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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密，林育南除对住宅内部的设施作了精心安排外，还对会议及与会人员的安全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凡是到上海开会的代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组织证明，才能取得参加会议的资格。代表们的任何手续，都由各地地下交通员去直接接洽，不通过邮局联络。代表到达上海时，由大会工作人员用事先交换的暗号、暗语取得联系，然后再送到旅馆暂时住下，不直接到开会的地方，待有了证明后，再由工作人员用汽车将代表从旅馆接到会场。汽车在行走途中，代表们不能左顾右盼，不得打听沿途街道的名称，不许打听开会的地址、门牌号码。
代表们到了会场，必须严格执行纪律，不准外出。吃饭、睡觉、活动都在房子内进行。说话、走路要轻，在临街的几间房子里，只许有个别人活动，不许有多人在里面喧嚷，小组与小组之间不许随便往来。代表有事，由小组长去联系。听到电铃的响声，就立即把文件拿到楼下，作好放进锅炉里烧掉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各人能出去的就马上出去，不能出去的要相机应变，自找脱险的办法。大会结束后，所有代表不得带走只字片纸，代表由大会工作人员用汽车先送到旅馆里住下，再由工作人员代买船票、车票。然后，派人护送离开上海。
1930年5月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近80人，他们来自各苏维埃区域，是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及各革命根据地、部队、团体组织中的优秀代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均出席了大会。
会议的头5天，主要是阅读、讲解文件，最后一天，听项英作报告，审议有关文件。这次会议通过的议案有：《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苏维埃政府政纲》、《扩大红军决议案》等。会议决定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大会还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苏准会”仍由林育南任秘书长。
在林育南的精心筹划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做得极其周到，数十人在敌人鼻子底下开会，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会议结束后，大会的精神由各地代表迅速传达到了各苏维埃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各革命团体。毫无疑问，这次会议精神对全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武装迅速扩大，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散会不久，林育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带领“苏准会”的人员立即投入新的工作。他将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租下来，作为“苏准会”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点。为掩人耳目，他叫人将这栋房子装饰得十分气派、豪华。
“苏准会”机关内的工作人员，全部装扮成亲属。林育南化装成皮货商人，名叫李敬堂。其他人员在内部称同志，对外称亲戚，并时常在楼下搞一些“谈生意”、“贺寿”的公开活动，以麻痹敌人。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开始运行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维汉、任弼时、王稼祥、恽代英、罗章龙等领导人经常在“苏准会”机关研究工作。
1930年7月中旬，“苏准会”临时常委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林育南起草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工作大计划大纲》、《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还决定8月20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会会议，并向全国45个党、团组织、革命团体、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军以上单位发出了邀请书。后来，因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未按原计划举行。
9月中旬，全国各苏维埃区域、各大城市推选的30余名代表秘密来到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苏准会”，此次会议通过了林育南主持起草的“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法》、《劳动法》、《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还决定将原定于11月7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再次开会，会议决定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在1931年2月7日举行。
在“苏准会”工作期间，林育南还参与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与左翼作家殷夫、柔石、胡也频等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大会筹备工作就绪后，党中央决定林育南去中央苏区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可惜，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他们在浙江衢州等了多日，仍不能去江西，被迫返回上海。
林育南没有去成中央苏区，是极大的憾事。这位才华卓著的革命家此次如去了江西，后来的结局不会是牺牲。他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还会有更佳的表现。
后来，林育南被捕牺牲，他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的那些法律、文件、政策被地下党组织秘密运到中央苏区，并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喻权域将林育南当年主持起草的法律、文件带到加拿大出席中加两国人权学术讨论会时，西方一些学者看了十分吃惊。他们说，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达到中国中央苏区的水平，就是到了90年代也还没有达到。
从保存下来的那些法律、文件、政策看，林育南确具非凡的智慧和极强的组织工作能力，是我党早期一位极其出色的党务工作领导人。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9节 旗帜鲜明反“左”倾
林育南在上海工作期间，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已开始在党内泛滥。
具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敏锐地感到，这是一股错误思潮，发展下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甚大，必须坚决反对。
李立三与他是老同事，又是老朋友。从个人感情讲，他们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现在，李立三犯“左”倾错误，就不能讲情面了，应毫不客气地与他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1930年3月下旬，李立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当前各级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地方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林育南认为，李立三这种讲法过了头，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按他讲的去办，革命必遭致重大损失。散了会后，他当面对李立三说：“立三同志，你这个政治报告的许多讲法是错误的，要予以纠正。”
李立三接受不了，向林育南问道：“错误在哪里？”
“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的力量还很小，革命高潮不会也不可能马上到来。”
李立三不服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林育南反问道：“我们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的力量，怎么去暴动？由谁去夺取全国的乡村政权？”
这一次，两人争得不欢而散。
林育南认为：李立三的这一套“左”的东西往下一传达，必然损害革命事业。为了阻止、抵制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他采取与其他领导人频繁交谈的方式，帮助、启发大家认清“左”倾的危害性。
林育英是他的堂哥，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经常与林育英一起分析李立三“左”倾路线发展下去的危害，要他不要盲目地搞罢工、暴动。他还多次对林育英说：“条件不成熟，力量不够，准备不充分，罢工、暴动一搞，必然要牺牲很多人，那太划不来。”
他还多次与罗章龙交换看法。
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都赞同林育南的观点。
