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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最为兴旺。
织机使衣物的质和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它可能又引起了最早的个人卫生观念。过去的皮衣不能洗涤。织物却可以洗涤，无论是毛纺品还是植物纤维制作的衣物都可以洗涤。织物还可以大量生产。它给忙碌的家庭主妇提供了一个增加家庭收入的理想办法。织机可架在家里或就近避风雨之处，妇女可以在时间不紧的情况下，频频上织机去织上几寸。纺织品有相当大的规范性、适用性，并不易毁损，以致于可以当做货币使用。因此，我们发现在埃及最早的纳税单上，完税的形式既可以是谷物，又可以是麻布。另一方面，迟至公元10世纪，一种粗糙的用途很多的毛织品，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被当做交换媒介来使用。
2…6 城市
凡是研究文化的学者都承认，农民社区的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只是存在着量的差別；然而，究竟二者之间的差别界线应该划在哪儿，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意见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也许，最好的划分标准是有无城市。甚至到了今天，人们也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人的聚集形式，是何等重要、何等独特。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发明。就其对文化发展之重要意义而言，这种社会发明完全能与任何技术发明相匹敌，也许只有人工生产食物这一技术发明算是例外。
城市的建立需要一些先决条件。首先需要相当稠密的人口，以便生产剩余的食物；维持城市的核心群体就需要多余的食物。在很早的时代，这一条件只有在河谷地带才具备；因为那儿肥沃的土壤使栽培作物的收获甚为丰富，而且使永久性定居成为可能。与稠密人口一样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存在有效的技术以运输大宗的货物。缺乏这类运输技术的地区或时期，奢侈品也可以远距离交换。因此，在北美洲俄亥俄地区，霍普韦尔文化①时期修筑土方的印第安人，从黄石河地区换来了数量有限的黑曜石，从苏必利湖换来了铜，从北卡罗来纳得到了云母，从墨西哥湾得到了贝壳。然而，大宗货品的运输，构成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大宗产品由水路运输比用其它任何运输手段都要便利。如果没有水路，那就只好依靠畜力运输，包括借助有轮的运输工具和不借助有轮运输工具的畜力运输。用人力运输大宗货物，尤其是大宗食品，是不经济的，运货人必须携带自己的食物；这就严格限制了他能搬运有效载荷的距离。
①霍晋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北美中东部最著各印第安人古代文化，极盛期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主要集中在今俄亥俄州南部。许多遗址上发现了土方工程，是坟岗、庙宇或其它建筑的基础。他们的制品在遥远地区亦有发现。公元400年后，这一灿烂文化逐渐消失。
前机械化时代里，近东、中国和印度的所有大城市，全都在河谷和海滨。在这方面，灌溉系统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浇灌的田地支持稠密的人口，水网又提供水上交通。在美洲用于运输的轮子根本就不存在，用于驮运的役畜仅限于南美的部分地区，所以真正够格的城市寥若晨星。古代墨西哥的特诺克蒂特兰，很可能是巴拿马地峡以北唯一的真正的城市。它位于一个大湖的湖心岛上，大湖周围土地肥沃，所以它可以从湖上运来的本地物产解决吃的问题。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使它可以不去考虑陆路运输的消耗，奢侈品和比较贵重的材料靠贡品解决。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此地有役畜用于运输，它又是一个组织程度很高的庞大帝国的行政中心，所以它能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无论城市在何处出现，它们都引起一整串新的社会问睿Ｐ矶辔侍飧从诩虻サ纳镅率担何颐钦飧鑫镏稚形赐耆晒Φ厥视Υ笕壕劬拥纳睢Ｖ钡酱笤�5000年前，人们一直生活在比较小型的社群里，社区中的人与外人的接触是很少的。直到今天，世界人口中相当大一部人，依然遵循着这种居住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疾病的爆发受到局限，小型的社区难得遇上不得不对付病毒的情况。这些病毒是细菌在许多宿主的身上迅速传播时引起的。生活在城市之中，互相传染疾病的机会大大增加，病毒突变的机会大大增加。城市不仅使大群人密集拥塞，而且城市赖以生存的贸易使疾病感染不断增加。历史上蹂躏欧洲的大瘟疫，几乎都可追踪到具体的城市疫源，这些瘟疫又是外国商品或外国旅行者带入的。
前机械化时代城市中，成人的死亡已够严重，婴儿的死亡率甚至更高。这样的城市纯粹靠生殖来维持人口数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现在，尽管现代的环境卫生技术已经使死亡率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否有任何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人口，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虽然疾病减少，但是其它因素又冒出来控制人口增长。城市居民面对着住房拥挤而带来的育儿困难，面对着与城市生活无法分离的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他们自然要限制子女的数目。高度紧张的生活造成不育症，这个因素亦有可能。然而，无论复杂的原因何在，结果是一样的。城市人口不会靠生殖增长，自古至今从未靠生殖来增长。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增长，始终是靠村庄和农场人口的流入，这些村子和农庄位于城市的榨取范围之内。这个范围是城市细胞的细胞质。这些移民是原料，城市将他们加工塑造成都市化的居民。用通俗的话来说，村子和农庄把乡下佬和城市赖以生存的其它原料一道喂入城市，城市把乡下佬转换成一种专门的产品—城里的滑头。
流入前机械化时代城市的农民，绝不是农村人口中一种随机抽样的成分。他们多半是不太适应村中生活的人。在这个社会阶梯的底端，是当地从来不会干事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里人失去耐心之后只好把他们赶走。这就是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里享乐”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隐性埋名，这些人可以继续干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受惩罚的危险远不如在农村那样大。有些农民丧失了地产，他们流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种就业机会。他们给城市提供了更加宝贵的材料。这样的移民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他们又是可以当做商品的最早的劳工，因为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血缘或熟人的关系。
