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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的答复是：“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当天，《申报》就刊出了这一消息。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
在殉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至少有七人来自报界，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和《晨报》工作人员，劳培还是新加坡《晨报》主办人。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和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了辛亥年的羊城暮春。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激荡人心的一幕。上海《神州日报》曾连日整版报道，称革命党人“在刑场面不改色……临刑竟不下跪……大有视死如归之慨”，读之令人神旺。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也曾应黄兴电召前赴香港，4月中旬，他临行之际将笔政托人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嫌疑”。自上一年冬天回国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页130。。现在我们在《宋教仁集》中还能读到他当年大量炽热的政论，笔势纵横，议论豪健，无论内政外交、现实历史都在他议论的范围，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方面丰富的素养，使他很快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之一。宋教仁以其激动人心的言论，屹立在辛亥年的中国舆论界，他与于右任等一起成就了百年言论史上的“‘竖三民’时代”。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2）
《民立报》把清政府叫做“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痛斥其伪立宪的阴谋，公开预言“民党”即将“战胜政府”、“改造中国”、“担负今年之国事”。还专门开辟“民贼小传”等栏目，把大大小小官员称为“民贼”。并详细报道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黄花岗起义爆发后仅两天，《民立报》即突破新闻封锁，在要闻版头条刊出有关起义的七条专电，率先向全国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接着，又连续以《广州血战记》、《革党流血后之广州》等醒目标题进行详细报道。仅5月6日一天就占了两个整版。还曾刊出方声洞、喻培伦等烈士的巨幅铜版照片。
这样的《民立报》当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昼夜印机不断”，日发行达两万多份，成为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少年毛泽东曾经是它的热心读者，25年后，他还在延安窑洞里深情地对斯诺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页118。
武昌起义第二天，《民立报》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有关专电，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并配有图片。对武汉的地理位置、起义酝酿过程等背景材料都有报道，“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于右任以“骚心”的笔名发表《长江上游之血水》文，开篇放歌：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
他还以激动人心的笔墨写道：“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宋教仁也饱蘸浓墨，写下了《湖北形势地理说》等文，热情地呼唤伟大的辛亥革命。
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
今天，我们重读于右任、宋教仁他们在90多年前发表在《民立报》的文字，依然感到光焰逼人，它对促成各省独立、推动社会转型无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立报》与先后存在了92天、48天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起自武昌的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甚至不惜编造新闻，日发行1。7万份，最高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
最初，北京《国风日报》试图以“伪电报新闻”名义发表武昌起义的报道，都被警吏抽去，结果“专电”、“要闻”栏全张白纸，不着一字，京城人心惶惶，不知情势究竟如何。后来当局不再控制，《国风日报》才得以大量刊出有关“伪电新闻”。
10月16日，上海《时报》开始出版《时报紧急号外》（后改名《战报——时报紧急号外》）；17日，《时事新报》增出《午报》；18日，《神州日报》出版临时增刊；19日，老牌的《申报》出版《公报——申报馆临时增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的情况，迅速打破了《民立报》孤独呼号的局面。望平街上每晚人山人海，各家报馆都在张贴各地消息，捷报传来则一片掌声欢呼，一有失败的消息则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申报》和《时报》馆的玻璃窗曾因此被打碎。《申报》在要闻版增辟“中国光复史”专栏，及时、详尽地报道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动态，以及有关南北议和、民军北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另外，自19日首先刊出武昌蛇山炮台的照片，从10月22日到11月19日，《申报》共刊出有关起义的新闻照片31幅，平均每天1幅，创下了创刊近40年中刊用新闻照片的历史记录。
［记事］
1月7日，天津《公民白话报》主编温世霖因在国会请愿活动中组织学生罢课请愿而被捕、发配新疆。
1月29日，清廷批准民政部对《大清报律》的修订，从45条变成了38条，条目有所减少，但钳制舆论的实质没有变。
2月13日，留日学生在汉口创办“敢言”的《夏报》，因刊载清军管带萧国斌兄妹通奸丑事，被捣毁，编辑遭搜捕，报纸被查封。
2月22日，广东省巡警道下令禁止省城各报刊载有关中外交涉、外事活动的消息。
3月6日，奉天《大中公报》因刊出评论谴责巡警无理干涉妇女坐车而遭捣毁，社长杜某被打伤，经理袁昆乔被拘捕。
3月，成都商会、农会合办的《工会日刊》因披露当地巡警道官员周肇祥在“国忌”日举行宴会，遭查封。
4月5日，民政部通令各省，严禁报纸登载有关中俄交涉的消息。
4月上旬，北京《公论实报》在有关日本公使来华活动时，一再使用“倭奴”一词，引起日方不满。清外务部要求民政部“设法禁止”。13日，民政部大臣密令各省，严禁报纸刊载有关消息、评论，“以免淆乱”。
5月，北京《中国报》因发表谴责帝国主义的言论，被民政部取缔，有关人员被驱逐出京，递送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5月，杭州《惠兴女学报》因刊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等文，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反对三从四德及夫死不嫁，受到浙江巡抚严重警告，作者之一江亢虎被勒令驱逐出境。
6月10日，天津《北方日报》因报道奥租界（近代惟一的奥匈帝国在华租界）有疫情的消息，奥租界当局勒令停刊，并罚金25元。
9月7日，四川《蜀报》因反对铁路国有、揭露邮船部尚书盛宣怀十大罪状被川督赵尔丰封禁，同一天被封的还有《蜀风杂志》、《白话报》、《启智画报》、《西顾报》等。6月26日创刊、发行高达1。5万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也在劫难逃。
9月18日，北京《帝国日报》因报道禁烟公所徇私舞弊消息，被京师地方审判厅以“有碍名誉罪”，判罚50元。该报发表《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察所文》以示抗议，并声明上诉高等审判厅。
9月19日创刊的广州《中原报》因倡导“人道主义”、“复仇主义”、“尊攘主义”等三大主义，21日即被当局勒令停版，主笔郭唯灭遭广东高等审判厅传讯。
