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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起源于非洲吗？
——“夏娃理论”质疑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临的问题。神话和传说、宗教和科学对此有五花八门的解释。
基督教的《圣经》宣称，上帝创造了人类，即亚当和夏娃。还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后，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很可怕，于是使用压力把人类分散于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阻止他们互相沟通。
中国古代则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的传说。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天和地连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盘古突然醒来，用大板斧开天辟地，他的气息化作风和云，声音变成雷电，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头发胡子化作星星。盘古开天辟地后，大地荒无人烟，天神女娲在清澈的水池边用黄泥做成一个泥娃娃，泥娃娃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于是造出了许多男人、女人。这位人类之母还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关系，生儿育女。
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神话。
近代以来，古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古人类的起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由猿到人，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现代人类）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这些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
然而，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单一起源论”，近来呼声很高。他们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一种假设：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就是所谓“夏娃理论”。这种“夏娃理论”认为，目前地球上的各个人种，都是二十万年前某一个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亚洲原先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一万二千条染色体的研究结果，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七万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六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这种“夏娃理论”遭到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的化石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此外，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由于人类灭绝而导致的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进行重新测定，得到的结论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用有力的实证反驳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这一发现，颠覆了美国《科学》杂志2001年5月刊登的论文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七万年至十三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地上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有着明显的体质特征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除了“单一起源论”，还有“多区起源论”。这种学说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相对独立起源的，缔造各种文明的古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元的——多区起源的。
看来，甚嚣尘上的“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千万不要被耸人听闻的新论、眼花缭乱的宣传，迷惑了视线。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迄今为止，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历史最为久远。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七百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二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确实，这一问题不仅学术界高度关注，而且新闻界也极为敏感，经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报端披露，并且配上夺人眼球的标题。以《文汇报》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注目的标题报道：“人类祖先在乍得？——最新发现的头骨化石可能揭示谜底”。该文报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发现了被命名为“图迈”的头骨化石，科学家断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权威的《自然》杂志对此作这样的评论：在人类进化史上，一千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五百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记录。在史前考古中，一千万年至五百万年之间，人类的始祖与猿分离，这一演进过程的物证却少而又少。“图迈”的发现，弥补了“缺失的一环”。但是也有科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图迈”不仅不能填补“缺失的一环”，反而能够说明原始人类演进的多样化。人类的进化并非只是一个单向的阶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图谱”。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汇报》报道“我科学家运用先进方法测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标题写道：“中国人远祖更可能在中国——这一结论使现代东亚人‘非洲起源’说受到挑战”。该报道援引我国科学家的判断，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扁平的脸等，这表明至少在二百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是连续不断的。
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使这个离我们遥远而枯燥的话题，透露出新鲜的活力。历史诱人的魅力，以这样的方式显露无遗，我们真的需要对历史刮目相看了。
《国史十六讲》 第一部分解读封建的本意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1）
解读“封建”的本意
——兼论“公社”、“井田”及其影响周朝建立以后，为了稳定新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封建”。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这就是当时所谓“封建”。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与欧洲的feudalism时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个世纪。秦朝以后的中国，很难说是feudalism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国体”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但都是失败的尝试。这种立论，显然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的。
“封邦建国”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国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个之多，但是为了稳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个异姓诸侯。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或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制戎狄蛮夷部落，扩大周朝的统治区域。
既然“封建”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它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周天子的封建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礼”，以显示天子（即王）与诸侯邦国的联系。在太庙进行的策命礼仪，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向诸侯授予册封文书，然后由主管国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了诸侯，周天子通过诸侯对那些地区实行间接的统治。周天子有权对诸侯邦国进行巡狩、赏罚；诸侯国有义务向周天子述职，并向周天子缴纳贡赋；当诸侯邦国受到外来侵略或发生内讧时，周天子要给予保护或调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
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导致分裂割据，与中央分庭抗礼。春秋战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封建的本质是分地分民，与它相联系的，必然是一种领主式的土地关系，具体表现为农村公社与井田。
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乎邑、里也称为“社”。它们又与井田相关联，《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表明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
农村公社的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20世纪初的西双版纳傣族中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遗存，与远古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从《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的气息是相当浓厚的。由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理想主义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时代，农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这使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一些国君向他征求治国方略时，他总是说，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私田”。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
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私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没有“税亩”（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于这种方式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周宣王即位以后，宣布“不藉千亩”，“初税亩”这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后来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国史十六讲》 第一部分解读封建的本意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2）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
——“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