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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说：“诸位不要太急，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林育南亲手将《最后警告书》交给王世。王世接过一看，发现警告书句句对着他：
粤汉路管理局长台鉴：
粤汉罢工，起于张、苗虐待工人，破坏团体。阁下不察，竟从而袒护之，揆之事理，岂得滑平。倘初允贵路工人之请，革除张、苗二人，焉有若大工潮发生？讵阁下不独不察其情，反指挥军警枪伤工人。伤痕俱在，知罪不认，冀一手掩盖天下耳目，自问天良何在？……务望贵局长从速省悟，克日完全承认，以平众怒，而复路众。否则敝工团等，定率武汉全体工友，以周旋于贵局长左右，前日大智门之包围，恐不难再见于徐家棚也。特此警告，并烦公琪。
王世放下《最后警告书》，心里紧张害怕了。他心里想：这帮穷工人怎么变得这样厉害了呢？事到如今，只有自己让步，答应他们所提要求。
他正要开口讲话，一工人代表突然向他大吼道：“王世，你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王世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全……全部答……”
过了一会，王世想到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马上又说：“对于大家先前提出的7条件，我表示赞同，但此事重大，非要交通部核定才行，故暂不作答。至于诸位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撤退镇压军队、抚恤死伤人员、赔偿损失等要求，我可以表态，并即日办到。”
“那你马上致电交通部核定嘛！”
“可以，我马上就叫人办。”
林育南见王世的态度有了大改变，觉得没有必要再纠缠，带领工人回到了住地。当天，他还叫人发电给在北京交通部请愿的工人代表，请他们催促交通部早日核定王世的请示电。20日午后，京汉南段办事处处长冯、副处长易怀远到粤汉铁路局调停，王世也亲笔复函答应罢工工人所提7条件。哪知，过了两天，王世又出尔反尔，其他条件全部同意，惟不同意撤监工张恩荣、司事苗凤鸣的职。而撤换张、苗二人，又恰是工人最强烈的要求。
林育南、施洋心里清楚：王世不愿撤换张恩荣、苗凤鸣，是因为张、苗二人是他的得力打手。张恩荣、苗凤鸣的所作所为，都是按他的旨意行事，撤了张、苗二人，就意味着自己打自己。更重要的是：如果张恩荣、苗凤鸣一走，他今后再很难找到这样两个张牙舞爪、心狠手辣的家伙。
根据这一情况，林育南决定再次召集武汉各工团代表开会商讨对付王世的新办法。
9月22日，各工团代表来到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会议室。
会上，林育南先将王世21日发表的言论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末了，他对与会人员说：“狗不上前用食喂，马不上套驾鞭打。对王世这样的卑鄙小人，不能退让，要与他硬斗，而且要斗争到底！”
大家一致赞同林育南的意见。
为了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林育南当即在会议记录本上书写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八个大字，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八个大字下面签了名。此次会议还决定，向全国发一份专门揭露王世的《告国人书》，由林育南起草，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发表。《告国人书》中说：
……本路局长王世，阴险狡诈，待我工人，如牛马奴隶之不如，指使他的私人，故与工人冲突，破坏我们的团体，蒙请军警，武力枪杀岳州、徐家棚工人……并囚禁受伤工人37人于玻璃厂，至今10余日，不准工人家属看慰。其因伤、饿寒暑之侵迫，命在垂危者10余人。彼遂犹以为未足，私自发传单，藉口唆使工人，冒名相残杀，诬陷工人，运动军警，以遂其欲加之罪，种种压迫我们工人的事实，真不一言所能尽述。……阴险狡猾的王世，以我工友为可欺，不但不改弦更张，乃变本加厉，多方压迫，以迁延手段，饿困千余工友。目前用几条空洞之条件，诱我工友上工，我粤汉工友，再四思维，以为既受重大损伤，若不得圆满解决，不但与敝路工友的人格和利益攸关，我全国工友，亦将受重大影响，而至丧失人格和利益。故我余工友，为全国人格计，万难让步，且愤异常，决定一致坚持，非完全达到前此提出之条件，誓不上工。全国同胞们，我们为正义而战，为公理而战，罢工已10余日，望你们本互助的精神，热爱的心情予我们以经济和实力的援助呀！
这封《告国人书》发出去后，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工人组织纷纷给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来函来电，声援粤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的支持，给林育南和粤汉铁路工人以巨大的鼓舞。
为趁热打铁，在林育南及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下，武汉各工团、京汉、陇海路14名工人代表在江岸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商定，如果王世在第二天下午8点以前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京汉地段工人将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并向全国通电。
会议还决定，组织500人的敢死队，作为罢工后采取应急措施的临时武装组织，以应付突发事件。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林育南等的强有力的领导、组织下，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工人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反动当局惶惶不安。
为平息一触即发的大罢工，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及军阀吴佩孚急电肖耀南及粤汉铁路湖北段铁路局长王世，限令他火速解决“工潮”。王世在罢工工人和上面的强大压力下，感到难以抵抗。如果再不答应工人所提各项要求，局面难以收拾。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只有答应工人的条件了。