10月1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违反报律等莫罪名查封奉天《大中公报》，拘捕经理杜葛岭、主笔沈肝若。当地各界人士为此“大动公愤”。
11月18日，杭辛斋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年轻的邵飘萍担任主笔。
日本人于1909年元旦创办的日文《长春日报》，因言论激烈被勒令停刊。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2年：言论自由《约法》所保障（1）
笔底波澜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地平线上。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3月6日，上海报界俱进会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7日，章太炎在《申报》、《大共和日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各报争相转载。9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认为“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
3月11日，经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六条第四项确认：“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当即对此提出驳斥，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这些都缺乏一定的界说，伸缩性太强，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与第六条构成了冲突。
清廷退位，中山让位，举国共和，一时报纸蜂起，达500种之多，总发行量4200万份。到年底仍坚持出版的还有270种，全年通过邮局寄发的报纸、印刷品总数达3700多万件。历史似乎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然而，这一年的言论史上却洒满了牺牲者的血雨。
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钳制舆论、杀害报人，首开恶例。1月10日，广东各报刊出“燕塘新军解散”消息触怒陈，《国事报》被迫停刊，其他各报编辑受到警告。12日，陈以“扰乱军心”嫌疑，勒令他们更正。23日，广州17家报纸联名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予以拒绝，抗议陈炯明对报纸的“无理干涉”。同月，陈炯明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甚至拘留主笔、记者，迫使《粤东公报》、《公言报》、《人权报》、《光华报》、《光汉报》等多家报纸集议公决“关于广东军队事，嗣后概不登载”。３月１８、１９日，陈下令查封《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等报。4月6日，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捕。1０日，他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莫须有罪名被枪决。4月９日，曾创办过《世界公益报》等多种报纸的黄世仲，因不满陈排除异己而遭到逮捕。尽管在4月11日，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向民国政府电劾陈炯明背弃《临时约法》，“剥夺人民生命，钳制言论自由”。但在胡汉民取代陈炯明之后，黄世仲仍于５月３日遭枪决。
2月，湖南《岳阳日报》主笔李澄宇因发表《阅岳州筹饷分局公拟办法章程之诤言》社论，对筹饷办法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逮捕。长沙各报联名致函湖南都督谭延辏Э挂楹蟛呕袷汀�4月，长沙《大汉民报》因发表文章指责湘军师长王隆中酗酒杀人，被谭延辏ХＡ钔？�7天，罚款30元，旋即停刊。6月，长沙各报联合组成湖南报界联合会，拒绝承认谭延辏е贫ǖ摹逗媳ㄖ皆菪刑趵贰！ �
6月2日，北京《中央新闻》报因披露内务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等丑闻，经理、主笔、校对等11人被捕。4日，《国风日报》发表《中央新闻》记者吴山所写的《启事》，抗议赵秉钧以“政界之公仆”不受“主人翁之监督”，倒行逆施，“虽专制时代，无此横暴。”时值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开会，专门致电参议院，严正要求弹劾“擅用军队，侵害法权，破坏共和大局”的“行政官”赵秉钧。当晚，赵设宴招待北京各报、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表示《中央新闻》一案已“和平了结”，一方面请新闻界“原谅”，以示安抚，并借此“联络情意”。于右任在答词中说：“在报界所求者，言论自由四字，政府之对报界，亦望以言论自由四字为爱护报界之范围。”
8月5日，黎元洪以“摇惑人心”罪名查抄湖北通讯社，逮捕社长冉剑虹（也是《民立报》驻汉记者）。8月14日，《民立报》为此致电黎元洪，要求“迅予查明省释”。15日，上海日报公会也致电黎，要求立即释放。武汉报界同人推举胡石庵为代表，联合武汉各机关团体直接与黎交涉，要求立即释放。黎元洪最初拟将冉剑虹“立即正法”，在报界的抗议声中改为两年监禁。
8月8日，黎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等罪名查封了汉口《大江报》，逮捕编辑、发行人3人。8月9日，汉口《民心报》因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而被迫停刊。同一天，黎通电通缉凌大同、何海鸣等《大江报》主要负责人，要求“就地正法”。8月14日，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及“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七报联名致电参议院、黎元洪，提出严正抗议，指斥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民立报》当天发表长篇报道《〈大江报〉被封记》。9月，凌大同被捕，立即惨遭杀害，一颗血头颅，挂在南楼城门洞口示众。之后，《民心报》主办人蒋翊武、杨王鹏分别在广西、长沙被杀害，主笔毕勷武也死于非命。此外被封的还有《自由报》，黎元洪未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陈姓社长。
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北京《国光新闻》田桐等向参议院请愿要求查办。一个月后，参议院常务会议决定向袁政府发出咨文：“报章为舆论代表。言论自由，载在约法，行政机关，自应依法保护，何得任意摧残。此次《民意报》事件，如果仅以‘言论激烈’四字封禁报馆，已属不合，乃复藉托外人，禁止发行，强扶出界，尤属违法招侮。”要求“澈查究办，以专重约法而保障人民权利。”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661。10月，袁世凯的咨文否认违反约法，不仅拒绝“澈查究办”，而且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2年：言论自由《约法》所保障（2）
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即便在上海租界，也发生了《民权报》被控案。４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１０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４月19、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４月２６日起又连续发表６篇《讨袁世凯》。5月20日，他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两天后，这位信奉“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青年坦然被捕，虽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案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竟然为他说话。理由是：“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以中华民国新刑律妨害秩序罪判罚30元了事，戴季陶当堂被释。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