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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实在论。要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就必须同时具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和关于意识的思想，而这正是他的难点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认定，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都注定不会成功。
来柏林之前，他觉得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他多年渴望找到的实在论的哲学形式，它给予意识以他所希望的那种解说。但实际研究的结果与他原先料想的不同。他发现现象学并不是一种实在论哲学，但这一年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收获：胡塞尔的方法对于他达到这种哲学很有启发。最后，他认识到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他就得成为哲学的真正创造者，而以前他是没有这种欲望的。
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一文。这个长篇论文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既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许多东西，又对它作了批判，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它。萨特自己独创的东西，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中包含的基本思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保有的思想，已经在这篇纯粹的哲学论文中表现出来了。
胡塞尔将“自我”说成是意识内的材料，而萨特将“自我”看作是一种意识的准客体，因此被排除在意识之外。他认为，主观性不是在意识内；它就是意识。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意识的意义：主体中的客观性。“自我”是一个贴近主观性的客体，但它不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内没有任何东西──就像一阵无形掠过的清风一样。
这篇论文是以这样一些内容作为最后结语的：
现象学家将人抛回到世界之中；他们充分估量了人们的痛苦、受难及其反抗。不幸的是，只要自我仍然是绝对意识的一个成分，人们就有理由说现象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学说，指责它还是把人的一部分拉出现世并以此转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在我看来，如果使自我成为一个存在物，与世界同时发生，它的存在与世界有相同的基本性质，那就没有理由作这种指责。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2）
我认为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卓有成效的假设，并不需要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荒谬的东西作为基础。实际上，为了消除虚假的精神价值以及为了寻找伦理学的现实基础，我们不一定要将客体置于主体之先。自我与世界同时发生，纯逻辑的主客体二元性从哲学偏见中消失──这就足够了。世界没有创造自我，自我也没有创造世界。对绝对的非人格的意识来说，这是两个客体，它们由这个意识连接起来。这样，当自我被消除掉后，这个绝对的意识就不再含有任何主体的东西。它不再是表象的组合。它只是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和绝对源泉。
由这个绝对意识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足以使自我作为‘涉险者’显露在世界面前，也足以让它（直接地或通过中间状态）攫取世界全部内容。对一个绝对可信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来说，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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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已经谈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关系，萨特对前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而对后者是否定的。20多年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历史辩证法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它并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而只是前者的一种类比而已。这一期间萨特哲学思想有重大变化，而在这一方面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论自我的超越性》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1936…1937年第6期上。1965年，它又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
在柏林，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他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向一般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胡塞尔的一个复杂概念“意向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法国新评论》1939年1月号上。
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萨特继续他的哲学研究。这时，萨特原先大学的导师正主编一套丛书，他想起了萨特写过一篇很不错的关于想象的毕业论文，于是就约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本书。萨特欣然同意了：他一直对“想象”问题感兴趣，这又是一个深化自己思想的机会。
在大学时，萨特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意象的思想，他的想法是，感觉并不与意象一致，意象不是被更新的感觉。这是他通过自身而感受到的东西，它同意识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意识被想象时，它不会来自实在的东西，为的是寻求某个不在这里或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个通向想象的道路帮助他理解什么是自由。在他看来，决定论不可能达到想象的层面；如果想象是一个事实，那么这是它创造一个事实。对于想象的研究是同他思想的主旋律自由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其中一部分以《想象》的书名出版于1936年。在书的结尾处，他说：“如果意象自身就是一种综合而不是一个要素，它就可能成为意识。意象不在，也不可能在意识之中。我们宁可说它就是意识的一种类型。意象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某个事物。意象是某个事物的意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基本观点的萌芽。
