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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言论重望的《大公报》，在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之后，一度只剩下汉口版一枝独秀。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胡政之在发刊词中郑重地说：“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在出了最后一期报纸之后向重庆撤离，12月1日，重庆版在张季鸾主持下创刊，他在当天的社评中表示要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强敌压境，抗战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包括《大公报》在内的民间报纸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但当政的国民党一刻也不想放松对言论的控制，长沙《观察日报》成为抗战后第一家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的报纸。7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不得人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7月底对外公布，9月起执行。
范长江1938年为《新华日报》创刊纪念题词
8月3日、6日，邹韬奋在汉口《全民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再论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社论，予以严正抨击。
7月10日，参政会通过邹韬奋等22人提出的《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
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20多家出版机构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3日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和10日的《群众》周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0月1日，由国民党中宣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同组成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出笼。11月4日，邹韬奋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列举了六条理由，其中第三条指出：
政府对于广开言路，听取公意，原已注重。但为更增效率起见，有使舆论得到充分反映之必要。审查原稿办法，因奉令审查者往往以过于小心拘泥或怕多事，即对于政府原定之许可范围内亦尚须大打折扣，以致舆论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减少贤明政府的耳目效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页349。
然后，他提出了“实行出版后审查”、“对出版界加紧领导”、“加强思想领导”等三条办法。提案共得到74位参政员联署，并得到罗隆基等参政员的“桴鼓相应”。经激烈辩论之后，提案获得了通过，但国民党当局并不把参政会的提案当回事，结果还是“忙得一场空”。
从3月到12月，国民党当局至少查禁了230多种书刊，其中包括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以及《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毛泽东自传》、《朱德传》等。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据1938年7月1日上海《众生》半月刊转载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检扣书籍刊物一览表》，共有786种书刊被查禁。这大概是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最大的共识。
1938年5月，《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纪念留影，前排右一为范长江
在上海“孤岛”，1月25日诞生了一份挂英商牌子的《文汇报》，不久，刚被《大公报》遣散的徐铸成出任主笔，他执笔的社评迅速在“孤岛”放射出灼人的光华，“徐铸成”这个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就让世人瞩目。2月10日，《文汇报》创刊第17天即遭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陈桐轩被炸死）。但炸弹、断臂、注射了毒汁的水果……，这一切都没有吓到《文汇报》，无论是实际创办人严宝礼，还是主持笔政的徐铸成。《文汇报》以其鲜明的言论风格，异军突起，发行量从1万份飙升到6万份，最后突破了10万大关。
［记事］
1月中旬，厦门的《抗敌导报》杂志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被迫停刊。
1月，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斯诺（Edgar Snow）的英文著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免过于直露，改名为《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也在这一年问世。
3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宣布自4月1日起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3月31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电台于4月15日前前往登记。5月3日，命令未登记的电台停止播音。5月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召集各民营电台负责人，要求他们再次具结保证不播放反日宣传及一切政治性内容。5月20日，日军“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要求租界当局封闭未登记的电台。
4月13日，新知书店常德分店被封闭，经一个多月的呼吁、抗议才获启封。
7月15日，日军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出版法》。
8月13日，成都《大声》周刊第四次被勒令停刊。
10月23日，《新华日报》有17名编辑、记者、职工在敌机轰炸重庆时殒命。
10月，中央社、《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等发起报界联谊会，轮流做东，集会商讨纸张、燃料、粮食等物质供应问题，以便集体要求政府当局解决，同时协调各报广告收费标准、印刷工人工资标准等。
12月18日、25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分别举行报纸义卖，支援抗日，盛况空前。
12月24日，有共产党背景的西安《西北》周刊出至第29、30期合刊后被迫令停刊。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1）
笔底波澜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战前如出一辙，甚至以“战时”的借口加紧出台一系列管制舆论的措施。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及《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26日，国民党中宣部秘密传达《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查禁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所出书刊办法》。
3月15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起，凡未送审的出版物一律禁售。同月，又秘密制定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工作纲要》87条。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修正《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
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因日机连续轰炸、被迫暂时停刊，改出油印的《新华日报壁报》，国民党当局要求送检，并专门颁布了《壁报检查条例》。
5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战时新闻检查办法》。6月，国民党中央统一全国新闻检查权，由军事委员会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在全国设立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各省设新闻检查处，省以下设立新闻检查室。
6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1条。29日，军委会公布《邮电检查实施规则》9条。7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拥护抗战到底”、“劳苦大众”、“救亡运动”等词语一律不准用。8月2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群众》周刊是共产党公开杂志，可准予刊登共产党的宣言或毛泽东、朱德、王明等名义的文字，不必检扣。其他人员化名发表的文字或化名的刊物，“而与中央政策法令有抵触者，自可予以查扣，不必顾忌。”
11月30日和1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行政院发出审查戏剧、歌曲的饬令。12月11日、18日，先后公布《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连“开天窗”都算“违检”，并将惩罚分为“口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永久停刊”五种。
