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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生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扎实、到位，武汉三镇的商人觉悟大为提高，日本倾销到武汉的商品，再无商家卖了。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0节 启蒙青年办《新声》
通过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林育南深深感到：芦柴成把硬，独木不成林。仅靠他们几个骨干在各校去发动、串连、演讲，还是很难把广大青年学生发动起来。而要动员更多的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让广大青年吸收新思想，提高觉悟，明辨是非，而报刊又是思想启蒙的最好工具。
1919年初，他联络了思想进步的朋友魏以新、汤济川、胡业裕等人，商量办一份杂志。
魏以新、汤济川、胡业裕3人极力赞同。林育南的理论水平高、文笔好，又有经验，在青年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致要求林育南领头。
林育南见大家积极性颇高，而且意见完全一致，便领头干了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办一个半月刊，刊名为《新声》，意为时代的声音。
1919年初，《新声》半月刊在武昌正式创刊。
刊物一面世，武汉地区的青年，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争相购买，有的学生还将《新声》上的文章剪下来张贴在校门前和大街上的要道口，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刊物。
那一段时间，林育南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天才，几乎每期《新声》上都有他抨击时政的精彩之作。他通过刊物和文章，团结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
《新声》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守旧势力和反动政客对它恨之入骨。有的攻击《新声》的言论是“邪说”，有的谩骂《新声》为“出辞荒谬”、“狂悖绝伦”，还有的公然要求当局予以取缔。
林育南听到这些言论，毫不在乎。他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错，不必介意社会上的攻击。
一天，杂志社的一编辑问他：“一些政客又在大肆攻击《新声》，怎么办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不要怕，也不用担心，做任何事情，总有说咸说淡的。我们是正义事业，他们是反动政客，我们的事业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骂，会攻击。要把中国人民往自由民主大道上引，启发青年的思想，必然要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
林育南的一席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过了一段时间，社会上攻击《新声》杂志的舆论又甚嚣尘上，杂志社的人员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林育南心想，中国是个封建大国，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好难好难。
一天，他想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创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思想的先锋，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决定写一封信给他们，与他们交换一下思想，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
他的想法，得到杂志社同仁的支持。
于是，一篇由林育南执笔、署名“中华大学新声社”的信寄到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信中说，他们素来生活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才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对于《新青年》的诸位先生，他们有表不尽的感谢。他们虽然有了这个觉悟，却还有许多朋友们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而且可怜万分。所以，他们“不揣愚陋”，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办了个《新声》。这觉人的一说，他们本不敢当，但这种事总觉得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自私自利不去启发别人？而且还有一层，他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他们办《新声》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来引导他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这是他们办《新声》的本意。但由于知识低浅，思想闭塞，虽然有这志愿，恐怕是“力与心违”。
《新声》出版之后，社会上“群起而攻之”，所受的打击也不消说了，他们也早料到有这一着。俗话说，“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这两句话很有道理。他们既然想“为人”，一定不能讲“自在”了。
现在将《新声》寄上几份，请各位先生加以公平的评断，如果认为可教青年们努力地前进，或者这样做要不得，均望《新青年》诸位予以指教，使他们用力改正。
几天之后，新声社的信和杂志寄到了《新青年》编辑部。
此时，《新青年》轮到胡适做编辑。他认真地阅读了新声社的来信和杂志后，觉得《新声》的大方向不错，应该予以肯定，当即决定给林育南等人回信，以示支持。然后，将《新声》的来信及他的回信，一并发表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