24日下午，他派人给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送信，要求工人俱乐部派代表谈判。工人俱乐部各负责人看了他的信后，答应了他的要求。25日上午9点，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派出的代表与调停人冯、易怀远一起来到肇基粤汉铁路湖北段铁路局。气焰嚣张的王世，此时一改高高在上的旧态，对工人代表分外热情。工人代表从王世态度的变化，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和坚持斗争的巨大作用。
双方坐下寒暄了几句后，工人代表向王世递交了所提的各项条件，并告知王世：所提条件，既考虑了工人的利益，也顾及到了当局的面子，要条条照办，不得节外生枝，也不得拖延。
王世带着眼镜仔细看了各项条件，心里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
他硬着头皮，口愿心不愿地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张恩荣、苗凤鸣二人停职查办，被捕工人一律释放。罢工总指挥部先前提出的7条，我也全都同意。其中第一条，要由路局布告。监工张恩荣、司事苗凤鸣呈议停职，听后查办。待批准后，合行布告。第二条，我马上告知武昌玻璃厂，将被捕的37名工人释出，其中24名岳州工友用专车送回岳州，徐家棚的8名工友仍回原单位，吴青山也予复职。”
王世的态度及答复的条件，工人代表比较满意，当即决定罢工就此而止。
代表们回到汉口报告了谈判经过后，工友们欢呼雀跃，鸣放鞭炮庆贺。随后，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又用鞭炮欢送岳州工人返乡，欢迎徐家棚的工友们回来与亲人团聚。
罢工总指挥部门前的笑声、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0节 领导女工争权利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还成功地领导汉口英国香烟厂的女工进行了一次罢工斗争。
汉口英国香烟厂，是英商在汉口办的一家卷烟厂。这家工厂的工人大多是女工，此厂开工后，英国资本家及其走狗——工头，根本不把女工当人对待。他们除经常要工人加班加点外，还经常侮辱、打骂、虐待工人，有的女工被逼疯，有的女工被打成终身残废，还有的女工被残害致死。
1922年10月中旬，该厂的几名女工，又无故受到资本家的侮辱，全厂女工为此愤愤不平。
林育南知道此事后，当即派工团联合会的人员到厂里去了解情况，并与该厂的工会人员一起启发女工团结起来与厂方进行斗争，用斗争争自由、争人权、争生存。
香烟厂的女工对资本家切齿痛恨，早就想出口气，只是无人组织、指挥，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他们有气无处出，有苦无处吐，只有把仇恨埋在心里。这次工团联合会派人到厂里发动大家起来开展斗争，得到所有女工的支持。她们都认为，要摆脱受压迫、受欺侮的境地，只有起来抗争。她们还纷纷向省工团联合会表示，这次一定要行动起来与资本家斗。
10月16日，香烟厂的3000余名女工一起罢工。
她们举着旗子、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厂方对她们的侮辱、虐待，要求厂方保障她们的人身权利，提高工资待遇。
从未有过游行行动的女工突然走上街头，厂老板急了。他认为：女工们此举打了他的脸，丢了他的丑。他马上派人找工会人员，要求女工们不要罢工，不要上街游行。只要不游行示威，一切都好说。
厂工会马上将厂老板的意见报告了林育南和施洋。
林育南与施洋认为，厂方松了口，女工可以与他们谈判。
为使谈判取得成功，林育南与施洋还和厂工会的人员研究了谈判策略、技巧，并帮他们草拟了协议。林育南、施洋等领导人及时强有力的指导，使香烟厂工会与厂老板谈判一开始就取得了主动权。经过几轮艰苦的斗争，工会与厂老板签订了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厂老板还承认厂工会为合法组织，并同意工会有代表工人与厂老板直接进行交涉的权利。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女工们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女工们得到消息，高兴得在厂里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厂工会的负责人还激动地说：“我从未看到厂里女工们这样高兴过。”
没想到，过了两天，厂老板翻了脸，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接着，他又借故开除了几名组织罢工的女工代表。厂老板还在厂里公开扬言：“社会上的工人多得很，谁不愿意干就自动走，想提分外要求，办不到！”
情况很快反映到工团联合会。林育南感到：这是资本家向工人的反扑。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顽固资本家，绝不能妥协。他与施洋等人商量后，又一次派人到工厂去发动女工起来罢工。女工们对厂老板食言的行为很气愤。当工团联合会的人一到厂里组织工人再次罢工时，女工们立即起来响应。
热闹的厂房，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1923年1月4日，香烟厂的女工又一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不断地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能再受侮辱”等口号。示威游行之后，工人均不上工。女工们的这一着，英国资本家未料到。工厂突然一停，他又气又急。过了两天，他又派人找工团联合会联系，希望工团联合会出面当他与工人的调停人，以尽快平息这场风波。
林育南认为，香烟厂的这个英国佬很狡猾，他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派一般的人去，很难为工人争得较好的利益。他觉得，施洋思想敏锐，口才极好，到厂里去最合适。他对施洋说：“香烟厂的老板不大好对付，只有你去才能解决问题，你是不是亲自去一下？”
施洋马上点头说：“你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去吧。”
这样，施洋以律师和仲裁人的身份马上到了香烟厂。
果然不出林育南所料，英国资本家表面一再说要关心、照顾女工们的利益，可一接触实际问题时，他又胡扯乱拉，极力修正上次协议中有利于工人的条款和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在谈判桌上，施洋与厂工会的干部据理力争，毫不让步。特别是施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斗争技巧，既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又为厂工会和工人代表壮了胆。
