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蛉に鹁僮笮Γ夏烈踩炭〔唤�7号上午，他还打来电话，说随单位老干部一起，到郊区休息两天，要把手机号码告诉我，有事可随时找他。我说，“不用了，不就两天吗？你刚从欧洲回来没几天，你不是说觉得很累吗？趁这机会，好好休息。”但谁能想到，转眼之间，他竟永远休息了。这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往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牧惠本名林文山，年长我九岁，是前辈。我在读大学时，已拜读他的杂文了。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获得平反，重新拿起笔。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广东的《学术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林文山热情洋溢的回信，当时他是该刊的负责人。不过，与他见面，是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好多年之后了。这是一次报社召开的座谈会。我与他打招呼，叫他牧老，他立刻纠正道：“怎么叫我牧老呢？叫牧惠，老牧就行了。老牧，老来还在放牧呢。”他的温和、风趣，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笑着说：“古有文文山，今有林文山。”他马上正色道：“你要我学文天祥绝食而死啊？”说着，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从此，我们来往日多，成了好友。老牧虽然是杂文家，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读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与我是同行。他是杂文界屈指可数的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作家。关于历史，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我毕竟主要是捧史学饭碗的。他在写作中，有时碰到一些史料问题，他吃不准，会来电问我，我都就己所知，源源本本告诉他。这在朋友之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他却几次在文章中说“请教明史专家王春瑜兄”云云，使我受宠若惊。我曾跟他说，古人有通财之谊，文友有通材——即材料、史料——之谊，以后文中不要提我，他却说：“那多不好，君子不掠人之美嘛。”
事实上，老牧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朋友之情，我曾出面主编过的三套杂文、随笔丛书，几乎都是老牧敦请的产物。他每年春天都会跟我说：“我去年写的杂文，已编成一本书了，你出面主编一下，把我的书收进去，怎么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何况其中多半也有我的集子，还能拿一笔编辑费。他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腔北调丛书》（内收他的杂文集《沙滩羊》）、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海夜航文丛》（内收他的杂文集《把图画圆》）非常满意，几次跟我说：“春瑜兄，多亏你啊，真是立了一功啊。”我总是跟他说：“干嘛这么客气？”事实上，只要有出版社请我出面主编杂文、随笔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牧惠。不仅这位杂文界的老大哥名震遐迩，文章质量高，非他加盟不可。还在于他从不计较稿费高低，常说：“我们有工资，有住房，书印出来就好了，要那么多的稿费干嘛呀？”不是所有杂文作家都能有他这样的胸襟。我曾经主编过一套随笔丛书，有二位老作家闻讯要求加盟，我一向尊重前辈，欣然同意，他们在合同上都签了字，包括稿费标准。可是书出版后，他们却都忿忿然，说稿费太低，不但抱怨我，还指责出版社。说真的，我非常后悔帮这二位出书。对比之下，怎能不让人敬重牧惠，他常跟我叼念朋友的好处，如说“燕祥绝顶聪敏，文字比我好，为人善良，对朋友真诚。”对文友中的前辈长者如李锐、吴江、曾彦修、何满子，王元化等，更是敬重不已。王元化先生年过八旬，健康不佳，视力日弱。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非常欣赏牧惠的杂文，坚持着将近年牧惠送他的几本杂文集都读完了，觉得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读了很有收获。对《与纪晓岚说古道今》这本书，他也很欣赏，说很有意思，读了让人开心。我将王老的这些话，转告给牧惠，他听了很感动，说：“王老这么大年纪了，视力又不好，竟把这些书看完了，我真感到不安。”元化先生还与牧惠通了电话，约他到上海见面详谈。牧惠曾与我商定，秋后找个机会，一起去探望元化先生。6月11日上午，我致电元化先生，告诉他牧惠的噩耗。王老十分震惊，痛惜之至，叮嘱我：“我虽没见过牧惠，但精神上早就相通，请代献花圈，务必写上‘老友牧惠千古’。”牧惠遽归道山，留下不少遗憾。我想遗憾之一，应当是未来得及与他甚为敬重的元化先生谋面，畅叙衷肠。
老牧是位老共产党员，为人方正，生活朴素、严肃。他曾跟我说，有次他去发廊理发，有个女孩竟要拖他到里间按摩，吓得他立刻夺门而出，抱头鼠窜，我听后大笑，说：“至于嘛，她又不是老虎，应当处变不惊，亏你还打过游击！”他立刻反唇相讥：“你这家伙要是活到我这把年纪，肯定是个老不正经、老不死！”其实，老牧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老朋友之间，很爱开玩笑。有次我给他打电话，问：“老牧，干嘛呐？”他说：“一个人在爬格子呢。”我问：“怎么成了孤家寡人？嫂夫人呢？”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去香港我女儿家了。现在我是快乐的单身汉，打算找个三陪小姐来聊聊呢！”我立刻笑出声来。我曾将此事告诉邵燕祥兄，他笑着说，牧惠是个老顽童。今年4月下旬，我邀请老牧去安阳师院讲学，他讲的题目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杂文的发展》，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有位学生递了一张纸条，问：“如何使杂文深入到大学课堂？”老牧答道：“这很好办。有机会，你们经常邀请我来讲讲，不就深入课堂了吗？”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老牧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
