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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中止了我的工作，并限我三个月后离职或调到其他部门。我很震惊，感到屈辱。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能同上司保持良好的关系，工作业绩也很出色，但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从那以后，每天周围无形的压力都在增加，好像在催我离开。
我常常带着严重的偏头痛回家。我似乎一直都在感冒，我经常感到背痛。而且坦白地说，我对每天的生活感到恐惧。
一天，当我走向我的办公桌时，突然感到好像在走向刑场，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的自尊心好像被抽走了，有人在暗暗高兴。我无法再面对这地狱般的生活，一天都不能再呆下去了。我知道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我没有计划今后如何养活自己，尽管当时我还处于离婚的过程中，但我仍向家人宣布，我决定辞掉工作，返回校园学习。
五年前，我对职场的尔虞我诈说了“再见”，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很多人认为我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我认为那更是信仰的力量。一旦我将麻烦交到上帝的手里面，奇迹就开始出现。
我同时得到两份奖学金，因此在学习期间没有债务问题。我热爱写作。在给一本妇女杂志写评论期间，我成为它的一名编内撰稿人。四年之后，我有了目前这份工作，它使我不仅能够生活，而且使我充满自信。
所有这一切都源那天的一个突然感觉，幸亏当时我让自己放开了手，跟着感觉走！
作者：珍妮弗·布朗·班克斯
（Jennifer Brown Banks）
住在芝加哥，集记者、诗人和商人身份于一身。自1995年以来她一直在为《单身一族》杂志撰稿，曾出版三本诗集。她的文章、诗歌和评论曾发表在《芝加哥太阳报》、《单身一族》、《今日黑人女性》、《巧克力系列丛书之女人心》、《写给黑人男子》、《今日芝加哥女性》和《积极联系》等杂志上。她还是“促进艺术发展诗人联合会”的创始人。
精神守望者故事四：真正的美来自内心
真正的美来自内心
REAL BEAUTY COMES FROM WITHIN
我第一次见到玛丽·简是在某人举办的一次妇女兴趣研讨会上。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特别得与众不同。她看上去有点笨重和丑陋，没有化妆，头发又短又稀，而且没有任何造型可言。她穿着像男士一样的三件套西装，好像她参加的不是一个妇女研讨会。我们大家都盯着她看，拿她的穿着和外表开玩笑，现在很为自己当时的浅薄感到羞愧。
我再次见到简是在数月以后的一次聚会中，那是一个职业妇女聚会。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编辑一本内部月刊，简主动要求帮我。在以后的两年，事实证明玛丽·简是个值得信赖和追求完美的编辑。
在每月的接触中，我逐渐了解了真正的玛丽·简。她并不像我们从她的外表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现代女性。聪慧、诚实和富有同情心的简还有很强的幽默感，每次刊物的调子都由她定。
随着我更深入地了解她，我知道她是一个有幸福婚姻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喜欢穿上一身皮衣骑摩托车兜风，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当女子垒球比赛的裁判，而且迷恋这项爱好。在简的日程表中，当裁判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她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会计师，在我们的职业妇女组织中得到很多客户。我们越了解玛丽·简，我们就越欣赏她的特立独行。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和很好的朋友。
但在最近的一次潜水事故中，玛丽·简不幸遇难。这件事发生得是如此突然，我们都很难相信她已经走了，而且永远不能再回来。她的去世让我悲伤不已，因为她教给我很多有价值的生活道理，例如，什么是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她的生活方式就是留给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遗嘱，她曾说：“我的外表和我所穿的衣服一点儿都不重要，但人们往往只注意这些表面东西而忽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所认为的美丽同真正的美丽没有任何关系。”
从那以后，我不再注意任何人的外表，而是观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虽然玛丽·简已经去世，但她给我的心灵火花将永远在我心底燃烧。她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是：做真实的自我，不必在意别人的言论。她帮助我拿掉了肤浅的面具！
