《日出》。抗战时期，她又看了曹禺的另一个话剧《蜕变》，她迷上了曹禺的戏：《雷雨》、《北京人》、《原野》……她感到，那里面展现了那么丰富的人生哲理，多么残酷的社会现实，多么高超的戏剧技巧！如今，能当面听到这位大师的指导，她觉得十分可贵。
渐渐地，她把曹禺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她经常到曹禺的家去拜访，而他和夫人方瑞每次都非常亲切地接待这位年轻的京剧女演员，方瑞还多次到她的住所去看望她。在这个温和的充满书卷气的家里，她的视野第一次被引向世界文学之林。李玉茹原是苦孩子，她的父亲是北平的贫民，很早死去，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念过多少书。了解这些情况的曹禺和方瑞，象长兄长嫂般地关心她，鼓励她向进步书籍求知。在曹禺的介绍下，李玉茹生平第一次捧起外国文学名著。当李玉茹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曹禺告诉她，这是一个为事业献身的艺术家形象，艺术是崇高的，值得为此艰苦努力。李玉茹仿佛一下子透过迷雾，看到了戏剧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长江，国民党统治的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愈加浓重。党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经香港到北平去。这时，社会上谣言很多，秩序混乱，李玉茹不知怎么办才好。曹禺在临走前仍惦记着这位青年女演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会更好。”虽然，曹禺的话不能讲得太明白，但话里暗示了对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无限信赖。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临别赠言得到了验证：李玉茹很快参加了国家剧团，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和尊敬，开始了她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她深深感激和怀念自己在人生的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然而，由于双方都很忙，且又分隔两地，她只是在赴京开会或出国途中，才去拜望一下自己挚爱的曹禺夫妇。十年浩劫，彼此更不知音讯。
生活，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它在等待着展开新的一页。
心灵的呼唤
1978年11月，深秋的江风虽然寒意袭人，金灿灿的阳光却把人浑身照得暖洋洋。李玉茹踏着遍地黄褐色的梧桐落叶，沿着黄浦江畔的护堤墙，匆匆向上海大厦走去。她兴奋而又激动，她要去见自己的师长和老友来沪客居的曹禺同志。十多年了，自从那场政治浩劫平地卷起以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想象着自己所尊敬的人，经历了千般磨难，该是怎样的模样和神情？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曹禺同志果然如她想象的那样，鬓发染上了白霜，然而，他那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却依然如故，无边眼镜后的双眸，更增添了几分深沉。故友相见，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心头浮动。李玉茹发现，她和这位剧作家之间的共同语言，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曹禺关切地问到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那种真诚的态度，如几十年前初次见到一样，令她十分感动。
她自然也问候了曹禺同志的家庭。她看到曹禺轻轻地、深沉地叹了一声，站起身，伫立窗前，好一会才转过身来：“方瑞，在七四年病逝了。”
李玉茹心里深深哀悼这位如长嫂般关怀过自己的妇女。她同情地望着他，想不出安慰的语言。临别时，曹禺一如既往，握着她的手，沉静、坚定地说：“我们都很不容易地过来了，应该振作起来。”她也向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走在归去的路上，她只觉得心中很温暖。那时，她担任着上海京剧院三团的团长，百废待兴，工作繁忙，然而常常余悸缠身。曹禺的话，给她增添了振兴京剧事业的信心和勇气。她深深地感激这位师长。
很自然地，一封封飞鸿往来于京沪之间，跃然纸上的，是相互间的关心、勉励。曹禺是一位治学严谨而又诗情充溢的剧作家，他的信中，常常夹着一二首优美隽秀的诗；他的书法是清丽的，但信笺上却常常涂改再三，有时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字，改了又改。李玉茹心里很清楚，他这是生怕一个字用得不好，就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啊！他总是为别人想得多。
1979年4月，李玉茹参加中国上海京剧团赴欧洲五国演出，途经北京，便去看望自己的挚师益友。曹禺同志这时正因病住在医院里。见到李玉茹，尤其是见到她已经从劫后的余悸中振作起来，他高兴得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李玉茹的心头却很沉重。她了解到曹禺的三个女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正在读书，虽然爱父情切，却难以时时陪伴在曹禺身旁。于是，这位中国当代戏剧界的泰斗、自己尊敬的师友，却不得不忍受着病魔的折磨，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他应该得到爱和温暖，得到阳光和一切。一个想法在李玉茹的心里开始萌发。
李玉茹怀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飞机。在伦敦塔下，在莱茵河畔，她无心欣赏诱人的异国景致，牵挂着远方的师友。繁忙的演出过后，她常常伏在旅舍桌上，面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给曹禺写去一封封充满关切的信。她也收到曹禺从国内寄来的信，这些信总是那样及时，追随着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种无须多说的默契，已在两人心里悄然建立。
但是，作为一位已经跨入半百年纪的中国妇女，尤其作为颇有名望的女演员，她不得不思考许多传统的观念和现实的因素，甚至比平常人思考得还要多。她想到，曹禺同志和她都是把戏剧事业视作生命的人，一旦双方结合，一南一北的确实不方便，而要叫她住到北京去，工作怎么办？她毕竟在上海的舞台上活动了半辈子，黄浦江畔是她事业的基地呵！还有，他有四个女儿，自己也有两个女儿，如结合在一起，如何处理好家庭问题？她要再想想，要等事情更成熟些。
剧坛伉俪
生活的进程，常不容人多多思索。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李玉茹刚从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