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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看，像对联合国，大家知道联合国，美国人眼中从来是看不到联合国的，去年的时候，美国一个特别保守的一个参议员，他曾经到安理会去，应邀做了一番演讲，本来人家请他去的目的是说，要解决为什么美国没有把会费，拖欠的会费及时交纳的问题，他去了就像老爷训孙子一样的，把联合国的会员们骂了一顿，说我美国，四分之一的会费联合国都是我出的，而你们经常给我捣乱，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这哪儿行啊？总而言之是教训人的态度去的，所以在美国人眼中，联合国要么就是经常看不到，要么提到的时候也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这次，美国人发现，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反恐联盟，尤其是为了使各国他们能够支持反恐联盟，而不是支持在美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反恐联盟，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反恐联盟之下，美国必须借助联合国，美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这样一种认可、支持和加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就在“9·11”以后迅速的交纳了它拖欠的一部分会费，不仅如此，而且美国的总统同联合国秘书长很快做了会晤，而且希望得到联合国的各方面的支持、认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联合国只是全球多边机制、多边安排中的一部分，美国以往的态度啊，有人很形象的把它成为是叫单边主义，我行我素，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我自己的方式去干事情，联合国怎么想、其他国家怎么想、国际制度怎么想那再说，包括比方说像遏制全球气侯变化的《京都议定书》，比方说在人权问题上面，比方说在联合国问题上面，别的国家是不那么重要的，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声音，我自身的考虑最重要，但是这次他发现，恐怖主义是如此之可怕，恐怖主义对美国未来的威胁要消除是如此的之难、之急迫，因此它不能不借助于联合国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大家还会继续看到，就是在美国以往的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很多领域，未来一段时期会出现一些很微妙的、复杂的、持久的变化，包括在联合国问题上面，包括在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面，包括美国在…比方说类似于在全球反导谈判，或者叫战略武器平衡的问题上面，同俄罗斯、同中国，同一系列国家的对谈，讨价还价中间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不是说美国人改变它的立场，不是说它在中东问题上面，它根本就同情了巴勒斯坦人，在反导问题上面根本站到俄罗斯、中国一边，在联合国问题上来看重联合国，不是的，而是说回到刚才我说的话题，就是轻重缓急变了，当务之急是什么？当务之急是消除美国人的阴影，就是大家看看美国的CNN电视，或者是有朋友、有同学在美国就感到，美国人有句话叫after sept。11，everything has changed。，从9月11号以后一切变化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遭到袭击，为什么那些人不要命的来攻击我们，而且为什么我们随时随地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这种惊恐不安中间？所以美国的总统也好，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好，当务之急是说让这些人，让美国的国民、让美国的经济，美国老百姓处在一个有信心、安定，开始工作、开始消除阴影的状态，无论什么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大，无论什么过去的这种芥蒂、过结、争吵可以暂时的，哪怕是策略性的要服从它，所以从这个意义看呢，我觉得它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考虑到美国对今天国际体制，对各国外交的重大影响，所以我说在世纪之交出现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它一定会产生一连串的互动，就像打台球一样，一个好的击球，它不仅把一个球击进了球洞，而且同时造成一连串的击打，这个球到那个位置，第三个球进了第三个洞诸如此类的。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中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上面，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我们同样跟美国人一样，就是对这个恐怖主义是深恶痛绝，不仅我们看到在世贸大楼那么一些无辜者，那么无助的从楼上跳下来栽到灰烬中间去，让人感到很惨烈。同时我们也想，我们自身何尝不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呢？我们在我们的西部，东突分裂主义集团他们也用这样那样的手段炸公共汽车，在街上制造爆炸，包括在北京。其实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来自于恐怖主义集团、分裂主义势力的挑战。俄罗斯最近这几年饱受恐怖主义之苦，车臣分裂主义集团在莫斯科搞了很多一系列的爆炸，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他就对美国人一方面表示同情，另一方面说，不要忘记，就是在纽约制造爆炸的那些是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所为，在莫斯科搞爆炸的也是恐怖主义，这个话是有含义的。因为有些人曾几何时在“9·11”以前的时候，还把车臣的外交部长奉为上宾去加以接见，说他们是争取自由的斗士。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问题是各国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双重、多重的标准去反恐，那么用这样一种标准再来衡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它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矛盾，存在一些两难、困境，这个东西不是短时间能消除的，它需要我们来看现有的各国的，尤其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哪些是属于那种惟我独尊的，单边主义的，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采取另外一些标准的，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甚至我们今天还来不及评估它的后果，来不及评估它的潜在的各种各样的所造成的互动。