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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
05 耳醒之地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望断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宏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06 拍眼珠及其它
山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闭塞。自从电视和卫星天线降价，山民们的房前屋后出现铝皮锅，吞吸着亚太上空无形的卫星信号，于是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男女接吻，英超球赛和日本卡通，还有丰乳霜和润滑油的广告，等等城里人熟悉的东西，也都变戏法式地无中生有，日夜空降遍入民宅，冲击着山民们的眼球。
不过，他们对这些似懂非懂，要看不看，把电视权当一张可以变幻多端的年画，徒增一点家里的热闹而已。有一家的电视，从一大早就叫嚷出了最大音量，播出某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大概那语言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懂，或者主人从未打算从中听懂什么，也不曾听懂过什么，只是要用最大音量来扫除寂静。他不觉得有更换频道的必要。三个娃崽守在屏幕前，咬着指头，抹着鼻涕，看得津津有味。这比起他们以前看满屏雪花里几个鬼影当然要有意思多了——铝皮锅的功劳令人振奋。
我担心他们听不懂，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的节目，意思是他们得学会选台。但主人并不在意，反而说这个频道好看，蛮好看，你不看么？
不知他们对阿拉伯为何情有独钟。
老人们年迈体弱，不大出山了，却胸怀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或印度的音画为伴。他们谈起世道大多从电视机谈起。一般来说，他们高兴科学的进步，毫无中世纪教庭那种对科学的恐惧。电视不就是“千里眼”么？手机不就是“顺风耳”么？飞机不就是“神行法”么？火车不就是明朝高人刘伯温的“铁牛肚子藏万人”么？……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早在中国人的预谋之中。他们连声啧啧，一个劲地摇头，惊叹古人的超前预见，也惊叹现代化无所不能，并且把所有奇迹都归功于国家领袖，比如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他们对现实也不很满意，尤其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伦常丧尽。眼下偷茄子的有了，偷杉树的也有了。就算上了公堂，直的可以说弯，死的可以说活，恶人说不定还可以使钱买官司。照这样下去，天下焉得不乱？政府不猛下毒手，何谈治国安邦？特别是电视里男的抱着女的啃啃啃，女的抱着男的啃啃啃，抱住别人的婆娘或老公也还是啃啃啃，成何体统？下流不下流？他们一到这个时候就恨恨地质问：怎么没人来拍眼珠？
“拍眼珠”，是以前的私刑。一位法国史学家曾谈到地中海周边山区，说税收和法律无法延伸到高山，山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外。但中国的山民们以前疏于国法，却不乏家法。直到上一个世纪，官权管制网络覆盖到最底层，国法兴而家法亡，现代国家体制才逐渐成形。但这在老人们看来利弊兼有，是说不大清楚的。他们巨大的困惑是：以前谁敢偷盗？谁敢淫邪？谁敢不孝父母？偷了一块熏肉，就须杀猪一头，请大家喝“洗脸酒”。要是罪行大了，祠堂门一开，就得把贼人绑在树上，用小竹筒套住他的眼睛，再在竹筒尾端猛力一拍，滋溜一下，贼人的眼珠就被挤压出来，带血带水地落在竹筒里——八溪乡老一辈中至今还有几个独眼人，脸上留有酷刑残迹。
“烧油扇”也是私刑之一。抓到偷人养汉的淫妇，至少也是要罚她几桌“洗脸酒”。要是她的罪大，就得把她全身剐光，让她坐进一个没有板子的椅框，下身一折，阴户朝外暴露。然后有一把油纸扇插入阴户，一经点火，阴户就烧得火冒油滴，毛焦肉臭，以后永不可再淫。
老人们说，男子犯家法也得论罪。山那边有个厉瓦匠，是个好色多骚的郎猪，即书上说的配种公猪。他脸皮也太厚了，睡人家的女儿不算，还睡人家的媳妇，最后还睡上自己的亲婶子。族老们对此气昏了头，说女儿么也就算了，反正是要嫁出去的，乱伦和乱种则万万不可，不沉塘灭逆，实在天理不容。
他们只是没有料到，那郎猪不但鸡巴骚，而且水性太好，被众人绑在楼梯上，沉到水塘里三番五次，一出水还在眼眨眉毛动，打喷嚏，甩脑袋，让众人十分无奈。
眼看日落西山，郎猪觉得乡亲们太累了，太没面子了，才主动给众人找了个台阶：“你们是真要我死呵？不是开玩笑呵？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快，削个塞子来，塞住我的屁眼。”
他的意思是，那样才能淹死他。
大家半信半疑，照他说的去削了个木塞子，堵住他的肛门。这样，当人们再次绑在楼梯上沉塘时，水里冒出一串气泡，然后不再有动静。
我不知这种传说是否有几分夸张。
07 智蛙
我们一家进了村，发现房子还没盖好，根本没法住。施工队的包工头老潘满脸歉意，说不是他有意谎报军情，耽误工期确有客观原因：下雨、停电、机器坏了，有人要回家插秧等等。但我看他成天与妇女们打牌，输钱无数，是最受妇女们欢迎的“扶贫干部”——这才是误工的最大原因吧？
我这样一说，潘师傅红着脸，但坚决不承认。
我们只好暂时借居在附近的庆爹家，耐心等待工程扫尾，顺便也开始荒土的初垦。
