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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东林非党论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党之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决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指出：“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中的‘党’（Parties）”；“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毫无疑问，史籍中所说的“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写到“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这是对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准确表达。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显然的，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党”，以继承并发扬孔孟儒学正统为己任的东林诸君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决不可能自诬为“党”。正如《东林同难列传》所说，顾、高诸君子在东林书院“偕诸同志以道学相切磨”，受到海内士大夫的敬仰，跟从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邪臣遂指之为门户”。此处所谓“门户”，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是朋党的同义语。《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的由来。
李三才是万历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借口生病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当时政坛上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内阁权臣李廷机企图阻止李三才入阁，指使其亲信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李三才“党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书生气十足的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政敌们抓住把柄，攻击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结成“东林党”。
在这场风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现得最为恶劣，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说什么“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指北京），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搞臭“东林党”，他肆意捏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几乎每一条都离奇得令人难以相信。例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又如：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再如：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黄编造出来的。
《国史十六讲》 第四部分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3）
这种不择手段的攻击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愤怒，光禄寺丞吴炯对徐兆魁捏造的东林书院罪状一一予以驳斥。他以确凿的事实指出：浒墅关附近小河根本无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从来无税；来参加东林讲会的人都是自费，书院从未向浒墅关官吏索要银两；东林讲会的经费都来自参会者捐资，从不接受县衙资助；至于讲会“杂以时事”云云，更为无稽之谈，他说：“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坐无哗，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触发了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诬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被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演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并且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之。
到了天启初年，一些原先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了政坛，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带到官场，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斥为“东林党”，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当作一个组织实体，开出黑名单，重演一次“党锢之祸”。
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编成《东林党人榜》，开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于天启五年呈报朝廷，由专擅朝政的魏忠贤把它向全国公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
与此同时，一贯与东林书院为敌的吏部尚书王绍徽，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了一本黑名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林点将录》。此后接二连三还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领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把李三才、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并非王绍徽的发明。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就扬言：十余年来东林书院的不肖之徒，为了“号召徒党”，“外资气魄于李三才，内借威福于叶向高”。其实十分牵强附会。李三才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东林”的一员，他公开声明，东林是东林，李三才是李三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至于叶向高，根本与东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倾向于沈一贯的“浙党”，按照当时的朋党政治标准来划线，“浙党”是东林的对立面。由此可见，这个黑名单完全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
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照党同伐异的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而是多次请求皇帝批准李三才辞职？当东林人士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很不以为然，主张由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动辄掣肘有所不满，碍于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让他以辞职的体面方式下台，但是必须使他在政治上声誉扫地，于是硬把他与李三才捆绑在一起，成为“东林党”的领袖。
1957年出版的《东林党籍考》，依据《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所提供的名单，对所谓“东林党人”逐个写出小传，却并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书名为“东林党籍考”，顾名思义必须客观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东林党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份名单是魏忠贤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出来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然而《东林党籍考》上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其他人物也出于上述黑名单，该书的出版无异于肯定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的可信性，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晋书？卻诜》说：“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对于晚明朋党风潮中的“东林党”，也应作如是观。
鉴于“东林党”的称呼容易产生误解，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大概便是出于这种考虑。《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隆庆和万历时期”，出于黄仁宇的手笔，在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措辞非常谨慎，特别避开“东林党”的字样，而采用“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之类说法。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吴金成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所谓东林运动是通过讲学所产生的乡村评论和舆论集中为主的活动”。
如此看来，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东林党”提法，实在有改一改的必要了。
《国史十六讲》 第四部分面向海洋的时代（1）
“海禁”与“倭寇”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之中，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心态，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无非是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这种状况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专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指出，从14世纪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三个贸易圈：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一个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两者之间还有以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新航路与新大陆发现以后，西方国家的商人为了购买亚洲的商品，携带大量白银，也加入到这些贸易圈中来。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倭寇”与海上走私贸易，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考量，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祸起市舶”——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于是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他们与日本商人进行贸易，在遭到官府取缔时，采取武装对抗，被人们称为“倭患”。
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代）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云云，过于简单化。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词，最初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还有“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