但是我的感觉是，就像珍珠港事件造成了美国的参战，造成了世界战争的格局在40年代中期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就像越南战争给美国人一剂清醒剂，让美国人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间反复的思索，美国如何在世界上立足、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如何处事，比较谦虚的处置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我觉得今天“9·11”事件虽然短时间看，军事打击，尤其是对本·拉丹，对塔利班的攻击是当务之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更深刻的讨论，特别是那些对整个国际安全、国际体制安排会产生一系列重大后果的，那些更深刻的一些思考和相关的战略，我觉得会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逐渐凸现出来。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我在这里就是粗略的勾画出的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思考，反应出我们，我个人作为研究人员一些不成熟的，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反应，但是我希望，就包括每个人，不管是什么专业的、什么角度的对问题应当去思考，因为他的思考，不仅仅是从学业上、从专业上，我觉得确实还能锻炼我们、锤炼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复杂、互动、多变的世界一个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9·11”事件也是个好事情，它确实是个综合症，它暴露出了现有集体的一些痼疾，它也提供了我们去改进、去根除这个痼疾的一些思路、一些方向，更锻炼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能力。所以，我想我先就这么讲几句，因为主持人说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过程，大家我想一定有很多问题，我愿意有针对性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再做一个探讨。谢谢。
主持人：在现场观众跟王教授互动之前，我先让凤凰网站跟王教授互动一下。首先看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的提问。
这位网友叫“快过期的红辣椒”，他说“我觉得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第一是因为它有很多敌人，第二，它有许多可袭击的明显目标，第三，是它的安全系统有盲点。我想问王逸舟先生的是，这三点容易遭至灾难的隐患，我们中国有没有？也就是说有没有有理由袭击我们的恐怖主义敌人，还有一个，还有一句话，他说“至于中国安全上的问题，我本来应该问公安部长，但您正好在这儿，我也问您吧，请您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但千万不要泄漏国家机密。”
王逸舟：在刚才这位网友提的三个问题中间呢，我认为后两个问题是对所有国家的，尤其是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有很多大项目的国家，是有同样的警醒作用。但是第一个，就是树敌过多，我认为确实，这点意义上讲，仅仅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认为美国人比我们要反思的东西要多，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间，美国人是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他们比我们的能量强大、活跃得多，而且在很多地区热点，很多造成矛盾的问题上呢，中国我们是主张一种独立的、和平的这样一种外交，我们不过多干预别国内政，我们不愿意到处去树敌。我们在非洲、在拉美、在其他的各个地方，我们都是主张，比方有冲突、有了矛盾，首先第一要找联合国，第二呢，最好用和平方式解决，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如果联合国要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时国的主权，得到当事国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不那么容易去树敌，不那么容易遭至这样一种就是反感，甚至恶感。而美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这次我们大家如果注意到，就是在10月1号到7号，联大关于恐怖主义的辩论所说明的那样，就是很多国家不无道理地说，就是说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我们同情，但是美国为什么特别容易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呢？不仅是因为目标大，而是因为它的某些外交政策树敌过多，就像刚才网友说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可以宽慰得多。我在有一次答网友问题上，在人民网上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那个网友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中国以德示天下”，真正的以这种和平外交去推进的话，中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阳光总会伴随中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认为刚才所说的这种我们的危险度会跟美国一样大，当然，作为安全防范家、作为政治家，尤其我们的设计师们，他们是要考虑。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定对，就是如果恐怖主义要打击你的话，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有他的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简单说吧，就是安全防范不完全是一个物的东西，不完全是通过好像物理的防范，通过高炮，通过各种手段，我觉得防范还有某种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而体制性、政策性的层面，我觉得美国人确确实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主持人：我基本可以告诉这位网友，在树敌问题上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王逸舟：没有说高枕无忧，我觉得我们比美国的状况处境好得多。