说不尽的牧惠，老牧是名人。但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凡人，可敬可亲的老大哥。而今，他却像一阵轻风，悄然掠过，永远消逝。长留人间的，是他的四十多本著作，尚未出版的遗著，以及他的亲人、文友们不尽的痛惜与思念。这几天，天气不好，没有月色。但遥望长空，我却想到了如水的月光，想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想到了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悲凉诗句。是的，牧惠的作品，不就是文海中的明珠吗？愿他的英魂，永远与沧海、明月拥抱在一起。
认真的牧惠
陈四益
牧惠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没有一点预兆，没有一点理由。他才七十六岁。按照“六十小弟弟，七十不稀奇”的说法，像他这个年龄，实在远不到撒手的时候。何况他的体质一直很好，每周游泳两三次，每次要游八百米，这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今年体检，医生还说他心脏功能不错呢！前些时，听说他去了广东，后来又听说他去了欧洲。没有对健康的自信，是不敢这样满世界跑的。但是，越是想不到的事情越是发生，似乎已经成了这年头的常事。惊讶之后是叹息，叹息之后是忘却，也从来如此。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想来固已恍如隔世，就是去年、前年的事情，也已云里雾里，记不真切了。人的记忆实在不可依赖，正因为不可依赖，才能淡漠了许多痛苦，许多思念，许多不平，才有了苟活的勇气。这样想，忘却实在是人类最有效的安慰剂。然而对于牧惠，我却很难忘却，特别是他的认真。
同他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同严秀正在为湖南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名叫《当代杂文选粹》的丛书，分辑出版，每辑十人，每人一本，每本不过五六万字。那时写杂文的大家、名家尚夥，如果像今天某些主编那样，分请各位自选一本，然后拼凑成书，费力无多，一样斐然可观。但是，他同严秀二位却选了一种吃力的笨办法：一是名家、大家，已有较全面的文集、选集问世而又较少新作的不选，以避重复；二是虽然也向作者索要作品，但几乎是要去了全部作品，由他们二位自己遴选、筛汰、定稿，不肯假手他人；三是入选范围不限于大家、名家，他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杂文的新作者上。这些作者的发现是要靠他们自己从众多的报刊上去“挖”的。由此可见，他们是认真办事的人。他们希望这一套选本，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代的杂文现象而没有重要的遗漏；希望通过这套选本，提倡一种他们期望于杂文的风骨，而不致如某些论者所希望的那样，抽掉杂文的脊梁成为媚时的点缀。
我那时开始杂文写作不久，作品虽有而无多，且分散在京沪不同的报刊上面。忽然收到他们二位索稿的信函，虽然只说希望将近年作品一并寄给他们看看，并无什么许诺，也颇感意外，尤其是牧惠，在此之前并无一面之缘。文稿送出后没过多久，又收到他们来信，说是两人都已看过，认为可以入选。这便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集，署名东耳。后来目睹耳闻了许多“主编”的工作，虽然大多名高位尊，但主编也者，挂名而已，书稿是很少看的，更不要说初选就亲自操刀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多选家。选，也是一种文学批评，体现了选者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趣味。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一下历代的选本的标准和这些选本在实际创作中产生的作用，是很可以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批评史的。可惜这样的传统到今天只有如严秀、牧惠这样少数选家还在承继着。
后来同牧惠有了更多的接触，发现他处事的认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无论大事小事，决不苟且。他投身革命很早，大学读了一年就成了职业革命者，打过游击，当过地方官员，后来又长期从事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对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十分执著。每当看到、听到一些有悖于理想信念的事情，他总是连连叹息，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愤愤地说：“怎么能这样！怎么敢这样！太可怕了！”他没有权，无法以权为民所用，消除这些丑恶的现象。然而，他还有一支笔，可以