英国资本家理屈词穷，不得不再次在协议上签字，香烟厂的女工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虽未使香烟厂的女工得到彻底翻身，英国资本家对待女工的态度却比过去大有改善，更不敢像以往那样随意侮辱她们。
由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林育南的卓越组织指挥，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度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和热点地区，给各地工人以很大的鼓舞。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1节 我党出色宣传家
1922年10月，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林育南与施洋组织、成立了指导全省工人运动的组织——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当选为工团联合会的秘书主任，全面负责联合会的工作。
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全省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前面已经提到，林育南不仅是我党早期一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宣传家、政论家。
1917年，尽管那时他只有19岁，但他的文章已在社会上很有名气。他在《光华学报》、《中国青年》、《武汉星期评论》、《端风》、《劳动》周刊、《向导》、《新声》等报刊发表的《春日游鹦鹉洲记》、《旧家庭改良问题》、《新生活计划》、《福泽渝吉教人以独立之道论》、《五四运动与余家菊》、《外力宰割下之华运命运》、《怎样打走狗》、《青年的革命修养问题》、《我国家庭的教育运动》、《五七、五四与五一》等文章，曾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他参加革命后，曾花很大的精力办报刊，他主编的报刊，均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19年，他主持创办了《新声》半月刊，不久又主编互助社的刊物《向上》。他是多面手，刊物一办起来，既当主编，又当编辑、记者。他经手办的几种报刊，既生动活泼，又有广度和深度，很受读者欢迎。
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后，他提出办一份报纸，作为党和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并用报纸团结广大工人。他的意见得到联合会其他成员的赞同。于是，林育南与施洋积极筹备办报事宜，并将报纸定名为《真报》。《真报》的主要编辑人员除林育南外，还有郭袒贲、张孓余、周无为等。
1922年10月，《真报》在汉口正式创刊。
为使读者了解这张报纸，林育南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辞》中写道：
……《真报》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天职，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
《真报》创办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报道全国工人、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方面的消息，揭露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
由于《真报》版面活、文字美、内容真、战斗性强，很受工人、学生欢迎。
据有关史料记载，每期《真报》一出，工人、学生、市民争相购买和传阅，有时一张报纸被数十人传看。汉口香烟厂曾给报社送过一块“劳动福音”的大匾额和一副对联，对联全文是：
顺应潮流，维持正义
不畏强暴，力挽狂澜
《真报》不仅是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而且是湖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联络、指挥机关。当时，上级派人到湖北联系工作、寄送物品，均直接与报社联系。
在林育南短暂的一生中，创办《真报》是他的光辉业绩之一。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报业史、党史、革命史，对他创办的《真报》均有较高的评价和论述。
1992年4月10日，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月刊发表的陈一生先生的文章《鄂东堪称报人之乡》，对林育南也有较高的评价：
鄂东籍报人在中共党报史上的地位更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刘子通（以上5人除董必武外，其余均为黄冈县人）、宛希俨、杨松等人。这些人中，又首推林育南最早投身报业。1919年林育南21岁时就主编了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刊物《新声》。他毕生涉及17种党报党刊。二七大罢工时，林育南与施洋主编了著名的工人报刊《真报》，因此遭吴佩孚、肖耀南通缉。去上海后，他又主编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并在发刊辞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报刊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由于《真报》影响巨大，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对它恨之入骨。他们认为，武汉地区的工潮、学潮，与《真报》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此报不除，武汉乃至全省的工潮、学潮难平。
他们曾几次策划要查封《真报》，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未成功。直到二七大罢工后，吴佩孚、肖耀南终于借机查封了《真报》。
尽管《真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