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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个性太强，不可能巩固他的江山。他这种个性的人绝不能容忍儿子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才华。他刚去世，全国就陷入民怨沸腾的局面。虚弱的秦二世企图保住江山，但是在几个月之內（疑有误—译注）就被推翻了。王朝统治下的太平让位给军阀的混战，饥饿的暴民蜂拥而起、四处抢夺，饥民所到之处，每每造成灾难。经过天下大乱，终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证明，全国很快恢复了太平和大治。这位君主名叫刘邦，即使不是他开创了军阀夺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他夺天下的模式与后世军阀夺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农家，不知书识字，系由流寇起家。后来自封为沛公，最后登基称帝建汉期。汉代时期的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大国。
9…3 晚期王朝中国
上下两千年之间，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公元100年东汉年间，人口统计报告已达6000万人。应该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总是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农民完全有道理认为，任何官员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所以他就尽量少报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几乎静止不变，说明人口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资源和技术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统计显示出缓慢的增长。1736年的人口统计是1亿3500万。可是，1736年至1881年之间，人口突然跃升至3亿8000万。此后，中国的人口就稳步爬升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整个旧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加。其原因尚未弄清。欧洲人口的增长，被归因于机械化的兴起和殖民地市场的开拓。然而，人口增长的现象同时还现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的中印两国并不存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庞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在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在天下大乱，内战不休的时期，中国人也保持了统一的传统，他们把这样的时期只当做是历史的插曲。
庞大的人口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使中国确确实实地坚不可摧。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要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要被迫接受中国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在西方遭遇这类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庞大的人口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8世纪时，还不到2500万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此之前从未超出过1000万。在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数以亿计的人口造成了新的问题，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找到。
要了解中国政治组织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一般社会模式。除了中国东北部之外—这儿的农民住在孤零零的大农场上，颇象美国农场的模式—单家独户独居的情况极为罕见。真正的居住单位是村庄，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村庄周围筑有土墙以防流寇袭击。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有若干城镇，城镇的职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旧中国城里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官僚阶级），城里还住着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比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经济运转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印度和西方都有一些差別。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不存在按种姓世袭的行业。也不存在西方那种把制造业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极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这种模式。事实上只存在地方特产集中的情况；在一个地区，有些村庄生产一种东西，用以与其它村庄交换別的产品。交换在集市小镇里举行，镇的规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间。农民上市镇卖自产的东西，用以换取原料或别人的产品。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全国使用的篮子，另一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铁，如此等等；这种按地区特产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尤如是船长：无论他占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为议事会是由族长组成的，族长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然而，乡里以上的各级政府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
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比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远离开故土。古时交通不变，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亲戚的纠缠。然而，机动车和其它便利的交通工具问世之后，新省长到任时，成群结队的穷亲戚就会立即踏破他的门槛，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礼义的模式谋求各种贪污贿赂和庇护关照。
科举考试涵盖的范围很广，这一设计意在显示应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举背后有一假设：科场中榜者均为聪明人，能很快学会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这一设想与美国人的信念截然相对。美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具有本职工作需要的技能，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我们美国人还认为，政治家个人不仅是在一般兴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与普通人尽量接近。中国人的观点，是千方百计寻找德才过人者担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所谓德才过人者，指的是至诚待人、廉洁奉公、献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禄优厚，这与美国的体制不同。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不任公职时挣的钱，比担任公职时挣的钱多得多，除非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中国的科举取仕制，与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选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官员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也是旨在发现智力过人、富有教养之士；考试范围可能从薄加丘的藏书癖好到如何识读气象图。同样，中国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选出来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满清强盛时期不得不与中国官吏打交道的欧洲人，无不知道中国官吏的素养好、能力强。科举制度偶然也会流产；比如，一位不习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统率北洋水师，结果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迅速败北。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优秀传统，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颂诗，然后自尽。然而，除诸如此类的紧急局势之外，科举方法是相当有效的。
