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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48 当年的镜子
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要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微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交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微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叭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49 知情人
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若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50 隐者之城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间或机房，还可发现他们的物理本质不过是电磁信号或纸媒信号，由一些专业人员采集着，编辑着，复制着，包装着，日夜向外传输着。这样，我们就像地老鼠，藏在十分安全的暗层，与远方的符号产品打着交道，对一些隐匿别处的机器流水线产生着感情。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他们（亦即它们）的伤害。我们就是做了好事或坏事，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Love to be unknown！ E·希奥兰深知人们的这种冲动。
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少量的目标必是被过多关注的目标。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长久曝光状态。我们无法隐名更无法逃脱，身上肩负着太多来自乡亲们肉眼的目光。这样，即便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日长月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人们为什么进入城市？到底是为了渴求邻居还是为了摆脱邻居？是为了进入群体还是为了逃避群体？
51 邻家有女
谷爹很瘦，脑袋一偏，就横搁在肩膀上；两腿一缠，就缠成了不可思议的麻花；手往身后一插，竟从腰的另一边伸出来。他全身的关节似乎可以随意脱落和折叠。如果要吓唬我一下的话，似乎还可以说干就干，把自己扭成一个魔方，让我在一堆身体部件里找不到他的脑袋。
这位疑似魔方是忍不住来报喜的：在城里打工的女儿回来了，给娘买来一双皮鞋，一百三；给他当爹的买来一件毛衣，一百三；给二妹买来一件好时髦的衣，花里忽哨，扯七吊八，打了好些补丁，鬼样子，丑绝了，还是一百三。还带来一盒高级糖，每一块都包了三四层纸，要用钳子夹着吃的，也是一百三……
不知他为何总是要报出价格，而且总是报出“一百三”。
他也许是记错了。
照理说，谷爹有两个打工的女儿，都是懂事顾家的姑娘。他的家境因此不会太差。但他还是找我借钱，说他要买一头牛，手头有点紧，求我借给他一百。他不久后就还了，但过不多久又来借，说小店要进货，手头实在周转不开，求我再借给他三百。他不久后又还了。他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从此开始，每次借得不多，还钱也基本准时。
其实我怀疑他借钱另有所图，比如把借钱的名声张扬出去（装穷能免去很多麻烦）；或者是满足一种囤积钞票的癖好（不管用不用得着的票子，多捏一些在手里总不是什么坏事）。但他并不是白借，虽然不还利息，人情却有桥有路。有一次送来两个梨子，是那种味道结涩的小酸梨——我不想吃，但收下了。另一次他送来两支粗粗的蚊烟，是自己用废报纸裹出的两管锯木屑，让我熏熏蚊子——我说用不着，但也推辞不掉。他大概想以此表达谢意。
他对自己的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似乎又不无苦恼，有次在路上见到我，重重地叹一口气：“你住得离我家最近，但我硬是没有借过你的光，吃了亏呵，吃了亏！”
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不忍心坑我？又不甘心这种不忍心？
我去过他家，参观过他家门前的各种鲜花，参观过他新屋的楼上楼下，不胜酒力但喝过他半碗谷酒，呛得脑门冒出了汗，轻飘飘地左右无依。时值寒秋，我把双手伸到烘罩的棉褥子下，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双手和胸口暖烘烘的。在我的鼓动之下，谷爹借着酒兴唱了一些歌，无非是“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一类，或者是“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一类。他唱完了，抢在我前面自我评点：“好深沉咧！好深沉咧！”——这是指一首关于孤儿的歌。
他接下来说起了他的牛，就是他不久前借钱买来的牛：那哪是牛呢？比人还懂事！比人还要知书识礼！
