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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５２
相结合的特定的伦理人格，是借助特别集中于肛门区的里比多的升华作用而构建的，因此它被称为肛门人格。
［５］埃利克。
弗罗姆（ＥｒｉｃｈＦｏｒｍ）对精神分析理论所作的真正贡献之一，就是表明了在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萨姆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Bｂｅｒ）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联系。
［６］而且韦伯，当然包括他的后继者特罗尔茨（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托尼（Ｔａｗｎｅｙ）
以及其他一些人，则指出在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观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
将精神分析的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联系起来，这是符合弗罗姆所属的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为了造成这种联系而牺牲了精神分析关于所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身体基础的最重要的真知灼见，这也是符合新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的。
在Ｅ。弗罗姆研究新教和资本主义社会心理的著作《逃避自由》（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Ｆｒｅ－ｄｏｍ）
中，“权威人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B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代替了弗洛伊德的“肛门人格”
，而“权威人格”又被当作在身体方面绝无基础的一种自主的精神态度来加以处理。由于丧失了弗洛伊德的躯体唯物主义，心理学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手里也和在荣格主义者手里一样，再一次变得像弗洛伊德革命前那样，成了关于自主心灵的心理学。
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圈子里，这是被当作克服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的所谓“进步”来标榜的。弗罗姆说，弗洛伊德“搞错了性感区域和人格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首要的东西是一种“态度”
，如果说与婴儿期性感区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也仅仅是“对于世界的态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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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语言而作出的表现“。
因此弗罗姆明确否认在肛门人格中存在任何有关肛门性的东西，除非将肛门意象作为残留和外表的东西来加以利用，以“表达植根于人格结构中的与其他事物的一种联系形式”。
这样，新弗洛伊德主义就回到了人格的根源在于人格结构这一至理名言上去了——这也就是说，人格独立于身体而自主。
［７］因此，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路德的研究丝毫不提及塔中体验或肛门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这件事就只好留给在精神分析学上更为正统（不过也不太内行）的一位作家Ｇ拉特雷。泰勒（ＧＲａｔｒａｙAＴａｙｌｏｒ）来做了。他在近著《历史上的性》（Ｓｅｘ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中说，路德在得到伟大启发的时刻正坐在厕所上一事是很重要的。
［８］不过，正如拉特雷。泰勒所看到的，把肛门人格的概念引入对新教的讨论中是要提出一个难题而不是解决它，因为精神分析关于肛门人格的理论牵涉到精神分析关于升华作用的总体理论的一切含混性和矛盾性。庸俗的精神分析教条主义者们——对他们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不是一个难题——似乎相信，应当把成人的肛门人格理解为对婴儿解便训练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创伤的一种固置作用——“肛门人格特征就是在围绕这一训练的冲突中形成的。”
芬尼切尔这样说。
［９］
但是，不论这种理论在处理神经失常的个人时作为一种工作前提会有什么长处，它在遇到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肛门人格时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假设在新教和肛门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提不出别的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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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只能认为新教产生于解便训练模式的一种改变，大概是变得更为严格吧。或者说，假设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了大众规模而不仅仅是个人规模的肛门性神经症特征，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也提不出别的社会治疗方案，只能建议在解便训练模式上来一次转变，大概是变得更加随意自如吧。
然而，试图用历史的或交叉文化的证据来证实对肛门人格的这种解释，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首先就是敷衍塞责的。