作者：劳伦·马泽尔
（Lauren Maser）
住在新西兰，是一家销售和联络顾问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的主要业务是想方设法使商家和客户更好地沟通。她还发表重要的演讲、组织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旨在调动团队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成就、自尊、坚定和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
精神守望者故事五：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
THE SUMMER
那年的夏天，我的命运因为一桩车祸而发生重大改变。当时，我每天晚上在一家高档餐厅做女招待，小费很可观。白天我则进行疯狂的锻炼：上午跑六英里后，下午再游两个小时的泳。因为我参加了大学里的一个女子越野运动队，我决心把我的体型练得像个健美运动员。
8月份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我同一位也在那家餐厅做女招待的朋友一起去打工。我们穿过拥挤的街道时，我对迎面而来的汽车的速度判断失误。我以为快速跑过去，能够躲过它。我的朋友吓坏了，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试图将我拽回来，但已经太晚了。那辆汽车撞倒了我，将我顶出约75英尺。
那是我最后的记忆。后来我得知，我被撞得飞起来，摔到一辆破车上。随后几辆救护车呼啸而来，护理人员迅速将我抬上车。周围有很多旁边饭店里的客人，他们是被我朋友的惊恐叫声吸引出来的。
一个小时后，我仍然神智不清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妈妈和哥哥已经赶到医院守着我。
我最终醒了过来，就像我曾经看过的电影：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妈妈站在我旁边，轻柔地叫着我的名字，很多人在关切地看着我，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医疗器械。一位医生在轻轻地敲击我的四肢，看我是否有反应。哥哥不敢相信地盯着我，突然脱口而出：“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拿交通安全当儿戏。”然后控制不住地哭出声。当时我正在努力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全身无处不在的疼痛怎么来的？
家人告诉我，我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我突然回想起来整个事件的经过。我甚至能记起，我看到那辆车的前车灯直冲我过来。我也回忆起车头撞上我的时刻。在那之后，我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当时，我的身体和灵魂好像已经分离。身体漂浮在屋子的半空中。我没有任何感觉，可能是要死了。我静静地躺在那里，让自己体会这种漂浮的感觉。一旦我意识到我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难以忍受的疼痛感就会出现，我想我正在失去意识，我感到害怕。非常害怕，呼吸都很困难，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当我开始认为可能我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我听到我左耳朵里有人在小声说：“我们还不准备接待你。”立刻，我身体内的每个细胞都知道那是天使在对我说话。他的声音如此柔和，我的紧张情绪顿时得到缓和，而且我知道我一定能好起来。
那天晚上，重症监护室的一位护士告诉我，他们正在等我在昏迷期间照的X光片。她说，如果照片表明我的肝、肾或脾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必须给我做手术，而手术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安慰自己，这些内脏器官不会有问题，因此也不会有什么手术的。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祈祷上帝保佑我没事。我脑子里一遍一遍响起天使对我说过的话。
当医生最后决定我不需要手术的时候，我被转移到整形外科室。在那里，我得知因为我的一条腿受伤，我将来不可能自然分娩，而且也永远不能跑步了。我的体型——当时在我自己和很多年轻人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可能保持优雅了。
但21年过后，我知道我更爱那条伤腿，对它没有丝毫的埋怨。我已经有四个孩子，而且都是自然分娩的，他们称这条腿是“妈妈的坏腿”。这条腿让我明白了生命的可贵，尽管它已经残缺。不是很多年轻人在20岁大的时候就能理解生命的意义的。