但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屈服，而是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呼声。2月14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25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
2月20日，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获得通过。
4月27日，湖南邵阳《观察日报》发表《为奉令停刊敬告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向全国各界发出呼吁。
7月4日，邹韬奋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生活书店与官方出版社合并的提议：“我五十五个分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不久，他以“读书人的气节”为托辞拒绝加入国民党。
9月15日，桂林《国民公报》、《中学生》杂志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联名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取消《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
9月17日，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谴责了审查书报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即使审查通过也得不到统一的保障。没有一个统一的检查机关，也无一定的标准，宪兵团、警察局、党部、县政府，乃至便衣密探都有搜查书报权，更有甚者是随意拘捕人，长期羁押，也不送法院审讯。为此，他们提出四条解决办法：
一、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书单和理由通知出版者和作者，有不合审查标准的，应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搜查时须出示证件及公开颁布的查禁书单，不得任意取走未经禁阅的书报，禁止阅看。
二、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经过合法审查机关许可通过的书报要有合法保障，各地不得任意扣留没收。
朱惺公服务的《大美晚报》
三、检查书报须根据出版法处理，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
四、切实执行上次参政会通过的《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
虽然会上大多数人表决通过了这一提案，但国民党束之高阁，根本不予实行，一切依然故我。
在蒋介石忙于查禁书刊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决不落伍，7月和9月先后出台了两个《禁止图书目录》，分别查禁书籍1139种和702种，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3月，身处上海“孤岛”的严宝礼断然拒绝了日本指使的势力对《文汇报》的收买。4月22日，英国领事馆迫于日方压力，向所有英商报纸发出备忘录，禁止使用“鬼子”、“敌人”、“汉奸”等字样，禁止刊载一切抗日文字等。4月28日，工部局警务处致函美商报纸，不准刊载一切足以刺激感情与妨碍治安的文字。4月底，《华美晨报》因副刊发表抨击汉奸的文字被勒令停刊。5月1日，工部局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抗日言论。11日，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出联合告示，重申这一禁令。5月18日，《中美日报》、《大美报》被吊销执照。同一天，《文汇报》、《每日译报》受到同样处分，徐铸成与《文汇报》编辑部、经营部全体26人联名在《申报》、《新闻报》刊出《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誓言宁为玉碎，《文汇报》就此停刊，“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2）
6月16日，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向坚持不向日本侵略者低头的报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6月17日，《申报》记者瞿绍伊在路上遭到枪击受伤，幸免于难。大中通讯社编辑陈宪章、《中美日报》编辑夏仁麟等遭特务绑架。
朱惺公编辑的《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曾连载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代汉奸史话》等，以及《改汪精卫诗》。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朱惺公没有被吓住，6月20日，他在《夜光》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文白夹杂，嬉笑怒骂，将那些不知羞耻的败类骂了个狗头喷血：
余特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
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237。
8月30日下午，朱惺公在回家路上遭枪杀，献出了39岁的生命。这封正气凛然的公开信成了他留下的遗嘱。9月2日，《大美晚报》发表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他对朱惺公被杀惨案公开表态。
［记事］
3月4日，重庆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搜查，7千册书籍被搜去。同月，甚至生活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也被中宣部以“不合版本要求”的理由查禁，原因是只收入了蒋介石主张抗日救国的言论，不利抗战的一篇未收。从3月8日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遭勒令停业，到10月23日福建南平分店遭勒令停业，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3家分店、支店等遭国民党当局搜查、勒令停业或封闭，6名经理或职员被捕，其中一人被判刑6个月，1人被迫害致死（西安分店经理周名寰）。
1939年春节，《大公报》社同人合影
5月6日，由于日机连续轰炸重庆，10家大报只能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2日，共出99期。
5月9日，曾在抗日论坛上作狮子吼的王造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虽地处偏远，其影响却不容小看。
5月10日，阿英主编有共产党背景的《文献》杂志出版8期之后，被日本宪兵会同租界当局查封。
5月，新知书店辰溪分店遭搜查，经理被捕入狱2个月（12月底书店被封闭）。
5月，有共产党背景的金华《东南战线》半月刊出至第五期即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5月，《导报》被租界当局下令停刊一周，6月17日遭武装袭击，7月1日终因屡遭袭击和破坏，而被迫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只出版了13期的《导报增刊》。
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
7月22日，《中美日报》遭到袭击。8月1日是特务恐吓《中美日报》必须停刊的日子，他们不仅照旧出版，而且发表《恐吓与正义》的社评，“不为威胁利诱所动”。10月9日、10日，《中美日报》连续在街头遭到拦劫。
7月26日，《申报》馆被炸，一死五伤。
8月28日，青年胡绩伟主编的成都《星芒报》遭查封。
10月19日，《新华日报》“违检”刊出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新民报》、《扫荡报》三记者的谈话，被新闻检查局罚令停刊一天。《新华日报》坚持在10月23日刊登启事，说明停刊理由。
12月12日，仅仅因为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粤剧大会唱，播音员茅丽瑛在上海租界遭暗杀。
这一年被杀害的还有山东《民国日报》、《山东公报》、《历城周报》的5名编辑、记者，死于敌机轰炸的有重庆《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等6人。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笔底波澜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是言论史上暗淡的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经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检的中央社稿之外，其他各报一律不准擅自发布战况。
1月，国民党当局一次拘捕了衡阳《开明日报》11人，包括编辑4人，工友、会计等7人，其中有两位老人。两个月后，仍杳无音讯。报社为此于3月27日向全国同胞发出沉痛的呼吁，要求声援。
从2月3日到3月底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衡阳等地的3家分店、支店被破坏、封闭，10余人被捕。到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55个分店绝大部分被封或勒令停业，只剩下6个分店。从1937年到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40％都被明查暗禁，有目录可查的达203种，其中仅邹韬奋一个人的著作就有12种。7月，国民党方面提出生活书店与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由邹韬奋主持，对外名称照旧，政府对生活书店投资，被查封的分支店可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