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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疗养。我想乘自己能动的时机，多为党做点工
作，而且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希望中央满足我的这一要求。”
毛泽东被他的忘我精神所感动，答应尽快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再通知他。
不久，党中央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他本人的要求，决定他一面治病，一面负责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那时，日军侵占了中国许多城市和主要铁路线，破坏了中国的许多工厂、矿山，造成了100多万工人失业，还使难以数计的工人衣食无着，流浪四方。为了将失业、流浪的工人吸收到抗战队伍中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办一所大规模的工人学校，以增加我党的工人成分，培养造就一批工人干部。
后来，党中央又考虑到在西安旁边办工人学校目标过大，国民党也不会同意，决定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安吴堡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的名义，成立一个职工大队。
3月中旬，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成立，由林育英任队长，曹瑛任教导员。
职工大队的训练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学员进行各种最低限度的革命理论知识和战时军事教育，将他们培养成能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战救亡工作的人才。安吴堡有慈禧太后的一个行宫，里面的面积较大，能容纳数千人，而且大树参天，石碑林立，又非常隐蔽，很适合办职工大队。
职工大队名义上属于青训班，实际上是独立的。
职工大队筹建之初，只有一个大队的学员。随后，学员迅速增加到450多人。人员多了，不易管理，大队决定将学员分成4个中队。
那时，职工大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队办得很艰难。原职工大队教导员曹瑛在全国总工会举行的“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同志座谈会”上，讲到林育英当时办职工大队的情景时说：“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不像现在办学校那样正规。学员睡觉没有床，连木板也没有，铺一点干草，睡在地上。上课没有课本，记笔记的纸也很少，每个人只发小小的几张很薄的有光纸，一支小铅笔。张浩（即林育英）同志和我们干部学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当时，张浩同志和我住在很小的钟楼和鼓楼上。钟楼和鼓楼的地板已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小心翼翼，不然就要踩个大窟隆，人就会掉下去。那时生活虽然很苦，但艰苦的环境也锻炼人，我们在组织学员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很注意培养学员的艰苦奋斗精神。如在云阳镇时，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把环境收拾得焕然一新。到安吴堡后，张浩同志又和我们带领学员填平操场，修整马路，改造环境，还组织学员参加农村生产劳动，帮助周围群众收割麦子，并发挥工人的作用，为整个青训班修理房屋和用具等，把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
1994年11月1日，笔者为写此书，在北京采访了林育英长子、原《红旗》杂志社顾问、离休老干部林肖硖同志。林肖硖谈到他父亲当年办职工大队一事时说：
我的父亲是个品格高尚、不计任何个人得失的人。他那时是为数很少的中央候补委员，因伤病从一二九师政委岗位上退下来后，本应养伤休息，他却坐不住，非要找事情干，而且干的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级别比他原任职位要低得多。当时，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上级主管单位的负责人见他资格老、地位高，感到不好领导。他却不讲这些，主动要求主管单位来领导。使上级主管单位的领导很受感动。他只顾干事业，不讲地位、面子的品德，深受大家的尊敬和赞扬。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6节 以理服人平事态
林育英回到延安不到一年，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抗议大队负责人的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39年初，第二大队五队一个学员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不遵守校规和队里的纪律，自由散漫，经常无故离队外出。五队队长、指导员多次找这个学员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做一个好学员。队长、指导员还对他讲，如果再不改正错误，将是很
危险的。
队长、指导员虽找他谈了多次话，他没有听，也不改正，仍我行我素。
队领导见难以做好他的工作，便向二大队大队长罗华生作了汇报，请罗华生指示如何处理这件事。
罗华生参加革命较早，是我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战斗英雄。长征途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争夺泸定桥时，他果断指挥，英勇作战，以极快的速度夺取了泸定桥，为革命立了大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调到抗大二大队担任队长。这时，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工作却做得十分出色。他性格直爽，说话简练，处理问题也很果断。
罗华生听了五队队长、指导员的情况汇报，很气愤，马上表态说：“你们找他谈了多次话，工作已做到了家。他听不进，那就将他开除出抗大，并送离延安。”
罗华生的意见，马上在二大队传开了。
