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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依赖于一组前提条件，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是，陈述的对象是独立于有关的陈述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提供一个判断与此相关的陈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独立标准①。其他基本要求包括初始态和最终态应该由经得起科学观察检验的事实所组成，以及概括应当具备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只要再现一组给定的状态，就必定和以往一样有相同的一组状态紧随其后或先期发生。可见，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不仅定义了科学规律的本质，也规定了所涉及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然而这一特征在有思维参与者介入的情境中却难以得到满足。
① 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30 页。Karl。 R。Popper，The Poverty of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P。
① 有趣的是，这个条件不仅对构成初始态和最终态的事实成立，它对联系二者的普遍概括也同样成立。自然规律无论是否为人类所认识，都必然是普遍有效的，这是波普尔关于客观思想“世界3”的不健全思想的基础。见《客观知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
科学观察应该包括哪些要素，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必深究。显然，个别科学家的孤立观察是得不到认可的。确认事实与陈述之间的一致极其困难，正因为如此，科学才是集体的事业，其中每个科学家的工作都必须接受其他成员的约束和批判。
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约束是约定俗成的，这些约束既没有清楚的定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权威来自于能够产生所需要的结果，时常会有个别科学家不堪忍受这些极为繁难的约束，试图走捷径。仅仅因为这些捷径没有一条能够走得远，科学方法的约束才可能继续保持其权威。
在观察者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研究对象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将一般金属转化为金子的尝试了。炼金术士们为此作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结果却是白费心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雄心。失败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般金属的变化受普遍有效的规律的支配，不可能为任何陈述、咒符或者仪式所动摇。
人类行为也许有所不同。它们服从可以根据D－N 模型来表述的普遍有效性吗？当然，人类行为中的许多方面，包括从生存到死亡的变迁以及中间的任何状态都可以看成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可是，在人类的行为表现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显示出不同于那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现象的特征：决策的过程。决策是以对情境的不完备的理解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想由普遍有效规律所联系的初始态和最终态呢？参与者的思维是应当包含于这些状态之中，还是应当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这些状态就无法适用科学观察，因为所观察到的只能是参与者的思维效应，而不是过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维且只承认它的效应作为证据，就会破坏科学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给定的一组状态之前或之后出现可重复的一组状态，即参与者的思维介入事件的发生过程和次序，但在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之间却缺乏对应。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D…N 模型都将落空。
这当然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但无疑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打击。这种方法一直相当成功，我们甚至难以相信竟然会有一个广大而重要的领域置身于它的研究范围之外。自然科学也遇到了形如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局限，但这些局限的揭示是在取得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成就之后才作出的——测不准原理本身就是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甚至在起步时就遇到了麻烦，参与者的不完备理解与D…N 模型格格不入。
这个结论的破坏力太大了，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逃避它，要回顾各式各样的尝试将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而且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经济理论方面。为逃避与不完备的理解有关的难题，学者们做了各种尝试。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是其中最巧妙的一种，并且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效果最好的，它建立了一套假说体系，其中参与者的决策完全取决于有效的信息，从而排除了这一难题。这一处理产生了满足D…N 模型某些要求的结论，例如，充分竞争理论有资格成为普遍有效的，并且——至少在原则上——它能以同等效力来解释和预言经济事实，不过这种理论在诉诸检验时却失败了，令人怀疑假设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为了维护科学方法的统一，社会科学家们作出了各种尝试，可是至今成效甚微，他们的努力所产生的不过是对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在一定的意义上，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强加于社会现象研究的企图可比作试图把魔术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炼金术，只是炼金术早已身败名裂，社会科学家们却成功地对其研究对象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涉及有思维参与者介入的情境时，人们对自然科学方法常常具有免疫力，却极易受到炼金术的感染，参与者的思想，正因为不受现实支配，反而很容易为形形色色的理论所左右。在自然现象领域中，科学方法只有当其理论证据确凿时才是有效的；而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炼金术作为自然科学失败了，社会科学作为炼金术倒有可能取得成功。