情为民所系，发为文章，表明他的愤怒与不平。他的文章很多，因为令他愤怒的世态太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受到一些自诩为“左派”者的攻击，给他加上了各种时髦的帽子。但是，凭心而论，他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处处维护的正是从投身革命时就一直追求的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人民共同幸福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欺骗、没有权力滥用的大同世界。倒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早已随波逐流，不见有谁为了百姓的生存和权利比他发出过更多的呐喊。乖巧者随时而化，执著者反成了异端，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我比他要小十来岁，但常常感到要比他更为世故，许多事觉得说也无用，何必白说。但他不，他是那种锲而不舍决不肯向邪恶让步的理想主义者，明知白说也不愿放弃说话的权利，始终希望那些文章能有助于世道的改进。所以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呐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他为镜，我感到世故的可恶。中国的事情，当成于认真、执著而毁于懈怠、世故。
牧惠走了。他那执著认真的品格，永远在我心中。
平生风义师兼友
王学泰
用李商隐的名句悼念刚刚故去的牧惠先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此句多用于追悼年龄相近、而又为悼者衷心佩服的朋友的；而牧惠先生长我十五六岁，从他的经历来看，更应是我的前辈。但自10号那天得悉牧惠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平生风义师兼友”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这里贸然用此句为题，主要还是追念先辈的仪型，突出他堪为师表的一面，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虽然八十年代就读过牧惠先生的杂文，也十分喜欢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华表的沧桑》《海瑞墓前的沉思》《吃肉未必不骂娘》之类，但我们相识很晚，那是在1997年，我为学苑出版社编一套随笔丛书，其中有他的一本。从此来往不断，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直到这个月的5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吃饭，饭后同时告辞；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都有电话往来，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个事，是他夫人接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先生仙去的消息，只说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到温泉度假。
牧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义感，在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往往是身先青壮年，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在为他的《小报告以外》写的书评中说，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批评家。这是他一生的选择，过去他曾用武器批判旧世界，后来是用笔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说话，为天下伸张正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五十年代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讲当时“左”倾错误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斗争中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中小资本家和小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痛心疾首。他还举过一些例子，说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后来到了香港、澳门，影响波及海外。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出版社把与此有关的文字全部删去，牧惠先生很生气，向朋友赠此书时都附了一个小条，上写道：“朋友：此书为《漏网》的扩充再版。遗憾的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三审时删去几篇文章。计有：《漏网》（记反“右派”）；《忘却不了的记念》（记广东五十年代土改中反“地方主义”的左祸）；《（丑陋）的风波》（记围绕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场闹剧）；《（选萃）的坑坑洼洼》（记新基调派的捣乱）。书上的文章还有删节。因此，此书远不如旧版《漏网》。为免倒胃口，有《漏网》的朋友就不再送书了。”从这个小条子中可以看到牧惠先生的性格。这种性格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经历这种时代的。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
■ 张翼良
我相信，在学述著作的选集中，著名学者的“自选集”，是比较精当而可靠的。哲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于4月24日不幸去世之后，怀着对他的深切悼念之情，我阅读了《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先生在一篇十分简略的“自传”中，把他自三十年代以来的一生学术研究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他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