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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性战争频繁的多彩尘世里，相信有不少女人曾经有过爱上有妇之夫的隐秘经历。当然，爱上别家男人或与之相恋都不是死罪，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怨恨或是报复，毁灭了另一个家庭的幸福。
几年前，我也曾在感情的泥淖里跋涉，沉浮，等候，哭泣。我花了五年的时光重新审视、打理我失败的情感。最后，拖着一颗绝望的心，我制止了自己任何可能出格的行为。时至
今日，我依然无法忘却被人抛弃在岸边的那种感觉。
我熬过了那段时间，当然不会去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值得庆幸的是，就在那些万分难挨的时光里，我仍然坚信生活的美好，我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梦想：会有一个好男人，他会在我生命的拐弯处静候我的到来。
说出我自己的情感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种治愈创伤的最佳疗法。我试图理解给我带来创伤的人们并原谅他们带给我的伤害。我自信，假如我多一点关心与观察，我本来可以阻止惨剧的发生，为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我是真诚的。不光对小乐，对米丫，或是对许许多多个我采访的对象，我的朋友，甚至对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糊涂的，在待人接物上，我过分地善良与轻信。虽然，我的真诚、善良乃至轻信都遭到了报应，却仍然没有改变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许，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个人的某种悲剧？
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够格的新闻人，以至于我常常厘不清自己是在“解剖新闻”还是被“新闻解构”？经过三年时光的打理与审视，我相信，我还是无法读懂世道人心。
其实，现在想来，那时我心中似乎就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我预感要发生一些事情。
奇怪的是，我好像期待着发生一些事情来改变生活现状。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最好是生活中的大起大落，哪怕是人生的曲折跌宕，甚至充满悲剧色彩，让我觉得生活起码还在眷恋着我，不使之过于枯燥。毕竟，直线运行的轨迹难免使人觉得乏味。
我常想，最好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爱得天昏地暗飞砂走石，哪怕伤害到我们无法摆脱的肉身，让我痛彻骨髓，枯坐到天明，也好了却平生宿愿。可惜我这一生太过挑剔，没能在适婚年纪好好地逮住一个好男人，或者说，当好男人披着阳光走向我时，我一定是眼睛翳蔽视而不见。所以，当我在这个城市奋斗到三十六岁时，忽然发现，恋爱对于我这个所谓的略有名气的女人来说，早就成了奢侈品。这个城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也创造出男人短缺现象。南都市男女比例差不多是1∶7，加上全国各地的美色几乎云集此地，男人，尤其是优秀男人很少会看中我这个年过三十满脸粉刺身材干瘪嗓音粗嘎的丑女。
想来想去，我决定不再在爱情上祈望什么。只是，难道改变一下生活现状也那么困难吗？我想，那就玩失踪吧，人在一生中总有许多时刻渴望失踪。可是，人生仿佛自有定数，一切都由不得你，我总是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叫霍尔顿的男孩的失踪，他总是通过他死去的弟弟艾里找到回家的路。想起霍桑小说中那个失踪的韦克菲尔德，他玩失踪二十年玩得也太出格了。在我的理解中，失踪应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流放，这和自我放逐与流浪，或是小心翼翼地规避生活中的某种客观存在截然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时报社规定的每月万把字的工作量，父母日见年迈的现状，读者期许的目光，还有我在年初就斩钉截铁地制定出的今年的努力方向——“学习提高年”，使我向往的失踪总也逃脱不了人世的责任感。