最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自觉自愿进城的。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环境提供了更多出头和就业的机会。换言之，古代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底层吸收人。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吸收农村居民中的精华。从一开始，这就给城市人口以显著的特色。城市的天平倾向于不稳定的个人一边，这些人缺乏成功农民那种乐天安命的心态。
在邻里中生活的安全感，在与亲族共同活动中的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复得。同时，城里人的成功也不会受到穷亲戚的妨碍。大家族纽带的瓦解，似乎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城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报偿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不妨指出，农民一旦进城，几乎无论如何再不愿意回去过乡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主旋律是这样的：“你怎能让他们再呆在农场，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巴黎？”这一思想在苏美尔人时代和在今天一样，似乎都是说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当大程度都是由异乡客组成的，而且这些人是社会生活难以对付的异乡人。这就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新问题。舆论的非正式压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人循规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起作用。城里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在做什么，你也不关心不相识的人在想什么。在现代城市中开会的人，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自由活动在城里游乐时的行为就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以正式的强制模式为基础。警察和违警罪法庭在历史上出现极早，其形式与它们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中，有一个最早的城市生活的副产品，就是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高度形式化的模式。村庄生活既可能承认也可能不承认形式法，形式法与简单的禁忌和民俗是不同的法律。然而，即使在形式法律存在的文化中，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区中，仍然可以在不借助形式的情况下相当公正地解决纠纷。在人人都认识的小型社区中，可能犯罪的人无论如何都非常有限，罪犯肯定是无路可选的；而且在人际争执中谁是谁非的问题，几乎是明白无误的。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可能犯罪的人数要大得多，抓错人的几率就相应增加。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可能作出村子里自然而然就会解决纠纷的那种裁决，因为他不知道当事人的人格，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相互关系的背景。形式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整个观念的产生，实在是城市环境的附产物，这一点似乎是非常可能的。面对与当事人和纠纷打交道的需要，处在法官对案件中的实际因素了解极少的情况之中，用巫术习俗取代认证实情的企图便应运而生。因此，法庭大声宣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倘若法庭坚守这一原则，它就会立即失去执法公正的可能性。法律和法庭的运演过程笼罩在庄严的仪式之中，既是为了给旁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了给它添上一点巫术魔力的色彩。诉讼程序以僵硬呆板的形式进行，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以便恰如其分地接近于超自然的魔力。人们发现，蔑视法庭所受的惩罚实际上和法庭的历史一样悠久。
律师和法官应运而生。他们是非常精细地研究法律条文的技术专家。他们征引过去的判例。案例越古老，查明它们所需要的研究工作越多。它们的魔力效果就越大。唯有在中国，过去的判例才有意识地予以忽视，他们偏重当前的情况；中国的文明在此与别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它在其它许多方面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样。
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诉讼程序，也可能存在于非都市化的社会中，比如在多半的非洲部落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印尼的形式法叫阿达法。然而，没有这样的法律和法律诉讼模式，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区也能很好地正常运行，而城市却是绝对无法正常运转的。耐人寻味的是，虽然美洲印第安人显然是缺乏法律观念的，但是在城市生活出现的那几个地区里，却形成了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诉讼程序。
城市给它所支配的地区提供专门的服务，以此回报它所得到的原材料和人口。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与宗教、行政和贸易相关。城市通常是周围居民的宗教活动中心，农民在此诉诸令人难忘并因此而大概非常有效的祈求超自然力的仪式。定期的宗教典礼使人们汇聚一堂，自然有利于贸易和交换。虔诚的朝圣者带上剩余的农产品，换取村子里不能提供的货物。在这一方面，城市还提供了外域产品的集散地。这样销售异域产品，比在分散的村子里进行小宗的销售，就经济省事多了。
