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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不过，我们必须立即把自己和弗洛伊德区别开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原始罪行是一种历史事实。既然它是历史事实，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历史事实的后果要在每一代中重新产生，那么它也就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立场既与他关于“远古遗产”包含“先辈经验的记忆印迹”的立场分不开，也与他关于婴儿期性欲组织（即人的基本创伤的身体承载物）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一立场分不开。
［１］所以顺理成章，负罪感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抛弃了许许多多错觉的弗洛伊德，却没有抛弃关于亚当确实堕落了的错觉，所以他一直固守着对升华作用和文明——原罪的产物的基本观点。假如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建立出于负罪感的观念以及他对负罪逻辑的认识，那么结果只能是彻底的悲观主义。
与此相反，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是亚当绝没有真正堕落；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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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３
子并没有真正继承他们先辈的罪恶；原始罪行乃是一种婴儿期的幻想，是婴儿期的自我为了借压抑作用将自己不可控制的生命力（本我）隔绝开来而凭空杜撰的；性欲机制是婴儿期的自我建立起来压抑其身体的生命活力的；成年生活仍固置在这个婴儿期幻想的世界上，直到成年的自我强大到足以解除这种基本的压抑并进入自我享乐的王国。
尼采说：“无神论和某种第二次纯真（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ｏ－ｃｅｎｃｅ）是相辅相成的。”
［１２］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认识到整个负债和负罪情结是幻想，是噩梦；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是无神论的。我们再次看到伪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局限。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负罪感，而在于没有能力去生存。一种不能享受生命的动物必然产生负罪的幻觉，以便组织起一种非享乐的生命。
如果金钱情结是从一种无意识的负罪感中构建起来的，它就是一种神经症。所以象征和金钱情结是不可分割的。劳姆（Ｌａｕｍ）论证了金钱情结的象征必定产生于象征的发源地宗教性领域。不过宗教性象征本身也是一个谜。象征的最终基础在于无意识。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凝聚（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移置（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和象征性替代（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无意识试图进入意识的必然形式。金钱既然是“凝聚的价值”
、“价值的象征物”
、“普遍的等价代表物”
，也就经过了这些形式并从无意识中脱出。而且，金钱情结之所以离不开象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于对现实的否定（幻想）
，并如弗洛伊德分析婴儿期性欲的幻想时所言，没有真实的目的。金钱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它产生于无意识的负罪感，因为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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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幻想产生的征候（象征）所作的论述用于金钱：［１３］
不过绝不能让自己误入歧途，把现实的标准运用于精神的被压抑的创造物。这可能导致因幻想并非现实事物而低估了它们在征候构成方面的重要意义，或者因缺乏证据说明一件罪行的实际责任便从其他根源中去推导神经症的负罪感。一个人不得不使用他正在考察的国家通用的货币——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要用神经症这种货币。
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货币都是神经症的货币。
不过并非所有的货币都具有同等的神经症，或者说至少并不都具有相同意义的神经症。神经症的辩证法包含着其自身“对解释和治疗的努力”
［１４］——这是受到被压抑无意识不断向上运动的压力所激励并将导致被压抑无意识向意识的回归，尽管只要基本的压抑（否定）仍在维持并且神经症仍在持续，这种回归便越来越采取歪曲的形式。现代经济的特征是神经症的愈益恶化，与此同时它又更充分地描绘出神经症的性质，体现了更充分的被压抑无意识的回归。在古代意识中，负债感是和债务可以偿还的幻觉一起存在的；神的存在使债务可以偿还。因此古代经济镶嵌在宗教里，被宗教框架所限制，也因宗教的安慰——尤其是负债和负罪感的解除而有所慰藉。现代意识则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负罪感，尤其是有罪的重负不可偿清的真相从无意识中冲突而出——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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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３
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路德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神退进无形之中（Ｄｅｕｓａｂ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ｓ）
，人破产了。
这样，负罪意识的增强带来了经济进程从宗教的神圣控制和神圣目的中的解放。经济的世俗化意味着抛弃关于善行完成救赎的惬意幻想——正如路德所说，人并不因善行而获救。与此同时，工作的强制性仍被保持着并更加强化。结果便产生了一种被纯粹的负罪意识所驱迫、没有任何救赎意识可以减轻的经济——就像路德所说，魔鬼（负罪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这种处境（也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
；劳动价值理论就对应着一种完全受劳动强制性驱迫、没有任何享乐加以缓解的经济。不过没有享乐的工作是纯粹的自我惩罚，因此也就是一种纯粹的负罪文化。这时被抛弃的是基督救赎的幻想，而不是亚当堕落的幻想，因此人必须以工作来惩罚他自己。经济无意识地服从着负罪的逻辑。
抛弃工作救赎的幻想意味着婴儿期自恋梦境的幻灭、承受严酷真理的能力增强，以及由于这两点而产生的自我（ｅｇｏ）
的普遍强化。