哪怕做做噩梦，也能改变我这种看似平庸的生活。可惜，在南都多年营营役役，我从未在午夜一点以前像煎潮州粉果似的摊平我的四肢。睡眠时间少得可怜，睡眠质量却出奇的高，连噩梦都比较可怜我，不肯轻易来偷袭。
想到噩梦，我总想起我的干女儿给我做的一道心理测试题。她叫我挑选一个最喜欢的季节，我选了夏天。再挑一天中最爱的时刻，我认准是午夜。她还逼我交出了最爱的偶像，我贪心地点了两个：张爱玲和三毛。她只好叹气般地命令我再罗列两只最爱的动物。我想都没想，推出一只狗和一只猫。末了她还要我选择一件兵器。我嫌她麻烦，挑了一把能当空飞舞的剑。
她歪着头笑着说：“倩姨，这就是你的噩梦：在一个夏天的午夜，你的张爱玲和三毛一个骑着狗一个骑着猫，两个人手中各持一把银色的剑，刺中了你的心脏。”
其实，噩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选择你最爱的一切，在梦中击中你的心脏。
时间回到上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南都的一个暖冬黄昏，当时钟将它的二郎腿搁在7字上时，我倚坐在报社采编部一个属于我的座位上，等待一位陌生女人的来访。
我头昏眼花饥肠辘辘，如果不是电视台的王晋打电话报来猛料，我早就奔向食堂果腹去了。王说一位朋友家门不幸，继父强奸继女，母亲现在挺身而出，正向公安机关和新闻单位投诉，急需得到媒体的帮助。继父强奸猥亵继女，上不了台面的市井八卦，但吸引我的是那位母亲的勇敢。这则新闻素材有如一剂适量的吗啡，我相信，感兴趣的记者不止我一个。核实了本报只有我准备“独家专访”，我忘却了饥饿，难挨的等候也变得光鲜可人。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衷心地感谢我当时服务的时报，因为它让我进入特稿部，使我有机会深入社会底层。为了扩大新闻线索，报社领导决定，把采编部的几名记者的姓名与呼机在报纸头版上每天公之于众。将记者姓名、呼机公告天下，给采写带来便利，也带来事无巨细你都得复机的麻烦，让你把接听电话当成一种机遇的同时也当成一种折磨。这样一来，只要工作一忙，记者们往往变得“机德”不好，不复机。那位母亲，也就是米丫，已经有了与记者打交道的经验，担心一时找不到我，让她的律师李远通过王晋的关系先与我取得联络。
《你无法阻止》 一两性之间的战争（2）
半个钟头后，手机愉快地歌唱起来。一位陌生男人的普通话夹杂着浓厚湘音：“你好，徐倩记者吗？我是当事人米丫的律师。我的车在报社大门口等你，是辆黑色的丰田佳美。”
拎包，下楼，寻车。我不知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步一步走向浊世的漩涡。钻进汽车后座，前排座位上的两个人齐齐扭头对我发送微笑，驾驶座上的女人有一张因压抑而日渐憔悴的脸。眼睛大而明亮，唇薄嘴小，面部的线条因过于刚毅而给人有点刻薄的感觉。她的头发染成黑色，绝非天然生成，那种死沉的黑色，在满街飞跃的少女棕黄发影中，给人一种不真实的突兀感。“徐记者……求你帮助我……”女人在流泪中依然不忘用她的大眼睛攫住我，她的眼神变得柔软，混杂着明亮与浑浊。“等会儿再说，徐记者肯定会帮你。”男人爽朗而大方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叫李远，海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她叫米丫，我们都是王晋的朋友。有劳你了。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因享有一则离奇新闻而饶有兴致。汽车穿越灿烂的灯河，向市中心飞奔。
汽车在中山路食街一个蜗牛壳般大小的停车场歇脚。米丫刹住汽车，将车钥匙抛给李远：“你的车你来停吧，我带徐记者进去。”
米丫很瘦，大概一直这么瘦。我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她的消瘦身体上罩着一件欧洲尺
码为42码的浅绿色长西服，而她的骨架，只有我一般大，最多只能扛起36码的衣服，她矮我半个头，身材就像我的缩小版。罩在宽大衣衫里的她看起来异常弱小。许久以后，我才得知，她穿着42码的宽大衣服纯粹是为了显得弱小无依，纯粹是为了博取媒体的同情。