他们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虽有发展，工人罢工也时有发生，但中国革命还处在低潮时期，高潮没有到很快就会到来的程度。党组织应抓住这一时期，保存、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建立、扩大稳固的根据地，不应盲目搞大暴动、大罢工及其他脱离实际的行动。
林育英、罗章龙、张昆弟等人先后与李立三个别交换了意见，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但李立三听不进。李立三认为：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行动也是对的。
那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为了打击抵制他错误的人，他先后以组织的名义，召开多次会议，批判林育南、林育英、罗章龙等人的正确意见。
1930年6月，李立三把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中说，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强调，“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决议还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有到来的可能”。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其重点是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度乘敌防守空虚之机，打下了湖南省城长沙。李立三得到这一消息，更加得意忘形，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正确的。
这一年8月，李立三控制的党中央成立了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同盟军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当活动，并提出了全国行动的详细计划。
为了保证暴动的胜利，李立三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也要作好战争的准备。
面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越来越脱离实际，林育南忧心如焚。一天，他又找到李立三说：“立三同志，你的暴动计划太危险，革命有可能一下子断送在你这个计划中。”
李立三说：“我这个考虑是正确的，不会有危险！”
林育南见难以说服他，又语气很重地说：“目前，我们搞大暴动、打大城市的条件不成熟。你这样搞，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利令智昏的李立三虽然难以驳倒林育南，但听不进林育南的意见。
当时，林育南是下级，李立三是上级。如站在明哲保身的立场和遵照下级要听上级这个原则，林育南不与上级作这种斗争，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是，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修养的革命者，眼见革命事业即将受挫，不站出来说话，良心上觉得过不去。思来想去，他决定坚决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斗争下去。
他在自己斗争多次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动员其他人一道抵制、反对“立三路线”。首先，他在自己管辖的“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范围内，批判李立三的“左”倾盲动思想，分析这种错误路线的危害，并动员机关的同志起来抵制冒险主义。其次，联络正义感强，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观察、分析问题敏锐的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等人与自己一起行动。这些人中，尤以何孟雄、李求实两人态度坚决。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林育南的看法、观点一致。
他们从维护党和革命事业出发，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多种形式，如口头反映、书信揭发，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揭露李立三脱离实际，在全国强行搞“左”倾冒险、盲干瞎干的错误。何孟雄那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他对“立三路线”意见很大。在林育南的支持下，他除在各种会议上公开反对李立三外，还起草了《政治意见书》，系统地向中共中央陈述了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意见。他还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向中央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造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
与此同时，林育南也向中央提出：中央应有一个更郑重的决议，要明确指出，6月11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为表示自己反“立三路线”的决心，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铁峦”的笔名。他说：“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样的顽强……”
对这一时期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林育南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用“校务改革”的暗语多次谈及，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校务改革”（指反“立三路线”）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了相当的成效……
由于林育南、何孟雄及中央其他负责人坚决反对、抵制“立三路线”，大大减少了这条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但是，林育南、何孟雄为反“立三路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林育南后来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何孟雄也屡受压制和打击。
直到1930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才得以纠正。林育南反“立三路线”的历史功绩，曾受到中央领导人和许多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革命者的高度赞扬。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60节 立场坚定斗王明
林育南从浙江返回上海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
他利用这段空余，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篡党夺权和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事件。林育南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为了党的事业，他不得不站出来，投入到反对王明的斗争中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王明用突然行动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同，到了上海未被通知开会，林育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
四中全会的会议时间定为一天，实际只开了5个小时。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实际大权却落到了王明手中。
何孟雄及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对米夫及王明的做法极为不满，以集体退席的方式，向大会表示抗议。罗章龙退出会场时，被人扯住。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并夺取政权，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王明不具备上述条件，不够格当党的领导人。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王明。
王明执掌大权后，拼命打击、排斥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何孟雄、林育南成了他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他利用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以贯彻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打击何孟雄。
林育南本来对四中全会就有意见，王明通过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又专横跋扈，疯狂迫害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他对王明的意见更大了。他决定与何孟雄等一道，坚决开展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和行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