那时，胡适的思想比较激进，反封建的意识也较浓，他在回信中说，对于《新声》的出世极表欢迎，并恭恭敬敬地祝贺《新声》的成立，来信所说“既然想做人，一定不能自在了”，是他和《新青年》同仁极赞成的话。胡适在信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北京有一个中学的学生写了一篇对孔子很不满意的文章，老师看了大怒，写了一个长批语，还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8个大字的断语，这个学生看了心里不平，便把文章和老师的批语一并送给他看，他看了那篇文章和先生的批语，知道那个学生与老师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便给那个学生写了一封回信，劝那个学生不必失望，并说在当前这种世界里应该以“出辞荒谬，狂悖绝伦”8个大字自豪。《新声》只见了第1期，不敢作什么批评，只好引用那位老先生的批语，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并希望时时以这8个大字自豪。
胡适代表《新青年》的回信，给林育南等人鼓舞甚大，他们觉得，《新声》的思想启蒙之路走对了，今后应继续走下去，使广大青年都走上反帝反封建之路。
此后，《新声》在林育南的领导下，坚持办了一个时期，并成为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黑暗政治的锐利武器，团结、启发民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重要舆论工具。林育南也因创办了《新声》杂志，而成为武汉地区公认的学生领袖。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1节 五四运动打冲锋
1919年4月底，林育南到了北京。
4月30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出席会议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准备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广大爱国学生无比愤怒。
5月3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代表召开大会，通过了通电巴黎公使、拒不签字等4项决议。第二天，北京地区的3000多名学生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示威，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还痛打了章宗祥。
为平息学潮，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学生，30余人被捕。
5月4日这一天，林育南在北京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而且险些被军警抓住。
当天晚上，林育南想到这场运动马上会蔓延到全国，武汉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应迅速发动起来，决定乘车南下。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武汉，武汉地区大、中学校学生也迅速行动起来。
5月6日晚上，林育南拿着一份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新闻报》找到恽代英说：“恽先生，你看这消息，好气人啦！”
“什么消息？”恽代英吃惊地问。
林育南将北京的五四运动简要地向恽代英作了介绍，并将报纸递给恽代英看。恽代英看完报纸，问林育南：“看了这个新闻，你有何想法？”
林育南说：“我有两个考虑，一是赶快印发一个传单，将北京发生的血案广作宣传，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激发武汉地区的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二是明天开一个‘国耻纪念会’，利用这个纪念会发动武汉地区的学生起来斗争。”
“我很同意你这个意见。”恽代英说。
“我们马上就干！”林育南觉得浑身是劲。
“传单的内容由你起草吧。”
“可以。”
恽代英马上起草了一篇《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文章。文中说：
……有血性的黄帝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做他的奴隶牛马……
第二天，林育南、恽代英又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印成传单，派人张贴在武昌、汉口、汉阳的大街小巷。
第三天，他们又成功地在中华大学操场上举行了“国耻纪念会”，参加会议的学生达数千人。林育南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他在简要叙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经历后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使中国的主权不受损害，青年学生们必须团结起来，向北京卖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国家面临帝国主义的宰割，同学们再不能沉默了，要起来斗争。许多学生听了林育南的演讲，泪如雨下，纷纷要求上街游行示威，呼吁人民起来维护国家主权，打倒北京卖国政府。
会议结束时，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恨不得马上飞到北京去，与北京学生一道开展爱国斗争。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2节 勇斗校监余家菊
林育南回到宿舍，一同学给他送来一封信。
林育南打开一看，是北京朋友黄晓峰寄来的。黄晓峰是林育南在北京结识的一位进步青年，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在这封信中，黄晓峰将北京近段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希望林育南在武汉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林育南看完这封信，心里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封信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便将它贴在中华大学校门口的“揭示栏”上。果然，黄晓峰的信一贴出来，学生纷纷围拢去看。有的学生看了信后，咬着牙痛骂北京卖国政府的无能，还有的学生当场呼起了反帝反封建口号。
没过多久，林育南张贴的这封信被校监余家菊知道了。他感到这是大事，马上跑到校门口查看。
余家菊是湖北黄陂县人，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心理学和哲学，是“国家主义派”的首领之一，一贯仇视学生的进步运动。他见许多学生正围在校门口的“揭示栏”前看黄晓峰的信，气愤地跑拢去质问正在看信的学生：“这封信是谁贴的？”
学生中无人理他。
余家菊又提高声音问：“这封有问题的信是谁贴的？”
站在门边的林育南见余家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到余家菊跟前说：“是我贴的！”
余家菊已与林育南交过几次锋，深知林育南是个厉害角色。不过，他是校监，林育南是学生，他仍要摆出校监的架子，用命令的口气说：“这封信的内容宣传过激思想，煽动学生闹事，不能张贴在这里，赶快揭下来！”