庆爹家门前有一口荷塘，其实是水库的一部分，碰到水位上涨，水就通过涵管注满这一片洼地，形成一口季节性水塘。每天晚上，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唤，开始时七零八落，不一会就此起彼伏，再一会就相约同声编列成阵，发出节拍整齐和震耳欲聋的青蛙号子，一声声锲而不舍地夯击着满天星斗。星斗颤粟着和闪烁着，一寸寸向西天倾滑，直到天明前的寒星寥落。
有时候，青蛙们突然噤声，像全钻到地底下去了。
仔细一听，是水塘那边的小路上有人的脚步声。奇怪的是，不久前也有脚步声从那里经过，甚至有一群群娃崽打闹着跑过，青蛙如何没有停止叫唤？
庆爹说，老五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老五是个抓蛤蟆的。
我后来还知道，老五这一次尽管不是来抓蛤蟆，既没有带手电筒，又没有带小铁叉，但蛤蟆还是认出了他。
这真是怪事。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能相信青蛙有这种奇能。它们居然从脚步声中辨出了宿敌的所在，居然迅速互通信息然后作出了紧急反应，各自潜伏一声不吭。它们不就是几只蛤蟆么？现代人用雷达、电脑、手机、激光、群发装置也勉为其难的事情，几只蛤蟆凭什么可以做到？
老五的脚步声过去以后，青蛙声又升起来了。不管我在塘边怎么走来走去，它们都不理睬我的疑惑，哪怕我重重跺脚，它们也一声声叫得更欢。我在黑夜里看不到它们，但我能想象它们脸上那种对低智能人类的一丝讥笑。
08 笑脸
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训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笑动作——我在有一段时间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
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日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
09 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乡的有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他们虽然没有当地知青，但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下乡“社教”和支农，对农村并不完全陌生。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
10 特务
庆爹在地坪里歇凉，觉得我迁居山乡很奇怪，便想起了一个故事。
他年青的时候当过民兵队长，曾奉上级命令，每天晚上到山顶上放哨，提防台湾方面派飞机来空投特务。当时刮着春夏之季的东南风，台湾方面曾放出大气球，空投过来一些传单、饼干、美女画片什么的，并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即将开始。
老庆很想接到饼干白糖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接到过，倒是有一天在树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推了一把，发现对方面色铁青全身冰凉，这才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死者是个女人，四十来岁，左耳根有个痦子，身上没有搏斗或强奸的痕迹。她没有背筐或挑担，看上去不像农民；也没戴手表或者插钢笔，不像是干部。衣袋里只有几块钱和一张废汽车票，从票面上也看不出汽车的起止地点——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老庆没命地跑下山。后来县里人武部和公安局的都来了，没查出个结果。老庆带着民兵负责保护现场，轮流守着这个女尸，一直守到尸体渐渐发臭和生蛆，才获准将一堆腐肉草草葬在山上。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呵。老庆是队长，不能不带头勇敢，不能不在天高月黑的夜晚上山去，哆哆嗦嗦地捏住一杆梭标，守住一堆正在生蛆和发臭的肉，听着大山上各种野物的叫声，还有枝叶在风中唰唰唰的狂啸。有一天夜里，大雨瓢泼，他全身水洗一样，泪水、尿水、雨水以及禁不住的冷汗一起流淌。
不知是不是出于幻觉，电光一闪之际，他发现死者已经坐了起来，吓得当即一声大叫就晕了过去。他说死说活再也不当民兵队长了——这是后话。
死者的来历一直没有个说法。据说附近没有失踪者，公安局通报了全县、全省乃至全国，但各都也没有发现左耳根有个痦子的失踪者。即便在台湾海峡十分紧张的时候，对所有可疑人员排查最为严密的时候，事情还是成了一桩奇怪悬案。
我后来听说，这个世界的悬案其实很多。我一位朋友的妻子，并无精神性的病，有一天去工厂看望女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位朋友的老师，在受到政治迫害最厉害的时候还活得很正常，倒是在平反复职以后的一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从此人间蒸发，十多年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亲人们反复寻找也不知下落。有专家告诉我：这样的失踪者不在少数，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他们毫无理由舍弃自己的家，却事实上舍弃了。他们也许像山上那位神秘来客一样，被一座远方的大山召唤而去，在罕见人迹的密林里选定了归宿。
她的名字永不可知。我只能说，她也许是命定的漫游者，是上帝派来的特务，对大地进行某种隐秘的调查，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守口如瓶。
11 怀旧的成本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