周末的南都城内一向盛产情人与食客。没有包房了，米丫在柜台边冲着刚泊好车进门的李远大叫，声调挺高，引来旁人侧目。没关系，我在一旁笑着表示，大厅的空气更新鲜。其实，我只是想给一些私人掏腰包的被采访者省一点钱。米丫又叫，惟恐别人不知道她是出入酒楼的常客：“我看还是换一间吧！”
“算了啦！这间酒楼的老板可以给我们打折。我让他们等会儿换间包房，再说，停车也困难得很。”李远压低声调，行为举止倒也会顾及到周遭环境。三人在三十多桌人潮涌动的大厅内坐下，在烟、酒和海鲜的蹂躏下，食客们的脸与声音全都变了形。小姐送上壶刚泡好的菊花茶，李远端起茶杯瞟了一眼米丫，冲着我道：“敬你，都说你敢写敢干。日本人说，记者是社会的良心，我觉得你配得上这句话。”
天下人谁不爱恭维？本小姐自然不能免俗。我的脸如同一朵盛开的花。“谢谢你！”我这才刻意地看了一眼李远，他有一张年轻得似乎还未脱尽稚气的脸，一副眼镜后的目光仿佛深邃无底。很年轻，很有前程嘛。
一个小时后，亲爱的同行们才姗姗而来。都是被宠惯了的无冕之王，拖拉自然无法避免。每次新闻发布会，说好九点开，往往九点半还没人影，通常要到十点后才人丁兴旺。像米丫这样的私人新闻，还不是能拖就拖能挨就挨。
该到的都到了，米丫委托李远点菜。李远热情有余，绝不怠慢我们这帮有版面的写手，几乎将酒楼门外海鲜档内养着的海鲜全部端上桌面，同行们大大咧咧，像吃人民公社一般摆开了架势。米丫很少动筷，更是一言不发，在高朋满座之中，她在感觉上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
李远买的单，看上去蛮潇洒的，打开鳄鱼牌的皮夹子，丢下两千多元，扔下一桌子海鲜，有几盘还未动筷。记者们擦擦嘴巴，剔着牙缝，在李远的带领下，走进一间中型包房。大幕已经拉开，鸣锣就要开场，米丫需要迅速进入角色的时候，突然间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她甩甩头，甩掉一些忧虑与不安，挤出憋了许久的话：“我的事情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唉呀，千万别简单事情复杂化，我们都忙一天了，你只拣简单的说，我们听得懂。”王晋插科打诨。都是油条级的人物，采访都有固定的模式：多一句话不听，多一个字不写。
米丫瞥了李远一眼，像个孤苦无助的少女寻求帮助。她又看看我，终于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结结巴巴地说：“就是——我的现任丈夫强奸了我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啊！”在场的记者立刻来了情绪。
“我来说吧！”有些话让女人说很困难，也不合适，聪慧的李远适时地抢过话头。毕竟是当律师的，介绍情况简明扼要，三言两语托出事情真相：米丫的第三任丈夫杨争仁，曾在几年前，趁她回老家做粮油生意时，强奸猥亵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玲玲，长达三年之久。
“真的，”米丫定了定神，也许从假定的角色中回复了自身，说话流畅起来：“你们不相信，可以问我的女儿。她才十四岁，已经被杨争仁传染上了生殖器疱疹，是一种性病，很难根治，将来无法生育，玲玲是不会撒谎的，我教都教不会……”
众记者唏嘘不已。李远不知何时已将米丫的女儿带进了包房。假如不是过于丰满的话，眼前这个女孩应该算是漂亮的。五官很正点，发质也油亮。豆蔻年华，含苞待放。我脑子里猛然冒出这八个字。她叫杨玲玲，跟杨争仁姓。听米丫说，绝不能再让她跟禽兽继父同姓，正准备给她改姓，无奈手续比较复杂，只好先办大事再说。此刻，她安静而乖巧地陷在沙发里，一对大眼深藏在眼睫下，似乎这一切与她毫无关联。难道说，处于台风眼的人真的是风止雨歇么？
“杨玲玲，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这种事情？”我是今晚同行中惟一的女性。我在她的身边坐下，轻轻地拍了一下她丰腴的肩，有意地提醒她，站出来指证继父对自身的罪行，对一个花朵般的少女来说，将会付出太高太高的代价。
她看看我，又看看米丫，两只眼睛像洇了水的浅红樱桃。
米丫迫不及待地提示她：“说话呀，玲玲，快说那个流氓怎么对你的？”
玲玲吞吞吐吐地说：“老师鼓励我……说出来的……她说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老师说，这……这不是我的错。”