第一队的学员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他们大多是从白区调来的，文化程度较高，又有较深的资历。他们一听说大队长表态要开除不遵守校规的学员，觉得不妥，并为这事议论纷纷。他们的理由是：国统区的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吃尽千辛万苦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是很不容易的，对青年学员的缺点、错误，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应将人一棍子打死。
起初，一队的学员只是在小范围议论，后来，他们见二大队领导人没有改变原决定的想法，声言要举行罢课，并派代表去各队串连，请其他各队也参加罢课活动，直到二大队队长罗华生改变原来的决定，继续让那个违反校规的队员在抗大学习为止。
第一队队长曹慕尧被学员们逼得左右为难。
为了妥善处理这个矛盾，他决定与大队长罗华生交换一下意见，并向他请示如何消除大家的不满情绪。哪知，曹慕尧向罗华生一谈完这件事，罗华生就发脾气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不是菜园门，必须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处理没有错，不能改。对那些闹事人员要严肃处理，对其中的主要煽动分子要从重惩处！”
曹慕尧见罗华生发了火，感到很不好办。
他心想：这次事件一边是领导，一边是自己管辖的学员，找大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另想办法。
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只有去找老领导林育英。林育英原任过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还在八路军中任过师政委，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一队学员中有许多原来是他的部下，对他较为尊敬。林育英如出面，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曹慕尧找到了林育英，并向他汇报了二大队发生的事情。
林育英听后，对曹慕尧说：“罗大队长要处理屡教不改的学员，没有什么错。学员要罢课抗议领导是不对的。他们把过去在白区同国民党作斗争的办法带到自己家里来了，这很不好。但是，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不能鲁莽，要疏导，要说服，不要压服。如果硬压，会使矛盾激化，把事情闹大。我虽然经常到抗大讲课，因中央没有要我管抗大方面的工作，由我出面去处理这件事不妥。你是不是去找一下抗大的领导，要求校领导出面处理此事。”
林育英的看法及点拨，使曹慕尧茅塞顿开。
曹慕尧根据林育英的意见，马上又去向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作了汇报，并向罗瑞卿转达了林育英的意见。罗瑞卿认为林育英的意见很正确，当即决定派抗大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志民、党务科长李逸民、训练部政治主任教员刘鼎到二大队作了专门调查，然后反复与学员们座谈，耐心细致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终使一队学员放弃了罢课抗议的计划，并各自作了自我批评。1993年3月，曹慕尧在辽宁《党史纵横》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为他执拂——怀念张浩政委》一文中谈到这件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
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是张浩（林育英）政委“要疏导，要说服，不要压服”的亲切话语，时常在我的耳畔响起，使人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7节 职工大队斗特务
职工大队办了一段时间，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办的这个职工大队，是网罗人才、聚集力量的变相的政治、军事学校，不能让共产党办下去。他下令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对职工大队进行破坏。
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职工大队手段十分卑劣。起初，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装扮成逃难工人，然后假装进步混入职工大队。特务们进入职工大队后，抓住队里暂时存在的一些工作上的疏忽，不断地在学员中进行挑拨、策反，煽动工人逃跑。
一天，几名特务见十多名平汉路青年进了职工大队，马上去挑拨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一名工人不知其意，连忙问：“这里不好吗？”
“唉，”一特务叹气说，“我们先也是不知其内情，一脚踏错了。这里既艰苦，又无行动自由。我们现在是想走又不好走，你们快莫进来。”
有的工人不知他们是特务，听他们这一说，偷偷离开了职工大队。特务们的破坏，虽然对职工大队构不成什么威胁，却在一部分学员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林育英经过仔细调查、侦察，很快摸清了混进来的特务，并将他们逐出了职工大队。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设在武汉的国防部第二厅群工科长、特务刘培初奉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之命，以破坏日军交通线为名，在职工大队附近也成立了一个“破坏队”。这个“破坏队”成立后，没有干过一件破坏日军交通线的工作，专用金钱、官职为诱饵，与职工大队争夺工人。
“破坏队”是官办的，又有金钱，职工大队的人被他们拉去不少。
林育英得知刘培初的所作所为，很气愤，但又不能采取强硬办法打击他。因为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如果打击了特务，就有可能影响两党的关系。想了许久，林育英觉得最妙的办法是把刘培初争取过来，使他不再做挖我党墙脚的事情。职工大队教导员曹瑛也同意林育英的意见。
于是，林育英专门给刘培初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以后再不要挖职工大队的墙脚，也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希望他投入革命阵营，并多为抗战做有益的事情。
随后，林育英还叫曹瑛到武汉找刘培初谈了一次话。刘培初思想顽固，要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政权卖命，不愿到革命阵营中来，林育英和曹瑛的心血全部白费。