六七千学子在乡试中竞争。乡试选拔的秀才大概不及应试者的十分之一。乡试及第者再参加府试，如此等等，直到殿试；殿试金榜题名者不及乡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乡试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学，以便参加第二轮考试（即府试）。凡乡试登科者已无后顾之忧。他的经济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贫寒，无钱继续求学，邻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费用，希望他能在府试中再次登科，以谋得一官半职。中国人一向有赌博嗜好，他们乐意为朋友冒险；对于乡邻父老来说，资助秀才进入官场，是有所裨益的。
乡试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镌刻在祖宗牌位上。电报进入中国之前，有一批人专门以报告此类喜讯为生。他们守候在科场之外等侯张榜。中榜的喜讯立即由他们驰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过望，常常要重赏送信人。
第二级考试在道府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与初级考试（乡试）相仿。府试中榜者被饰以绶带和金花。他们接着准备进京参加第三级考试（即礼部试）。礼部试及第者再留京参加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皇帝驾临科场主持殿试，并用朱笔御览试卷。殿试及第金榜题名者分为四组。一组赐以俸禄，等待填补高官空缺。一组成为宫廷侍从。再有一组被任命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赘言，最后一组的官位是追逐最紧的热门，因为省府总督和道台人人在组织高度完善的中饱私囊的体制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贪污受贿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官职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试后金榜题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响双管其下，方能争取到官位。经过科场四级筛选出来的中国官吏才华极为出色。只要中国政治实际上让这批正大光明地遴选出来的仕宦阶层来掌管，那就会万事大吉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没有与科选取仕一样严格的选拔皇帝的制度。中国人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皇位继承中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趋势。一般地说，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为皇帝妃嫔众多，且皇后及妃嫔均选自豪门大户，所以围绕争夺太子继位的倾轧和阴谋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经选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对他施加影响，竭力为她家族的所有成员谋到高官厚禄。每个朝代行将土崩瓦解的征兆总是这样的：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科场选拔的仕宦手中逐渐落入了宫廷的宠臣手里。
宦官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国的宦官与伊斯兰国家的宦官绝然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是奴隶。而中国的宦官却是自愿入宫的。其中许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宫，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为家族尽了孝道和义务。他们之所以受阉去势，是因为入宫以后也许能够爬上高位。尽管他们已经受过腐术，可是他们宫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宫加重了中国行政机构中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赘言，在这样的条件下弃家入宫的宦官要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权是渴之辈。他们之所以甘愿作出任何牺牲，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结果使宦官成为一帮危险之徒。他们在宫廷里得势之后，就会篡夺行政职务，并将其亲戚塞入高位、带进宫廷；此时该王朝就气数将近、行将就木了。
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在最上层。不过，只要统治者得力，这个体制尚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培养并募集一个绝顶聪明的仕宦阶层：仕宦阶层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在迄今推出的体制中，这一体制是维持一个官僚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召募确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我们美国人处理得很不好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更突出的弱点，是无处不在的贪污和惩治犯罪方法两个方面的弱点。中国的贪污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地方官吏俸禄不多，中饱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究竟能侵吞多少则有一个严格的惯例。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预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包袱才合适。这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曾经说过的“诚实的贪污”。如果地方官员敲榨太狠，商人和工匠就会进京告状。京师的检查官就不宣而至，封帐捉人，然后才开始调查案子。如果调查说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对他进行惩处。中国人审案不会象美国人那样让案子一拖就是十年，课以他收入的百分之三的罚金，他们迅速将贪官斩首示众。这种严刑对过度的贪污是一种威慑力量。
虽然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对付犯罪的方式对罪犯比较严峻，可是它不会使公众感到难堪。而我们的作法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门。罪犯几无上诉的权利。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受到拷打，据认为拷打目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这一作法当然使现场目击者逃之夭夭，所以证词是难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够死判的标准，他就会被递解进京城去听后发落。他在京城被监禁数月数年，周围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为止。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为了聚敛财富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模式为：让小官尽情中饱私囊，等候时机成熟，就一口鲸吞他们聚敛的一切财富。纳粹德国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凡是极权政治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大官敛财的方法。
在世界伟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有如下独特之处。在它的悠久历史中，从未产生过强大的祭师阶层。诚然，在中国早期王朝商周汉这三个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师，他代表整个王国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职能总是从属于亲理朝政的职能，至少是从属于给朝臣理政提供认可的职能。实际的行政管理委托专家即训练有素的官僚进行。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没有建立过庞大的神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