短短几句话，女孩拼尽了十四年的气力。电视台的王晋扛着镜头对准她，她拼命摇头，两条小辫甩过来甩过去，随即将一颗大脑袋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
杨争仁是女孩心头的一块疤，揭开时需要勇气。玲玲在母亲再三鼓励下，再次抬起头来，目光似冰块般在每一位记者的脸上碾来碾去，像要试探什么又像在盘算些什么。一万年之久，她冷不丁才冒出一句低沉的话：“杨争仁是一条大灰狼，专门骗我。”明亮的灯光下，两滴凝结了太多耻辱和不甘的眼泪夺眶而出。
接下来，玲玲便闭口不言，像一个突然患了幽闭症的少女。只是，她那双浸泡在泪水中
的眼眸，写满了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悲凉与绝望。
“继续呀，你这个小红帽！”李远接着玲玲的话头，笑着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快给叔叔们说说，大灰狼对你干了些什么？”
玲玲一时情绪低沉，短时间内似乎无法调整。米丫用略带些嗔怪的语调打破沉闷，“李远，都什么时候了，还拿我女儿开心？算了，玲玲，你回家做功课吧，妈妈还有点事。”
玲玲怯怯地起身，告辞，竟然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悄然塞给我一封控诉信，控诉禽兽父亲如何引诱未成年的非婚生女儿，文字干净、简洁而冷静，不像出自一位十四岁少女之手。
《你无法阻止》 一两性之间的战争（3）
印象中，玲玲是个寡言而多虑的女孩。每次和她见面，她说的话绝不会超过三四句。在交谈时，最多也就在表示“是”或“不是”之后就不发一言了。就在交往一年之后，我和她之间的交谈也没有超过一百句。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按照报纸的惯例，反映社会阴暗面的稿件一般不大可能在元旦那几日见报，但我还是希望，孟总能够因米丫这类题材的特殊性而破例，为此我跃跃欲试兴奋莫名。
那夜米丫的酒席是在午夜十一点散的，应该算是晚了些，原本话题都是米丫与她女儿的离奇故事，过了十点以后，风向大变，众多记者忽然聊起最近总是处于牛市的股票来，一场控诉会和平演变成一场股票研讨会。
我匆匆赶回特稿部，准备找个适当的时机向孟总汇报。也算机缘巧合，特稿部记者们都不在，孟总正俯身特稿部主任的办公桌前，翻弄并揣度着桌上的稿件，找寻第二天的重头稿，那凝重的神情就像一位经验老到的狩猎者凭借嗅觉在捕捉猎物的气味。
“这么晚还来，有什么好稿给我？”孟总微笑着，眼睛盯着我手上的材料袋，那是李远给我的所有材料。
“孟总，我是有一个稿子，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将米丫和玲玲的故事噼里啪啦地抖了出来，我难以抑止内心的兴奋。事实上，当我说到“禽兽父亲”时，我看见孟总的眼里绽放出一丝光亮。
我及时地捕捉到这丝光亮。本报老记都知道，当你向孟总汇报选题或报道线索时，他那双因睡眠不足而松弛疲沓的眼皮突然撩起，露出破晓的曙光，那就该举杯庆贺了，你的选题十有八九被定下来了。我感到很高兴。他日理万机千头万绪，对我提供的新闻线索无论何时表示关注，我都会像听到哨声破浪而出的赛艇手那样感到无比振奋。
“我看，要从一个禽兽父亲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角度来想想，这样也可以增加发行量……要做大就要搞连续报道，将事实挖到底，一直到将坏人送进牢房里去。”孟总的指令虽然明确，但并不具体。
“这组稿件放在元旦前还是元旦后？”我小心翼翼地问，惟恐问得不高明让到手的机会在指缝间失落。
“你让我想想……”孟总边说边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特稿部。每当他还需要思考时，他都会以这句话提前结束，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了解或放弃，一般没有时效性的深度报道，在孟总的脑海里，可以慢慢沉淀个两三天，然后，他会条分缕析地告诉你一套作战方案。经他讨论、策划、定夺的选题，往往百发百中，在本市掀起或大或小的冲击波，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慧心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