主持人：下面这位网友叫“坐看白发三千丈”，他说，我看了《人民日报》网络版1999年5月14号的记录，发现您那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那里主持抗议北约炸馆暴行的BBS论坛，王博士说过这样的话，下面是您说的话，这次轰炸中国使馆的真正主使者可能永远找不到，但我们要不依不饶，把这个追究的过程当成一个伸张正义的过程，从这句话的语意中，我们可以看出您当时确信炸馆不是偶然，而是有人指挥的，理由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后面是您说的话，美国精确的制导导弹，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现在我特想问您，当初您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受了90年代美国电影大片的影响？通过这次“9·11”事件您还认为美国是一个万分精确，而毫无疏漏的国家吗？它前有珍珠港，后有越南战争，在历次战争中，它还曾经经常把自己人炸死，怎么一定说中国驻南使馆是它蓄意而炸呢？
王逸舟：我当时在科索沃危机以后确实上网主持了这个讨论，现在我还认为我的看法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我认为从正式的官方的公布文件来看呢，美国认为是一场误炸，但是这是从白宫，从五角大楼正式发言这么说的。我个人认为，也许最高决策者对这个事情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比如说克林顿，但是我当时的疑惑呢，坦率地讲我现在仍然没有消除，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网友提到的，我认为这个事情当时用那种方式发生了，可能并不像我们所得到的这种讯息、解释那样简单，不过呢，现在因为我们谈的是“9·11”事件，我想这个事情是应该分开，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说当时我们的使馆被炸了，因为有那样一种愤恨而对今天“9·11”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世贸大楼那些无辜者的丧生无动于衷，是两回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今天“9·11”发生的事件，我觉得应该抱有一种冷静态度，那些丧生者同样是无辜的，而且是一种可怕的、阴谋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讲呢，就是说我们如何使这样一种阴谋不再，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不仅要从政策层面、从物的层面去防范，比方说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更要对现有的国际体制、国际安排，各国之间的外交做一些新的调整。我想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区分开，否则你情感性的东西，可能导致你无法冷静的去分析现在的一些事态，我想是这样分开比较好一些。
主持人：这个网友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您是没有摘开情感的问题，非说那个炸弹是成心炸到中国使馆。
王逸舟：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我分两个层面，就是从正式的官方的层面来说，有一个合情的解释，他认为说美国没有道理，白宫亲自下令来炸中国的使馆，但我所说的是呢，它不一定是白宫下令的，它可能是因为其他我们所不知的原因、不知的机构、不知的利益集团所驱动的，这个东西可能永远是谜。为什么肯尼迪之死也是个谜呢？就是这种谜太多了，也许我们无法得出，那么让这个谜留着。我们只能是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理性地去分析它。而且我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不要把两件事情简单的挂钩，情感影响理性的分析。
观 众：有消息说布什总统发动这次战争，听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个人利益的因素，您怎么评价？
王逸舟：这个我觉得恐怕说得不太准确，如果说，我举个历史例子，如果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关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确实有某种布什切尼背后利益集团在作用，就是他们主要是南方财团，油气财团，天然气、石油财团资助上台，因此他们要对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协议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把一些发展国家拽入，同时要减少美国的承诺，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次反恐问题上，我想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如果你能够到美国，或者是能够看美国这样一个电视网络、传媒就感到，美国人确实一切都变了，美国人的恐惧感，美国人当前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节奏都因为“9·11”事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一国之首，作为军队、国家整个民族的领导人，他的当务之急当然是要让老百姓，要让整个经济不再受这种威胁，至少是大大缓解这种威胁。因此，我想这个恐怕仅仅是说，是他个人的考虑，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来推动我想不确切。但是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反恐斗争达不成预期的成果，如果花了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动了这么大的军队，最后结果仍然不成功，仍然美国继续遭受这样那样的袭击的话，那确实，可以说他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就没有望了，对他的政治生涯也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说开，把它分开，一个是目前美国的行动，主要是呼应美国民众的情绪，而另一方面讲呢，他的行动如果做得不够好，如果打击得不理想，那么共和党、政府，特别是布什本人的声望，他的政治生命恐怕也会毁于一旦。
观 众：珍珠港事件使得当时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持人刚才也讲到了，中国从珍珠港事件当中是有所收益的，因为美国参战使得整个世界大战提前结束了。我想问的就是说，“9·1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收益，还有除了巴勒斯坦能够建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可能会发生以外，其他有可能发生的世界政治性事件您有什么预言没有？谢谢。
王逸舟：关于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国在这场反恐斗争中的厉害关系，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题目，也牵扯到很复杂的一些方面，我觉得需要深入研究。总的感觉上来讲，就是这场反恐斗争确实给改善前一段时间因为美方推进单边强硬政策，造成危害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两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