每天早上，他根本不用放牛，只消把牛栏门打开就行。那条大黄牯不仅自己识得路，而且不吃邻家的禾，不吃邻家的菜，自己左拐右折，直奔湖边的草坡去寻食。到了傍晚，你往牛栏里一看，嘿，它又回到了牛栏里，决不会在外迷路。“它前世一定是个人，不然不可能这样灵性。你信不信？”
他这样说。
谷爹的两个女儿都外出了，家里只留下“满姨”——这是当地人对最小女儿的称呼。可怜满姨几年前在一场大病中瞎了双眼，留下两个空洞的眼窝子，至今没法上学读书。但家住学校附近，她常常摸到学校里去，隔着窗子听老师们上课。她现在居然已经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九九表，背出两位数的平方表。《喀秋莎》、《阿里郎》、《外婆的澎湖湾》一类歌曲，她也都会唱。客人们去她家闲坐，最常见的节目就是叫她来一段背诵，从九九表到平方表，背得客人们大为惊诧。
我只到她家去过一次，但后来有一天经过那里，发现她站在门口，远远地把眼窝朝向我，嘟哝出一句：“韩少功！”
小孩对我直呼其名，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旁边一位正在破竹的老人逗她：“喊错了不是？韩少功在哪里？”
“就是韩少功！”她仍然望着我。
我也想逗逗她，故意别着嗓门，“我是龙老师呵！”
她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不是？”
“我记得你走路的声音。”
谷爹走出大门大声喝斥：“没大没细，讨打么？大人的名字是你喊的？喊‘韩爹’，听见没有？”然后对我绽开一脸笑，“她呀，长一双狗耳朵。你还只走到校门那边，她就听出来了。”
在旁边破竹的老头还说：“她连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都听得出来。”
这当然令我吃惊。既然她听得出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那么她想必也能听出过路的狗是哪一只？过路的鸡是哪一只？或许也能听出飞过的是哪一只鸟和哪一只蜜蜂？她是否能在深夜听到这山峒里各种人的秘密、动物的秘密、植物的秘密、泥土和流水的秘密……乃至我深夜里一声叹息？
我与她玩过一次从五个手指中猜出中指的游戏，也就是那么一次，我早就差不多忘记了。我吃惊地得知，从那以后，我的一线脚步声就永远留在那里了，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一个小盲女的黑暗里永远收藏。
52 笑大爷
哥哥八岁的时候出走，至今没有消息，也许是掉下山崖摔死了，也许是被“红毛狗”吃掉了——这是山里人对狼或豺的叫法。祸不单行，笑花子自己五岁那年不小心，扑倒在火塘里，烧坏了一张脸，留下了嘴角两边向上吊起的疤痕，看上去是一朵凝固的笑。
他伤心的时候是笑，生气的时候是笑，紧张的时候也是笑，所以被大家叫作“笑花子”。每次家里没米下锅了，他饿得直哭，但越哭越像笑，好像挨饿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每次听到红毛狗叫，他躲在母亲的身后，但越怕越是笑，好像野兽来了也让他乐不可支，都笑得快要岔气了。有一次，父亲要他下山去买肉，招待上门来的篾匠。他回来时两手空空，大概是一生气就把肉扔到山谷里去了。父亲没问出个缘由，也没法找回来那块肉，一气之下，抄起扁担就要打。没料到他先下手为强，笑呵呵地一棒子把父亲先拍倒在地，打得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以后，父亲一见到村干部就解裤带，让对方看看他屁股上的伤。
父亲是要让村干部们相信，笑花子是个神经病，是个废人——他们家的困难没有半点夸大不实。
笑花子拍下那一棒子以后，不再回家了，成天在山下的村子边转游，晚上可能睡在牛棚里，可能睡在茅草里，也可能睡在屋檐下。到底睡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也笑呵呵地说不清楚。人们说，这是个活宝，是村里的名胜古迹，毒蛇不咬他，蚂蝗不叮它，蚊虫也不沾他，他不管睡到哪里都平安无事，而且经得住寒也耐得住热，基本上没有头痛脑热的麻烦。
他其实从不乱来。要说癫，只是癫在把动物当祖宗，到处给动物摆灵堂，供上几块石头，烧上一点废纸，自己撅着屁股叩头，把丧祭之事办得有模有样。蛤蟆死了，他就祭蛤蟆，直到蛤蟆臭。鸡死了，他就祭鸡，直到鸡臭。
有一次，鸡的主人捣了他的祭坛，无非踢飞了他的几块石头，气得他哇哇大叫，随手砸来一个石头，把对方砸得头破血流。
消息传开了以后，没有人再敢惹他。
他穿着或男或女的百家衣，穿着或大或小的百家鞋，经常在路上游荡，见人永远是笑容满面。他最幸福的时候，当然是村里有红白喜事了。响着鞭炮或锣鼓的地方，少不了他的身影。不过他不乞讨，也不闹事，只是远远地坐在阶基上，看着人头攒动的男女老少，脸上总是开心一刻。有人可怜他，会给他一些吃的。主家怕他添乱，也会拿一些肉块或者米粑，打发他快走——这当然是他大快朵颐的良辰。
在梅峒某家的婚礼上，他举止有些反常，吃完了肉块和米粑还不走，得了一件旧运动衫还不走，只是慌慌地在地坪里狂跑，发出呜呜呜的叫声，手里摇着一把不知是哪里捡来的破伞。
“你疯什么？”主家觉得他讨厌，把他轰得远一点。但他跑远以后又折回来，依然狂跑乱叫。
大雨项刻即至，贺喜的客人们全部寸步难行。摩托车和小汽车一一陷在泥泞里，或者阻在塌方的公路上。有人这才想起了笑花子不久前的吵闹，还有他摇动破伞的动作——这傻子莫不是给大家报雨？
后来，有些人注意到，每次大雨到来之前，笑花子都会摇一把破伞，比气象台还灵。
火灾也是他最先察觉的。腊月间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村长家门口，手里拿一枝松树，在这里扑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