即使这些努力成功，问题也仍然得不到解决，只是被换成了解释父母对儿童解便训练的态度如何转变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整套方法使父母的态度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背叛了弗洛伊德的经典原理，即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它表面上是从婴儿肛门性欲里推导出成人的肛门人格，而实际上却是从成人的肛门人格中推导出婴儿肛门性欲：有效的原因是父母身上的清洁情结（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０］
因此，从最后结果来看，正统精神分析的教条陷入了和新弗洛伊德派的修正主义者们同样的死胡同里：成人肛门人格来源于成人肛门性格。唯一的区别在于正统精神分析把婴儿性欲看作肛门人格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传输机制而已。而当需要解释一种文化的人格变化时，正统精神分析就什么也提供不出，因为它的假设是心理决定论的一个循环论证的铁环；新弗洛伊德派的学者们在这时则不再是心理学家了，他们只有乞灵于传统的非心理学因素。对于弗罗姆来说，是经济变化引起了人格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１］
这条死胡同具体地说明了升华理论所包含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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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以充足的根据假定在人的身体与人格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广泛而又神秘的联系，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对这种联系作理论阐述，而且他也不可能提供他的精神分析假说和人类历史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打开了通向历史思考的门户，但这是以放弃升华理论为代价的。这样他们就回到实质上是弗洛伊德之前的关于人和历史的范畴上去了，只不过用不关痛痒的（而且是混乱的）
，心理学行话装饰了一番而已。
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精神分析貌似荒谬的理论和历史的常识是如此毫不相干，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只能使人感到绝望。由此看来，要想取得进展，不可避免地只能借助于具体的经验式的调查。而且既然精神分析的思考总的说来是在事物表面之下进行广泛探索，那也就很容易把它作为没有事实基础的随意构建的东西而予以排除。因此这种具体的经验式调查的出发点就不应当是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中进行着的可能（或不可能）是什么之类的责难，而应当是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提供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出发点，那就是清教的启示降临到路德身上时他正坐在厕所上面。这样的历史事实是很难遇上的（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们很少具有路德的诚实）
，历史科学应当尽量利用。要调查的假设是，在新教的启示和厕所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要解决的问题是，厕所对于路德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既然在这样一场调查中升华理论的地位危若累卵，我们也就不能运用升华理论把厕所的潜意识意义归因于路德的潜意识。相反，我们应当依靠他的著作这类历史证据，寻找文献事实来说明厕所对路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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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什么（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他对于“厕所”这一观念的“联想”）。对路德的著作做这样的经验式调查揭示了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未曾探索过的“中项”
（ｍｉｄｌｅｔｅｒｍ）存在，它一方面把厕所和新教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把厕所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个中项就是“魔鬼”。
精神分析对于魔鬼的研究一直追随弗洛伊德本人而强调魔鬼的俄狄浦斯形态（Ｏｅｄｉｐａｌａｓｐｅｃｔ）
、它作为父亲替代物的地位、魔鬼所包含的对父亲既竞争又敌视的矛盾心理的组合，以及上帝和魔鬼（作为父亲的替代物）的对立中潜藏的同一性。
［１２］对魔鬼固有的肛门人格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强调。和魔鬼以及黑色弥撒①具有突出联系的色彩是黑色——这并非因为魔鬼的住所（这样乃是循环解释）
，而是因为黑色和污秽的联系。路德就说：“画家们把魔鬼画得又黑又脏。”魔鬼和硫璜味或其他可厌的气味同样有着固有的联系，其来源在１８世纪一部民间传说简编中题为《魔鬼的噪声》（ＤｅＣｒｅｐｉｔｕＤｉａBｂｏｌｉ）的文章里揭示得很清楚。
“女巫的安息日”
②这种仪式的高潮就是亲吻魔鬼的屁股或者给魔鬼的屁股上戴上一个面具。黑色弥撒的中心仪式是，当安息日女王匍匐在地时，“主祭人就作好准备，在她的屁股上揉捏由最令人厌恶的东西如粪便、经血和各类渣滓污物组成的混合物。”因此，但丁把旋转的世界的那个静止点写成撒旦的肛门，他就是绕过这点上
①一种渎神活动，它用符咒召唤魔鬼，并对正式弥撒仪式进行滑稽和猥亵的模仿。 ——译 注②根据传说，妖魔鬼怪每年在这一天举行夜聚会。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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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净界的；①也正因为如此，鲍斯（Ｂｏｓｃｈ）在他那幅把世界画成地狱的油画里让撒旦高踞在厕所上，那些从它的肛门里排泄出来的灵魂则跌落进漆黑的坑里。
［１３］
路德对魔鬼的观念是当时流行的传说、个人体验和神学思考的混合物。但在这些组成成分中，个人体验的因素占决定性地位。