庙宇和集市是大多数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毋庸赘言，城市既是交换货物的地方，也是交換思想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焦点的功能。旅行者和商人不光是从远方来走一走。这些异乡人还有在城市中建立异国居民区的强烈倾向。结果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密切和连续不断的交往，使思想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些古代城市中，正如在我们的现代城市中一样，有一个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城内定居的异域人士借此过程给予并接受新事物。
早期城市作为行政中心的重要性，常常被人忽略。每一座古城都有其宫殿。宫殿不只是君王的寓所，而且是城市管理所需的各种办事机构的所在地。在古代城市里，世俗统治者和宗教统治者的关系总是密切的，如果并非总是相互同情的话。人们常发现，宫殿和行政机构兼容于庙堂之中。
古代城市还支持着多种多样范围更广的活动和专业工匠，它超过了村子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技术熟练的工匠，比如手饰匠、盔甲工，小型社区只断断续续需要他们的服务；在城里，他们可以变成专职的工匠，这是由于市场的扩大。许多同行工匠的存在，外域产品的进口，不只是刺激了技术的改进，而且还提供了一批会心人，他们能鉴赏超群的技艺，賦予它以威望。城市还给医生、律师、抄书先生、教师等等以连续不断的就业机会。这些专业人员实际上依附于庙宇，协助它支配社区的精神生活。与熟练工匠的情况非常相似，同一行业中许多专业人员的存在，刺激着思想的发展。在城市中，破天荒第一次，哲学家或原始的科学家可以与情趣相投的同好邂逅接触，并且在与别人的思想撞击中磨砺自己的思想。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拉尔夫·林顿著
3．东南亚文化复合体
3…1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
东南亚冰川末期及冰川之后的历史尚不明确。这儿的技术进步似乎日益走上了木竹并用的形式。木材和竹材易朽，所以考古记载给人一种文化简单的错觉。许多证据表明，东南亚的作物栽培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新石器复合文化在这儿发展起来。在缺乏考古实证的情况下，我们得求助于该文化区边缘的遗存。一种文化复合体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区之后，较早的文化形式往往在边缘地区保存下来，在比较与世隔绝的地区保存下来，可是它们在原发的中心地带却已经消亡了。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歌谣，仍然在美国南部的山民中传唱，就是这样的例证。
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起源的中心地带是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无论今日它们分布在何方，都可以蛮有把握地假设，它们是由这一地区的移民带去的。古代的印度尼西亚人善于航海，把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向东传到太平洋最尽头的海岛，向西传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广阔范围的两极，在偏远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上保守的印度尼西亚岛民中，在东南的高山地区发现同样特色的文化成分之后，就不妨作出结论说，这些相同的文化成分可以归因于东南亚古文化的底层。无法断定这些文化成分是否是古老的旧石器文化，但是可以断定它们属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引进之前就存在的比较原始的生活模式。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民族从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的家园向外迁徙，是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象之一。尽管原子型的政治模式使他们不能组织宏大的社区工程，尽管他们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比较晚，然而他们竟然可以在航海探险中囊括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区，竟然可以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岛和复活节岛定居，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东岸仅有250英里，复活节岛距南美洲西岸仅有2200英里，与美国的丹佛市正好南北遥遥相对。
印度尼西亚人向外移民肯定始于新石器时代，且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今天，马来亚捕捞海参的渔民仍然到澳大利亚北部沿海作业，他们在此留下了混血的后代，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过，移民的高峰期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大量移民的浪潮在公元500年即已结束。此时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印度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移民之初，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住着尼格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的黑色人种，他们是文化上的落伍者。美拉尼西亚群岛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家园的边缘地区，所以他们常受到入侵者的困扰。有史时期初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已经在这个群岛上扎根，只有几个大岛的腹地除外。然而，尽管岛民的体型有许多地区性变异，长期的社会隔绝和近来繁殖使今日的人口依然以尼格罗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为主。原始的马来移民和第二期的马来移民只有在偏远的几个小岛上才有发现，就连他们似乎也是晚近从东方漂回的波利尼西亚后裔。
语言和体型分布不一致的奇特现象，似乎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发现美拉尼西亚的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土著人的敌视倒不是主要问题。就连借助现代医药的欧洲人也觉得难以在此地生存。有许多流行病，其中尤以多种疟疾最为可怕。初期的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大概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居民点，与当地土著通婚。其后裔是地地道道的混血人。他们操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