这引起了我们对科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兴趣。前面已经提到，D…N 模型要求科学陈述和观察同研究对象严格分离，只有这样研究对象才发挥其功能，成为判断科学陈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客观标准，科学方法的约定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在自然科学中，约定是有效的，因为科学家的思维在实质上同其研究对象是分隔的。科学家只能通过其行为——而不是思想——来影响研究的对象，并且科学家的行为同所有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受到相同的规律的支配，最重要的是，无论科学家多么能干，一般金属也绝无变成金子的可能。藐视科学的约定可能会赢得某些个人的好处，但这些所谓好处却只有靠骗局才能维持，还要时时担心被恪守约定的人们戳穿。
社会现象就不同了。参与者的不完备理解干扰了D－N 模型的独特功能，这对于科学方法的约定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它削弱了遵守约定的意义，更糟的是，它为践踏约定、哗众取宠的做法开辟了道路。佯装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自然科学家受到高度的尊崇，一个标榜为科学的理论可能要比坦率承认其政治的或意识形态倾向的理论更深刻地影响易于上当受骗的群众，作为典型例子的有心理分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所倚重的充分竞争理论也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坚持并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以此为其众多的结论确立权威。一旦明了了这一点，“社会科学”的提法本身就成为可疑的了，它成了社会炼金术士们手中的法宝，在用咒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象的戏剧性的时刻屡屡灵验。
科学方法的“真正”贯彻者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免于这种处境呢？在我看来，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剥夺社会科学凭借自然科学的声誉所享受的地位。应该承认，社会科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隐喻。
这绝不意味着在探索社会现象时必须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只不过指出了，如果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应当承认D－N 模型不适用于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境，因此，必须抛弃方法统一的教条，并终止在社会现象研究中对自然科学的奴性模仿。
D－N 模型在自然科学中如此成功，以至于被等同于科学方法。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在现代科学中这个模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然而社会科学却仍在与19 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相竞争。这种尝试是徒劳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适合于D－N 模型。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科学方法并非必定局限D…N 模型，统计、概率的方法可能是更富于成果的。此外，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发展自然科学中暂无对应的新方法的可能性，既然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就应该有所不同。
我将在本书中探索一种新颖的方法，但首先我要确信人们不以D－N 模型作标准来评判它。从不完备的理解中，无法得出可以用来解释和预言特殊事件的概括。解释和预言之间的对称仅在没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况下有效，否则，预言必然总是以参与者的认知为转移的，从而无法取得D…N 模型中的效果。另一方面，过去的事件和在D－N 模型中特定的最终态一样是确定的，因此，解释要比预言容易得多，只要抛弃预言和解释在逻辑上可逆的这一约束条件，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遗憾的是，检验合乎波普尔逻辑结构的理论的方式无法应用于这种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检验，相反，只要我们仍然关心按事物的本来面目理解事物，就应该坚持让自己的观点经受检验。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检验方法，坦率地承认并且探究社会现象研究的炼金术潜能，将是我在历时实验中的工作（第三部分）。
参与者的偏向
对于不完备理解的问题，我采取了下面的研究方法，参与者理解的不完备，其原因在于他们影响了与之相关的情境。参与者思维的因果性作用在自然科学家研究的现象中没有对应，它显然不是塑造事件过程的仅有的力量，但却惟一地体现在有思维参与者的事件中。因此，应该视为研究家关注的中心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不完备的理解是一个非常难以操作的概念，参与者的思维和与之相关的情境之间缺乏对应，但这种缺乏对应的特点却难以定义，更不必说测度了。参与者的思维是与之相关的情境的一部分，而对应概念本身不宜于描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是从自然科学和哲学输入的。在自然科学中，事实和陈述分属于各自的世界，而在哲学中，对应性是真理的标准。可是这个类比对思维参与者并不适用，根据定义，参与者是他正在试图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谈论对应的缺乏，但却不可能定义出所谓对应的对象，因为它本身并不存在。为简化问题，我将使用参与者固有偏向的概念，既然偏向是固有的，公正不偏就是不可实现的。
