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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谈到他与何孟雄等人的反王明斗争时说：
现在“校务”（指反王明的斗争）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于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详细一谈。
1月15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食。这比拿着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反击王明，彻底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
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住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这时，当局已对林育南进行了跟踪、盯梢。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茶房一进屋，怀疑里面的8人是共产党员，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了信号。不一会儿，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抓住，并押到租界内的老闸捕房关起来。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3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凌晨，共有36名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抓。
对这36人的被捕，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而近几年来，海内外的一些书刊上却说林育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捕，是由于王明、康生的叛卖。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Simoh&Scluster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5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以《康生在上海》为题，转载了《龙爪》一书的部分章节。
1991年10月创刊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谈到了林育南等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4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还说出了另一层原因。
鲁訇在文中说，康生做中央组织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在材料中说，曹文敏的叛卖行为已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认为这样的人再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让她做党的机要工作，也不应该住在康生这样的中组部负责人家里，以免她再对党组织造成新的危害。
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
林育南认为康生这样做是错误的，并马上向周恩来告知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苏准会”的工作很忙，张文秋离不开，有什么需要她说明的问题，可以叫她写材料。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
不久，周恩来、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正确的，有根有据，曹文敏确系变节分子。
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作了检讨。
但事后，康生并不认错。他认为林育南、张文秋使了他的坏，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张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来、邓发、林育南等领导人的保护，康生的阴谋才未得逞。直到全国解放后，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康生仍不忘当年旧事，勾结江青对她进行迫害。
鲁訇的文章还说：
阴险狠毒的康生还早就对保护过张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操纵下，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推行“左”倾机会主义一套。康生立即投靠过去，积极为他们拍马抬轿。林育南等许多负责干部和忠诚党员，公开反对抵制他们的错误方针。有一天正在一处开会，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笔者写此书时，仔细研究过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5作家的死因后，也认为仅以叛徒王掘夫告密造成了这么多人被捕，是说不过去的，其理由是：
A。从有关史料记载，王明本来已经从中央特科得知，国民党特务混入了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四中全会及王明的人内部，他不让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并以“很危险”、“已来不及”为借口，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报信。
B。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会议。党内这么多重要负责人被抓，他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并当着与会人员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何、林等人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他又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从王明对待何孟雄的态度看，他和康生是残害何孟雄、林育南的凶手。
C。龙华24烈士牺牲后不久，王明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写了一首《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全诗4句28个字：“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读了这首诗，使人感到很奇怪：龙华24烈士都是强烈反对他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他也曾在大会小会上攻击龙华24烈士有“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此时怎么又写起悼念这些人的诗呢？而且还称林育南为“师”，何孟雄为“友”。笔者认为，王明是个言不由衷、惯搞小动作的阴谋家，他之所以写这首诗，是因为心虚。他企图用“悼念”诗掩盖他的卑劣行为，遮盖他的丑恶嘴脸。