“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林育南针锋相对地说，“我认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行为，是教育青年学生爱国的好文章。”
余家菊气冲冲地说：“我再说一遍，你快把这封信扯下来！”
“肯定不扯！”
“你……”余家菊气得五脏生火，七窍生烟，两手不停地颤抖。
在场的学生都站在林育南一边，反对扯信。还有几个学生齐喊道：“我们要看这封信！”
余家菊见林育南一点也不怕，又见学生们都不支持他，便变换面孔，望着林育南说好话：“你把信贴在这个显眼的地方，看的人又多，同学们不安心上课不说，还要上街闹事。我是校监，学校出了乱子，对我不好。”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余家菊又说，“王督军和官厅如果知道有煽动学生闹事的信贴在中华大学的校门口，必然要追查学校为什么不管。他们一追查，我的校监地位就有危险了，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信扯下来吧。”
林育南听余家菊这一说，心里气炸了。他鄙视地瞅了余家菊一眼，厉声质问道：“是国家主权、人民利益重要，还是你的校监地位重要？”
余家菊被问得哑口无言，两眼死死地盯着林育南，恨不得马上将林育南抓起来，然后再狠打一顿。他见“揭示栏”前的学生越来越多，心里想：不能让这封煽动性很大的信贴在“揭示栏”前，便一爪子把信抓了下来，然后将信撕碎。
林育南不服气，拦着余家菊不放，要与余家菊讲理。余家菊使劲甩开林育南，拔腿就跑。
在场学生很气愤，要去追打余家菊。林育南很理智，觉得追打他不妥，劝阻同学们不要去，以后再找机会与他评理。
后来，同学们将撕碎的信捡起来拼好，再次贴到“揭示栏”上。余家菊虽然知道此事，因怕触怒学生而引发学潮，再不敢扯了。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43节 惨案发生不退却
林育南与恽代英在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深深地感到：要把武汉地区的学生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跨校的学生联合会，由联合会来领导全市的学生运动。
5月14日下午，恽代英与林育南在中华大学召集部分学生代表开会，商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有关问题，会上由林育南执笔草议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章程》。章程共9章14条，与
会人员一致同意将这个章程提交下一次各校代表会议讨论。
5月17日下午两点，武汉地区20所大中学校推举的数十名学生代表陆续来到中华大学，商量组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问题。恽代英、林育南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上，与会代表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正式组建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林育南因在前一段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推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
5月18日，为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武汉学生联合会决定组织全市3000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19年5月20日的《大汉报》，对林育南等人的游行示威作了如下报道：
下午1点钟，武汉各学校学生陆续集齐阅马场。至1点半，阅马场已集3000人。
1点3刻钟，由阅马场动身，首为高等师范，次则一校接一校，中华大学列于队末。
行经武昌路出府院街，经察院坡至司门口，转长街至督军署，转保安正街，穿大朝街复至阅马场。
他们一面游行，一面由各校代表散发各种油印传单，暨联合会简章与宣言书等印刷物。所有传单多系亡国惨语及游行主旨。
各校学生每人用纸或用布书“争回青岛”、“还我主权”、“同仇敌忾”、“不做亡国奴”等字样，高举手中，飘扬空中。
林育南与中华大学的南芝农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俩一手举着小旗，一面带领大家呼口号。
此后，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林育南又多次召集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中华大学举行秘密会议，研究行动策略和方案。
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震动全国，也使湖北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反动军阀王占元害怕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数次与其心腹密谋破坏、扑灭武汉地区蓬勃发展的学生爱国运动。据1919年5月8日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报道，督军王占元与湖北省省长何成浚还达成协议，下令武汉地区各学校取缔、禁止一切集会，并派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加强警戒，令宪兵营长贾起鹏加强巡防，舰长袁春富负责抽查户口，取缔夜渡，并与沿江保安队及水巡舰艇在江边进行联防。
王占元的命令，引起武汉地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学生集会、游行不是闹事，军警不应阻止、破坏。为表达学生的意愿，5月28日，林育南代表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的5959名学生起草了一封给王占元的公开信，阐述学生运动系爱国行为，理由正大。学生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并不妨害社会治安和秩序，呼吁他和省政府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王占元吃了扁担横了肠，毫不理会学生的呼吁。他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不许林育南他们开展反帝反封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民主运动。因为他与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系一丘之貉，一反帝国主义，等于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