在完成《想象》一书之后，萨特接着写一本名为《心理》的书。从思想来源说，这书可以说是萨特沿着《论自我的超越性》的思路继续展开。它探究的是人们称为心理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对主观性的体验。他已经写了400来页，很厚的一本。为了完成他的小说集《墙》，一段时间萨特把《心理》的写作停了下来。待到准备接着写下去时，他发现，书中有相当部分是重复了他所吸收的胡塞尔的思想，虽然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它，仍然还是胡塞尔的，缺乏独创性。
于是萨特从这一部厚厚的手稿中筛选出有独创性的部分，给了一个《情感理论纲要》的书名，由埃尔马出版社在1939年10月出版。萨特在书中指出，正像自我是超越的一样，情感也是超越的。情感不是独自产生，它是对意识的一种关系，为意向性所激发。这书篇幅不大，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是萨特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他数年后完成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在这本小书中都得到初步阐述。因此，将这本书看作萨特哲学思想的入门，是十分适当的。
萨特在研究哲学的同时，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工作之余，和波伏瓦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聚会，特别是同吉尔、莫雷尔夫人等“自家人”聚会。应该说，生活是平静的、按照萨特自己的意愿在进行。但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年，他的精神状况发生了问题。
萨特在写《想象》的同时，很想探究一下幻觉和精神错乱现象。他大学的一个同学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得知萨特的愿望后，建议他到圣安娜医院接受一次麦司卡林注射。这位医生向萨特解释说，这是一种致幻药，能让萨特体会到他所希望了解的感受；这种药对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但在注射后几小时之内，会有一些奇异的感觉。
萨特决定冒一次险。他如期到了圣安娜医院，注射了麦司卡林后，被安排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房间躺着。同房还有其他被注射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眼前的东西都变了形：伞变成了秃鹰，鞋变成了骷髅，周围的一张张脸也变得怪模怪样的。他还发现自己身后挤满了龙虾、螃蟹、珊瑚虫和各种怪物。
正当他惊惶不已的时候，身边的电话铃响了。这是波伏瓦打过来的。他去医院前曾跟波伏瓦约好，在他接受注射后一个小时，由她在莫雷尔夫人的住处往圣安娜医院打电话。波伏瓦的电话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他对波伏瓦说，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把他从同几条龙虾的搏斗中解救出来了，不然的话，他会一败涂地。在波伏瓦听起来，萨特电话里的声音是含含糊糊的，嗓子很粗，迥异于往常。
萨特临离开医院时，与旁边的受试者交换了各自的感受。这位受试者听了萨特的反应，大感惊诧，因为他产生的幻觉跟萨特的完全不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片鲜花盛开的绿草地上，有许多美艳怪异的女郎在他身边活蹦乱跳。萨特听后也深感惊诧，并为自己未能获得这样美妙的幻觉而深感遗憾。
萨特见到波伏瓦后又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而他说话时显得心神不定，眼睛到处乱瞅，仿佛仍在担心会有鬼怪冒出来。这时波伏瓦已经从马赛调回鲁昂。他们坐在从巴黎回鲁昂的火车上，萨特一直沉默不语，他还盯着波伏瓦那双皮鞋上鞋带的两个搭扣看，在他的眼里，它们变成了蟑螂。抬头看时，他发现一只猩猩倒挂在车厢顶上，脸贴着车窗，正斜着眼睛看他。
在这之后一两个星期，萨特仍然有着种种幻觉，而不是像那位医生说的，麦司卡林产生幻觉的效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波伏瓦带了一个女友来勒阿弗尔看他，平常在这种场合下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话也很多，而这次他显得十分反常。波伏瓦和女友一边沿着海滩走，一边抓着海星，而萨特跟在后面一言不发，也根本不和那位女友打招呼，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好象不认识一样。萨特的表情让波伏瓦感到，他根本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萨特对波伏瓦说，这些天他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看什么东西都有些古怪：房子似乎有脸、眼睛和下巴，大钟的后面会冒出个猫头鹰的面孔来，他总是感到有一只龙虾在身后飞快地爬行，而他的眼前总是有一个不停跳动的黑点。最后他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得了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按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得了这种病，10年之内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疯子。
波伏瓦完全不相信萨特得了这种病。她陪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认为，麦司卡林不可能诱发这种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排除了萨特得这个病的可能。医生在询问了萨特有关情况后分析说，目前的症状也许是他写哲学著作精神过于紧张和疲劳的缘故。后来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分析自己的病情，认为除了医生所说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非常讨厌自己进入成年阶段，而现在他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成年男子，因此在精神上深感不适。
首先，他对于自己的教师生活感到不适。他对学生还是喜欢的，也不讨厌教书，但他讨厌同校长、校工、同事和家长打交道，对于学校那一套刻板的规章制度也很不适应，而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继续从事他并不喜欢的职业。这会激起他精神上的矛盾冲突。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萨特也感受一种不适。他和波伏瓦生活在一起，还有朋友。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所束缚，而这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