D。笔者意外地在原黄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一件尚未发表的重要史料，也证实了吴炳叔、王云城的证言。这篇史料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作者叫柴云堂，浙江宁波市人。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殷夫一起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柴云堂在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当局了如指掌，并把他作为“首犯”对待，还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党内重要人物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情况，当局对林育南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
E。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5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王明、康生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出来继续反对他们，故用这样的办法将他们置于死地。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61节 婚姻生活多曲折（1）
有人说，名人婚姻多不幸。此话虽颇偏激，细细咀嚼，许多名人的婚姻又的确如此。
林育南虽是奇才，面貌也长得很不错，在婚姻方面却颇多曲折。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汪秀芝，系父母包办的婚姻。对于这门亲事，林育南不太满意。
林育南是林协甫的独生子。他出生后，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林协甫虽长住武汉，见的世面也多，但在处理独生子的婚姻问题上，却相当封建、保守。当时，他家的经济条件较好，选择对象自然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得较多。林协甫曾对里的人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找对象要选一个好人家，不能找太穷的人。”
袁昌恒对林育南虽然很好，但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与林协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认为，她这是爱儿子。她不知道，她的这种爱，是害了一代人。林育南长到十几岁时，林协甫、袁昌恒给他订了婚，女方是本县铁铺乡的汪秀芝。
汪家虽世代为农，家境却较好。因而，媒人一上门提亲，林协甫就同意了。至于汪秀芝智力是否好，反应是否敏捷，林协甫、袁昌恒没有怎么考虑。他们这种重家境、钱财的婚姻观，给儿子日后的婚姻带来很大的痛苦。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见识增多，视野扩大。他认为：男女结合，应是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融。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对父母为他与汪秀芝订的婚约，应该废除。
另外，他的思想和婚姻观念也比较超前。有一次，他给一位同乡写信时，猛烈抨击子女随父姓的封建观念，他说姓这个东西是女子人格的敌人，要求女子解放，非把它除掉不可，其理由是：（1）夫妻系男女双方同意才结合的，女方不应从属于男方，妻从夫姓是不合理的；（2）子女是由丈夫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结合长成的，不应承袭男方之姓，何况孩子出生以后，哺乳、料理等多靠妻子，子女承袭夫姓无理之致，今后应该废除。只有这样，男女才算真正平等了。
林育南的想法虽然有道理，要实行起来却很难，因为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要实现他的主张，阻力太大了。
有一次，他放假回家。他决定利用假期好好与父母谈这个问题。吃过晚饭，他对父亲、母亲说：“两位大人都在这里，儿有一事想与大人商量一下，不知可否？”
“什么事？”林协甫问。
“我已立下大志，以后以改造社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不误汪家秀芝的青春，我想解除与汪家的婚约。”
林育南话音一落，林协甫火冒三丈，大声训斥道：“婚姻不是儿戏，哪有无故解除婚约的道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是用我赚的钱读了几年的书，识了几个字！难道你读了书，就可以不要媳妇？”
“我的意思是……”
“不用说了！”林协甫气冲冲地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只要我和你母亲在世，你就不能与汪家解除婚约！”
坐在旁边的袁昌恒见他们父子闹得很不痛快，走到儿子身边劝道：“育南啦，你要听父亲的话。你想过没有，你如与汪家解除婚约，我和你父亲如何向汪家交待？汪家秀芝今后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婚姻系人生终身大事，万不可胡来！”
林育南见母亲也生了气，便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林协甫、袁昌恒劝了他好一阵，但仍未解决林育南的思想问题。
到了1917年夏，林育南已有19岁。林协甫考虑儿子已成年，应该结婚。为此，他单独与林育南谈过婚姻问题，希望儿子在年底办婚事。袁昌恒更是着急，儿子一回家，她就谈这件事，并几次非要儿子答应下半年将媳妇接进门。
林育南对此很冷淡，父母一谈这事，他就以学业未完作借口，一直不向父母表态。
袁昌恒是继母，心里想的比林协甫更复杂。林育南不表态，她心里很痛苦，并常常避着人流泪。
母亲心里不愉快，林育南看出来了。他利用节假日回家的机会，对母亲劝了许多，并对她说：“婚姻大事，绝对不能强求。两个无缘的人勉强结合，不是辜负别人，就是委屈自己，结果肯定不好。我的婚姻，父母不必过分操心。我有文化，有能力，今后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林育南的解释，她听不进。只要汪秀芝未接进门，她的心里快活不了。她仍不厌其烦地催林育南早日与汪秀芝结婚。
有时候，林育南被父母催烦了，就顶他们一两句，但事情过后，他又想：自己一日不同意结婚，父母就多一天痛苦。他们的旧观念难以转变，结婚就结婚吧，今后要有不幸，再想办法解决。
他终于向父母屈服了。
1919年7月，林育南在中华大学附中毕业。他再没有充足的理由拖着不结婚。这年10月底，他在老家与汪秀芝结婚。结婚那天，林家宾客如云，林协甫办酒30多桌。据林家大还健在的几个老人讲，汪秀芝虽不漂亮，但也不丑，身材不高也不矮，只是胆小怕事，反应有些慢，一双脚又窄又小。
对汪秀芝的面貌，林育南从未挑剔。他是革命者、知识分子，自然看重知识和志同道合，在他的眼里，汪秀芝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文化。
婚后，林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