可是神经症仍在持续，而且严酷的真理只有在否认它（否定）的条件下才会被现实化。路德关于资本主义是魔鬼的作品的观念仍然将负罪问题引入了意识，即使是通过一种歪曲的方式。世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新教否定了魔鬼（负罪感）的存在。它们的否定对经济并无影响，它仍然是受负罪意识驱动的；或者说它们也造成了一种区别，那就是经济更加无可控制地受到负罪意识的驱迫，因为负罪问题被它们的否定压抑到无意识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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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就是金钱
谚云：“时间就是金钱。”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由劳动时间单位构成。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其结果便是“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时间的残骸”。弗罗姆解释说：“资本这死亡了的过去雇佣了劳动这现存的生命力和力量。”
［１５］从上述观点看，利息就是过去的成就向现在的活动征收的贡税。从另一个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动力就在于将人的享乐延迟到永远延迟的未来——以凯恩斯的话说，是“明天将会有果酱而今天永远没有果酱”
；用罗斯金的话说，是“球茎生出球茎，永远长不出郁金香”。
［１６］利息率被称为“具体化为市场价格的急不可耐的情绪”
；舒姆皮特则说在利息现象中“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成本费用的一个要素”。
［１７］所以，这一问题在希克斯（Ｈｉｃｋｓ）教授的公式里得到了总结：“利息率就是时间的价格。”
［１８］
倘若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其意识中对时间概念的实际变化情况施行压抑的话，他们就无法追寻到“利息率这头古怪野兽”的巢穴。对于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下述两方面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一方面，康德说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图式，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假设人的思维永恒不变地具有这种图式则是错误的。目前对这场讨论的考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现状而言）
，即时间图式的选择取决于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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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４３
的和文化的需要。
［１９］康德对于时间图式的普遍性的假设与他对人具有普遍理性的假设相关。
认识论上对“理性的人”
（ＨｏB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普遍性的假设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在心理学上对“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普遍性的假设。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念的崩溃，使得当代时间理论陷入了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时间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又与人类需要问题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相联系。而此，要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迈进，这有赖于一种对一般的非理性（特别是对人类需要的非理性）进行探讨的心理学。这样一种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和时间之间，正如在精神分析和金钱之间一样，联系的中介是宗教。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应当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种宗教。这一点没有逃过沃夫（Ｗｈｏｒｆ）
敏锐的眼光，是他使美国人类学家睁开眼睛看到了时间观念的文化相对性，例如霍比（Ｈｏｐｉ）人的时间观念就植根于宗教评价之中。
［１２０］但是根本问题是要看到西方古典的时间观念即牛顿式的时间是一种宗教。它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被它的信奉者们（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内）当作了绝对的客观真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世俗理性主义”的确是一种宗教，而新的相对主义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瓦解。
时间的宗教性质在斯本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提出的阿波罗式时间与浮士德式时间的对立中已经略显轮廓。
［１２１］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出发点是米尔西亚。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
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对立所作的出色的（不过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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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心理学上是混乱的）
阐述。
［１２］古代时间是循环的、周期性的、非历史的；现代时间是渐进的（历史的）
、连续的、不可逆的。伊利亚德证明了古代时间的周期性之基础是一种周期性救赎的宗教；现代渐进时间的基础则是一种在时间终点获得最后救赎的宗教，它起源于希伯莱并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经典性的系统阐述。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世俗理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时间理论，实际上正是基督教基本前提的延伸，只不过减掉了（至关重要的要点）救赎的观念。
［１２３］
如果时间是一种宗教观念，那么它就是精神分析考察的一个适当对象。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０年写道：“由于某些精神分析发现的结果，我们今天得以着手来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然形式这一原理。”
实际上，精神分析关于时间的基本发现产生于对无意识的最初发现中：在无意识中是不存在时间的。