［１４］把路德的魔鬼信仰（ｄｉａｂｏｌｉｓｍ）
或那个时代普遍的魔鬼信仰视为中世纪主导音调的回响是一个错误。产生了新教的这个时代对于魔鬼有特别直接、强烈和普遍的体验，而路德个人对于魔鬼则具有更为直接、强烈和普遍的体验。从这方面看，他不过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罢了。个人体验是路德检验有关魔鬼的流行传说的试金石，个人体验当然也是检验他的神学思考的试金石。
在路德个人与魔鬼相遇的时候——请记住我们这里涉及的是物质化的形象——路德对魔鬼的肛门人格具有感官性的知觉并作了感官性的记录（在他的《桌边闲谈》《Ｔａｂｌｅ－Ｔａｌｋ》中）
，其具体入微让后来的新教徒们难以想象并不堪忍受。
对路德来说，遇见魔鬼也就是遇见某种漆黑而“肮脏”
的东西。
［１５］后来的新教徒们鼓励人们传播关于魔鬼如何向路德泼墨水、路德又如何向魔鬼泼墨水的那些故事；肛门性在这里还有一层薄薄的却也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伪装。
［１６］但在墨兰克顿（Ｍｅｌａｎｃｔｈｏｎ）附加的细节描写中就毫无伪装了：“鹰鬼在被这些话语击败之后便愤怒地自言自语着离去，走之前发出一阵剧烈的劈啪声，在房间里留下一道恶臭的气味，几天
①见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十四歌。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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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散尽。“
［１７］因此路德的个人经验使他有权证实一位路德教牧师讲述的故事，说是魔鬼以忏悔的、被亵渎的基督形象出现，“离去时留下一股可怕的恶臭。”
［１８］与魔鬼同一的具体化的肛门性不仅包括肛门的臭味，也包括肛门的形象，至少有两次路德受到魔鬼幻象的袭击时它“向他显示了臀部”。
［１９］
而且，不胜援引的文字说明，路德描述魔鬼袭击时最常用的词汇是通俗朴素的德语动词ｂｅｓｃｈｅｉｓｅｎ（以粪便弄脏）。
［２０］
和魔鬼袭击方式的肛门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路德反击方式的肛门性。
当路德对魔鬼破口大骂脏话或泼洒墨水时，他的武器的肛门性质或许是经过伪装的。但路德记叙说在一次遭遇中路德的教义不足以打垮魔鬼，他便“放一串屁”
（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Ｆｕｒｚ）来击败它——这是墨兰克顿的故事中魔鬼对路德使用过的同一种武器，这里就再没有任何伪装了。
［２１］个人的经验因此也使路德有权以赞同的态度讲述一位夫人的故事，她也是用同一种手段击败魔鬼的。
［２］路德在与魔鬼的搏斗中使用的其他肛门性武器还有——我在这里用的语言比路德要文雅得多——命令它“舔（或吻）我的臀部”或“在它裤子里解大便并把裤子挂在它脖子上”
，以及威胁说要“把大便解在它脸上”或“把它扔进我的肛门里，它本来就属于那个地方。”
［２３］
最后一句引文显示出在路德与魔鬼的战斗中潜在的心理逻辑和精神分析认识。魔鬼实际上是被认作路德本人的肛门性被移置的具体过程，它之被征服就是被放置回它原来的地方。同样的肛门性攻击与反击的模式也表现在路德对巫术的看法上。路德说“人们吃被施过巫术的黄油就等于在吃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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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作为对破坏搅制黄油的巫术的反击措施，他推荐说“帕默医生的办法”最好——“帕默医生前来抢救，他嘲笑着魔鬼，并把大便拉进搅乳器里。”
［２４］
假如说魔鬼在路德的神学里有重要地位——这个题目我们即将着手讨论——那么正是路德对魔鬼的肛门人格具有具体入微的印象，才使得厕所成为他获得至关重要的宗教体验的合式场所。
用１９世纪的路德教徒提出并为耶稣会教士格里萨所赞同的那种说法，即以对“上帝无处不在”的苍白无力的信念来作评论是并不适宜的。我们不禁想起路德对一个基督教教士的尖刻考察：“他了解死亡和魔鬼吗？
难道说，一切都是甜美和光明的吗？“
［２５］新教是在魔鬼的殿堂里诞生的，它是在与上帝极度的疏异中重新找到上帝的。这种阴郁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情境表现在路德讲述的一个故事里。故事中一个厕所里的僧侣对魔鬼作出了一段恰当的回答：［２６］
厕所里的僧侣难道不祈祷？
上面是上帝，下面遇见你。
这种情境显然是非常普遍的。约翰。哈林顿爵士（ＳｉｒＪｏｈｎ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在他住宅厕所悬挂的标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对魔鬼的答语：“对上帝我准备祈祷，对你我预备着污物。”
［２７］
无论在路德的塔中体验里是否有魔鬼的物质形象，在某种心理现实的意义上说魔鬼是在场的。我们还应该想到路德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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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具有十分熟稔、司空见惯的体验。瓦特堡的城楼魔鬼麇集，它们让他得不到片刻安宁，弄得来“他看似一人独处，实际却并非如此”。
路德年老的时候走路总有两个特别的魔鬼尾随，无论何时他在寝室里走动（ａｕｆｄｅｍＳｃｈｌａｆｈａｕｓｅ）
它们都跟着他；而威登堡修道院——“塔楼里的体验”就发生在这里——也同样到处都是魔鬼。
［２８］
我们已经建立起魔鬼和肛门性的关系。现在我们应当建立魔鬼和新教之间的关系。人们都知道路德和路德的新教受到一种魔鬼意识的缠绕；每一次我们歌唱“一个坚固的堡垒”
（ＥｉｎｆｅｓｔｅＢｕｒｇ）
并庆祝对我们“古老的敌人”
的胜利时，它就面对面地凝视着我们。
但是，靠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哺育长大的理性主义和靠１９世纪自由主义哺育长大的乐观主义者本身并不可能严肃对待魔鬼，也就不可能严肃对待路德的魔鬼了。
我们不禁想起波德莱尔的警句：“魔鬼最机灵的诡计就是说服我们相信它并不存在。”
［２９］路德的魔鬼信仰不是被人们当作个人的心理失常，就是被视为中世纪迷信的残留物。
按照这种态度，特罗尔茨、韦伯、托尼和他们不计其数的追随者们（包括弗罗姆）都把新教简单地定义为与上帝的一种新关系。
特罗尔茨就这样说：“新教包含的整个观念转变可以用它对上帝的观念来总结并表达。”
新教的实质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