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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第一部分 官场劫马德江湖：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侯，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侯，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给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
马德当上海林县县长后，经常下到海林县的各乡镇，深入到部分村屯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一天，他来到一所贫困的小学校，只见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儿童们，得知孩子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书包和本子时，马德的眼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了泪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穷根，必须由我马德把它拔掉啊！”
随即，马德找到了当地乡政府，研究了如何支持和帮助搞好当地教育的具体办法。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000元钱，捐给了这所小学校。以后，他回到海林县政府，就在机关里发起了“捐助教育”的募捐活动。到如今，尽管马德锒铛入狱，可这里的老百姓和当年受益的学生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和蔼可亲的“马县长”。
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来到农村一扎就是两三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县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了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目光盯在了海林县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
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夸赞马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
1986年的端午节，马德家来了一位下属。当马德迎接这位客人时，这才发现客人手拎着那时比较时兴的“四盒礼”。马德曾经把那个部下的爱人由农村调到城里工作，还为那位部下的儿子安排就业。他是专门来感谢马德的。
见客人带来礼物，马德非常认真地说：“我给你办事，那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我代表一级组织和一级政府！你的心意，我马德全都领了！请你转告你的妻子、儿子，你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干好工作，那就是对我马德的报答，那就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
客人在与马德相互推拉之际，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声音沙哑地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2002年4月1日，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天下午，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马上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大会议。
地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马德英雄途穷，末路苍苍……当马德的轿车行驶到某公路收费站时，迎面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文件，大声地宣读了对马德“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从此也就结束了！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在交代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的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呐！”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表情郑重地说道：“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
第一部分 官场劫谁搞垮了毕玉玺
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５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想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丈夫发迹，军功章里曾有王学英的一半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侯，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区的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中发生一起贪污案件，一个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是恨自己，我觉得毕玉玺没拿我当最低级人那么看，所以我心里很敬佩他很崇拜他，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后果。而且我一个小人物能与他成为知己，甚至帮他治疗心病，我是感激的，到今天这步我能怨谁呢，怨我自己没学法律知识不懂法。”
据审判此案的法官介绍，兰义所在的3家公司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其中2家在案发前已被吊销，另一家被注销。
兰义说他一直认为公司要有发展就只能先把领导的腰包填满。但是当他面对法官和检察官，接受审讯和审判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意识到正是这种错误的想法促使他走到了今天。也正是用手铐报恩，兰义才和王学英等人，一起搞垮了毕玉玺。
第一部分 官场劫证券掮客王小石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王小石当作贪官，这实在是高抬了他，他只不过是一个掮客而已。
中国证监会副处级调研员王小石在错误的场合，张罗着跟几个错误的人吃了一顿错误的饭，把自己吃进了监狱，也吃出了名，吃出了中国证监会官员犯罪的一个名案。
其实王小石张罗着吃错饭不是毛病，他的毛病是吃饭的时候给别人拉了皮条，并伸手拿了他认为该拿、法律却早已经规定不该拿的钱。
当然，人们之所以那么关注王小石受贿案，不仅仅因为他是证监会的一名官员，而是王小石案考验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执法环境，人们希望通过对王小石的审判，能够推动中国法律对证券市场的执法力度。
更多的人关注王小石，是因为媒体把王小石这块小小的石头，膨化成一座横亘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高山。其实，王小石哪有这等本事，他不可能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操作规则，他只不过是一个贪小便宜的证券掮客，利用上市公司操作的潜规则获得一点小利而已。更形象一点说，王小石顶多是在证券大鳄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之后，在狼藉的杯盘之间，捡来三杯两盏残羹剩酒吃吃的小泥鳅。
至于大家普遍认为王小石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个倒下的官员，以及他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多大灾难，或者最起码王小石是那粒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等等这些对于王小石的看法，其实是一些媒体在传递过程中对王小石的一个误读。可以这样说，正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甚至把王小石的能量有意无意间夸大了，好像他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运作过程中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一般，这种对于王小石犯罪能力的浮夸，最终把王小石妖魔化了。
第一部分 官场劫证券掮客王小石：撩开面纱，王小石孤僻寡语
王小石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从事党政工作，王小石有3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在家里排行第四，所以父母都叫王小石“小四”。
王小石1982年中学毕业后，接母亲的班进入北京市变压器厂工作。1984年王小石考入北京经济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8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国家专利局工作时，王小石已经27岁。在学校里，王小石的年龄偏大，又沉默寡言为人宽厚，所以大家都把他当作“老大哥”。
认识王小石的人都认为他很实在，但少与人沟通。王小石因为少言寡语而被认为性格孤僻，据有关报道称在与亲友的相处中，他跟几个哥哥和妹妹相处得都不好，尤其是结婚后，他跟家里也不常来往。
也许是与人相处困难的原因，1994年王小石离开国家专利局，到中国证监会工作。
有一件事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王小石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到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领导听说她的哥哥在证监会任职，就派人和王小石的妹妹到证监会拜望王小石，希望通过王小石加强与证监会的联系。但在王小石的办公室里，王小石对妹妹和同事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冷淡，甚至让妹妹有些下不了台。之后，王小石的妹妹离开了那家证券公司。
对家人如此淡漠的王小石，给亲人们留下了架子大，性格孤僻的印象。但在外界，依然沉默寡言的王小石性格中，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为人共知，就是对朋友非常好，讲义气。
认识王小石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实在，这也许是他很少与人打交道，所以别人才会这样评价他。很多人认为，可能是他在大家庭中找不到感情的承载，因此转而向朋友寻求，反过来又为朋友做了违法的事情。但遗憾的是，事发后这些朋友也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