“无意识的思想进程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观念相对应。”
［１２４］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结论：自我和本我达到统一的一个健康的人将不会生存于时间之中。换句话说，无论古代或现代的时间都像金钱一样是患神经症的，并与本能的压抑相关。
［１２５］
在一般压抑状态下，意识不能够抛弃掉时间的面纱，并且只有神秘的意识才能凭直觉推测时间之外存在着什么。精神分析宣称自身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它面临的重重困难可以从弗洛伊德本人处理时间问题的失败反映出来。
他在人生终结时期这样写道：“我一直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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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看法，即我们迄今极少把压抑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用于我们的理论。这个事实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些极其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然而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
［１２６］１９２０年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既然时间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那么它一定衍生于意识系统，“我们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整个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秩序中衍生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知觉系统的运作所固有的某种有节奏的周期性中去推导出时间观念。
［１２７］于是弗洛伊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可是，精神分析对人的探测描绘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领域。时间确实是属于自我的，但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属于为支持和承受压抑所必需的歪曲现实的基本结构。康德视为理性的必然图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压抑的必然图式。时间概念上的文化相对性实际上表明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基本压抑的结构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伊利亚德真正发现的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压抑结构具有意义重大的区别。
如果说时间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那么它应当归入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这一部分的各种组成成分中——诸如超我（良心、负罪感）
、防御机制，以及人格结构。实际上，时间与自我的这一无意识部分的关系已为弗洛伊德所注意到，只不过没有将其联结为一种理论。
早在１９１４年，弗洛伊德就暗示在良心的监视机制和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１２８］在他充分发展了的理论中，超我乃是已丧失的过去的阴影，（由于自居作用）被结合进了人格中去。它“特别代表着文化的过去”
；“它在自身中结合着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影响”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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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说明现在被转入过去的方式的一个例证”。
［１２９］用尼采的话来说，那种对祖先的负债感——它即是负罪心理，并使人滞系于过去以及能够作出承诺——是在童年时期通过与父母的结合和希望成为自己的父亲而形成的。
弗洛伊德也觉察到时间因素——一种“双重历时”结构——存在于他称之为“消除”
（ｕｎｄｏｉｎｇ）的防御机制中，芬尼切尔对其作了如下的定义：“完成某种确定的事，它在事实上或通过魔幻的方式与过去某种也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做过的事情相对立。”
［１３０］芬尼切尔正确地补充说：“赎罪的观念只不过表现了对一种魔幻式消除行为的可能性的信念。”
因此，时间只能是由一种具有负罪心理并探求赎罪的动物构建起来的。
同时，时间也是被称为“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的防御机制的一个要素。孤立是用于保护自我免受其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淹没的一种技巧，它在于将经验分裂为各不相连的碎片；时间间隔被插入其中，结果则使自我可以安全地沉溺于常规惯例，保护它不受本能需求的骚扰。
［１３１］正像露西尔。杜利（ＬｕBｃｉｌｅＤｏｌｅｙ）所指出的，［１３２］这种保护自我抵御本能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人当中特别得到发展；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时间的具体化和偶像化支撑着现代西方生活的抽象特性，保护它免受本能的具体性的影响。可是，通过孤立作用将时间分裂却将时间包裹为一个个单位，可以“计数”
，可以“估价”
，也可以“存储”
，正像财产和金钱一样。亚当。斯密就说过劳动分工的要害在于节省时间。因此，“孤立”这一防御机制特别为肛门人格所钟爱的那些本我满足方式准备了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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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４３
实际上，时间和金钱的联系不仅是相似而已。露西尔。
杜利证明了物品必须视为时间的结晶，以便作为财产来占有；价值的劳动时间理论在这一点上最接近精神分析。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斯本格勒则证明了阿波罗式时间和阿波罗式金钱、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之间存在联系。
［１３］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和琼斯却的确向标准的精神分析教条中引入了如下悖论：不仅金钱是粪便，时间也是粪便，而且都有许多病例来证实这一点。
［１３４］
最后，为了完整地评述精神分析对时间的研究，还应指出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存在着联系。假如死亡本能的名称恰如其分，那么它一定和时间有某种关系。弗洛伊德就特别假定死亡本能和重复性强迫症有特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