当然，在外部世界中还是有一个规范可以用来参照和测度参与者的偏向。尽管独立于参与者认知的实在是不存在的，但一个依赖于此的实在却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换言之，存在着实际发生的事件结果，并且这个结果反映了参与者的行为。事件的实际结果可能不同于参与者的期望，这种偏差可以看成参与者的偏向的表征。遗憾的是，它只能被看成表征——而不是偏向的充分测度——因为事件的实际结果已经融入了参与者思想的影响，因此，参与者的偏向不仅表现为结果和期望之间的差距，同时也表现于事件的实际结果之中。部分可观察的、部分淹没于事件过程的现象并不真正适于科学研究，经济学家因此急于将这一碍眼物从他们的理论中剔除出去，而我却将它作为自己的研究的焦点。
反身性概念
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参与的情境之间的联系可以分解成两个函数关系，我将参与者理解情境的努力称为认识的或被动的函数，把他们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称为参与的或主动的函数。在认识函数中，参与者的认识依赖于情境；在参与函数中，情境受参与者认知的影响。可见，这两个函数从相反的方向发挥其功能，在认识函数中自变量是情境，而在参与函数中自变量是参与者的思维。
两个函数分别发挥作用的例子很多，但有时这二者也会协同作用。认识函数的明显例证是从经验中学习，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则可以找到参与函数的例证，参与者将一组给定的选择倾向应用于一组给定的条件，并在这一程序中确定价格。
两个函数同时发挥作用时，它们相互干扰。函数以自变量为前提产生确定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境下，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确定的结果不再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相互作用，其中情境和参与者的观点两者均为因变量，以致一个初始变化会突然同时引起情境和参与者观点的进一步变化，我称这种相互作用为“反身性”，就像法国人在描述一个主词和宾词相同的动词时那样。运用简单的数学，反身性可以表述成一对递归函数：
y＝f（x） 认识函数
x=Φ（y） 参与函数
所以
y＝f＇Φ（y）＇
x＝Φ＇f（x）＇
这就是我的方法的理论基础。两个递归函数不会产生均衡的结果，只有一个永无止期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在那里，一组事件跟随另一组事件，不受思维或认知的干扰（尽管在量子物理学中，观察引入了不确定性）。当一个情境包含思维参与者时，事件的因果联系不再是由一组事件直接导向下一组事件，相反，它以一种类似鞋袢的模式将事实联结于认知，认知复联结于事实，由此，反身性概念产生了一种历史的“鞋袢”理论。
必须承认，“鞋袢理论”就是一种辩证法，它可以解释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综合。绝不是要么思维要么物质各自独立地以辩证方式进化，与此相反，只有此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才产生出一种辩证的过程。我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使用这个词，惟一原因是不愿承受与之俱来的沉重负担，黑格尔太晦涩，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又同我的观念完全相反。
我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开放的。历史的主要驱动力是参与者的偏向，的确，它不是起作用的惟一力量，但它是历史进程中所独有的力量，并因此而使历史进程同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过程区分开来。生物进化归因于基因的变异，我坚信，历史的进程则是由参与者的错觉塑造的。我甚至走得更远，塑造了历史面貌的思想无非是一些内涵丰富的谬论。一套富于衍生性的谬论往往最初被人们视为真知灼见，只有在它被解译为现实之后，它的缺陷才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将会出现另一套同样内涵丰富的但与之正相反的新谬论，并且这一过程仍将不断地进行下去。每一套谬论都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如果人们能够从经验中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则这种更替就被称为是进步。谬论当然是一个有些过分的称谓，但它无疑有助于把注意力引向正确的方向：参与者的偏向。
在此，我不打算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主题。但是，有关反身性的探讨表明，这一概念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反身性理论对均衡概念的批判
将反身性的讨论引回到经济理论，我们发现，正是参与者的偏向导致了均衡点的不可企及。调整过程所追求的目标中混入了偏向，而偏向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可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事件进程的指向将不再是均衡，而是一个不断移动的目标。
为便于讨论，可以将事件分为两种类型：总是能够为参与者所正确预见并且不会在他们的认知中激起变化反应的日常习惯，以及独特的影响参与者偏向并导致进一步变化反应的历史事件①。第一类事件适于进行均衡分析，第二类却不行，它只能作为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加以理解。
在日常事件中，只有参与函数发生变化，认识函数是给定的。就独特的历史事件而言，两个函数同时发生变化，参与者的观点和与之相关的情境两者均无法保持相互独立的状态，而是在相互影响的同时不断进行变化，因此才形成了所谓历史性的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我对历史事件所下的定义呈现为重言式。首先，我根据它们对参与者的偏向来划分事件的类型，将那些改变了参与者偏向的事件称为历史，而其余的则称为单调的事件，然后，我宣称，正是参与者的偏向的变化才使得事件进程有资格成为历史的。
即令如此，在本文所使用的含义下，重言式仍然可以是有用的，它有助于以恰当的视角来评述均衡分析。我将历史性的变化（事件）定义为认识函数和参与函数的相互作用。变化（事件）之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既影响事件的进程，也影响参与者的偏向，以至于下一个事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