曹瑛马上回到职工大队向林育英汇报了情况。林育英听后，对曹瑛说：“既是这样，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菱角对粽子——尖对尖，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用正义、道德的力量与国民党的金钱和官职斗。”
曹瑛说：“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
有一次，已经加入职工大队的几名工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引诱下，要到“破坏队”去，曹瑛很着急，拦着他们谈话，不要他们去“破坏队”。那几个工人们听不进，对曹瑛说：“‘破坏队’条件比这里好，又有钱，还有一官半职，我们当然要到那里去。”
曹瑛说：“你们不要走。”
“你不要说了，我们肯定要走。”
曹瑛正在为难之时，林育英过来了。他见几个工人要走，问道：
“你们是不是逃难出来的？”
“是的。”一个工人答。
“是谁使你们逃难的？”
“日本鬼子。”
“是谁使你们有工不能做，并成为失业工人的？”
“也是日本鬼子。”
“你们恨不恨日本鬼子？”
“当然恨。”
“你们是愿做亡国奴，还是愿做抗日战士？”
“要做抗日战士。”
“既然要做抗日战士，那为什么不愿在真正的抗日职工大队里学习，而偏要跑去求官求钱呢？”
“这……”
林育英见他们答不上来，又批评他们说：“你们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了，工作也被日本人剥夺了，还有许多父老、兄弟姐妹被日本人杀害、强奸，你们不顾国难家仇，却去追求钱财，这哪是七尺男儿做的事？哪有工人的气味？”
那几个工人无言以对，并感到很难为情。
林育英接着说：“那个‘破坏队’名义上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实际上没有破坏日本人的一条交通线。他们真正破坏的，是我们的抗日职工大队。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就随便乱跑呢？”
几名要走的工人被林育英批评得抬不起头，他们又服服贴贴地回到了职工大队。自此以后，在林育英及全大队教职工的努力工作、周密防范下，国民党的“破坏队”再很难在职工大队挖走工人。
职工大队先后办了3期，为党培训了1000多名抗日骨干。这批受过训的工人结业后，都被分配到了抗日第一线。后来，他们大多成为我党及其军队的重要干部，为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7月中旬，根据中央的决定，林育英将安吴堡职工大队部分学员送到延安，与从上海、武汉、南京、广东等地及海外回来的华侨一起共计1300余人，在延安城内府衙门成立了抗大职工大队。
随后，林育英又在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并任校长。在此后的几年里，林育英除随毛泽东参加一些较大的活动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抓职工运动和工人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也列席了大会。
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
这时，林彪走了过来。
毛泽东又将林彪轻轻地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
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后排右一是毛泽东、右二是林育英、右三是林彪。这是林家二兄弟第一次一同与毛泽东在一起合影。照片印出来后，林育英、林彪很高兴，将这张难得的照片珍藏起来。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8节 一本讲义惊敌人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工人学校校长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别是抗大职工大队去讲课。
他觉得，给抗大学员讲课，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也是为党做工作。因此，抗大每次派人来请他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为了把课讲好，他利用空余，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内容有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
林育英理论水平高，口才极佳，加上搜集的资料多，又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授课很受学员欢迎。
这本《党的建设》讲义写起来后，林育英又作了几次修改，然后拿到职工大队、工人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讲授，反响十分强烈。后来，抗日军政大学又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用钢板刻印出来，分发给抗大的教职员工学习、参考。
1938年夏末，蒋介石为监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动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肤施县”，并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挑选一个没有暴露特务身份，又比较能干的人去“肤施县”当县长，用县长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徐恩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务马濯江去。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入国民党阵营，并成为中统特务。徐恩曾找马濯江谈话时，马怕不安全，不愿意去。后因徐恩曾坚决要他去，他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1938年10月，马濯江一行10余人进入了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使他们无处下手，以致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甚为痛苦。
1939年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