作者：卡罗莱娜·费尔南德斯
（Carolina Fernandez）
刚结婚时曾在美林公司做股票经纪人。现在她经营自己的企业，为客户设计手绘儿童轻便服，以她的名字作为商标。她在做妈妈时开始写第一本书，她积极地尝试各种题材，并经常进行演讲。因为演讲使她有机会鼓励其他的妈妈，激发她们的创造力。她的力量和希望源自对上帝的真诚信仰。她同丈夫及四个孩子住在肯塔基州。
精神守望者故事六：生命的根和翼
生命的根和翼
ROOTS AND WINGS
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带着猎狗特拉维斯住在肯塔基州曼斯菲尔德的一座庄园，我是向一位园艺家租的房子，那里曾是一位作家的隐居地。圣烛节（指2月2日；传说土拨鼠每年该日结束冬眠——译注）那天的早晨，我坐在一张古老的橡木桌旁，我奶奶小时候就曾在这样的桌子旁玩耍。整个房间的温暖来自一个电动小暖炉，它一会儿嘶嘶响几下，一会儿又沉默几分钟，打扰了我的宁静。但我因为手指都要冻僵了，所以还坚持用它。我正在写我的剧本的最后一幕。突然一阵寒风从门缝钻进来，吹乱了我的稿子。我喝了一口早已冰凉的咖啡，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租住这样的破房子？
我凝视着窗外，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在风中傲然挺立，厚厚的积雪也没有把它压弯，但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在它的前面是一位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花园。这时，电话响了，打破了安静的气氛。那是洛杉矶的一位导演邀请我过去，说要看看我的剧本。我很激动，也许这是一个机会，能让我实现成为一名剧作家的梦想。那天晚上我就离开了曼斯菲尔德的破房子，带着特拉维斯前往洛杉矶。
开车走了1000英里之后，我到达洛杉矶郊外，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选择了一个出口，开往我的一位兽医朋友的家，那里同时也是他的诊所。在那里，我看到铁丝编织的鸡笼、太阳烘烤的院子和被城市污染的空气熏黑了的树林。
朋友安排我睡在诊所手术室的窗台下，那里有一张破旧的皮沙发。金属门吱呀作响，吵得我睡不好觉。耀眼的白炽灯让我觉得随时都会有动物要进来做手术。
我事先就知道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导演还没有最后决定何时看我的剧本，因此早晨起来后，我就按着朋友给我的惟一地址开始找工作。走在洛杉矶的人行道上，在闷热的汽车里阻塞在拥挤的高速路上，让我感觉很不好。我回忆起在肯塔基州的童年生活：小镇上人们平和宁静的表情、曼斯菲尔德的花园，和朋友一起逮小龙虾的乐趣。越想这些事情，我的孤独感就越强。我在高速公路旁一个不知名小镇的“麦当劳”里喝着咖啡，我走过刻在水泥地上的电影明星的名字，我看到山上的“好莱坞”大字，汽车呼啸而过。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有人在滑旱冰、有人在骑自行车、有人在跳舞。但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好像一个意外闯入一部电影的外来者，不知道电影的开头，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一直在盼望奇迹发生，但从来就没有奇迹发生。
一天下午，我爬上一个荒凉的山坡，在一棵大橡树下躲避强烈的海风，对面就是辽阔的太平洋。那棵橡树的根系非常发达，交织在一起，紧紧地扒在地面上。我突然意识到我丢失了我的生命之根，我像没有根的大树一样东倒西歪。我渴望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热爱的土地。现在我因为缺少同土地、特别是被称为故土的联系而感到异常孤独。
后来我结了婚，搬进了一个小公寓。几年后，在一家日本餐馆午餐时，我低头看着盘子中的花和鱼，意识到我叫不出来盘中物，更不用说吃过了。我想念在长柄铁锅中煎出来的玉米饼、烤蛋奶粟米软糕（用粟米粉、鸡蛋、黄油、牛奶制成的软而轻的面包，在碗内焙烤——译注）、炸鸡和高粱饼干。我想念家乡。
之后不久，我带着丈夫回到肯塔基州。在情人节的那天，我们坐在一个古老的乡村教堂的台阶上，几年前我们曾在这里结婚。不过，这次不再是我们两人，还有我们的女儿梅雷迪思。我们隔着白色栅栏看马儿在草地上欢跑，那片草地在暮色中近似于蓝色；金银花的香气使空气带上一种甜味；我们还在及膝高的草丛中找寻紫罗兰。我们坐在那里，享受着夕阳中的宁静。现在我知道追求的奇迹是什么了，奇迹实际上一直在家乡等我。明天，我将去梅奇面包房，过去放学后我经常在那里买一块蛋糕。柜台后面那个和善的店员肯定会让梅雷迪思将手指印印在还没有放进烤炉的面饼上。然后，我们会走进惠勒饮食店，坐在冷饮柜旁，当地的居民经常聚在这里闲聊，我们一边享受着友谊，一边喝着草莓可乐。
有时我带孩子在树林捡黑莓，在那片树林里，我曾耐心地找寻印第安人的痕迹。树木盘根错节——深深地扎入大地得到呵护。春天的时候，我会带女儿回到曼斯菲尔德的房子去看看。那是最好的季节：水仙花伴着野生紫罗兰，组成一幅美丽画面，那里也有我的根，我和土地之间不再有隔阂。我们将坐在门廊上，看着月牙慢慢升起来，挂在古老的果园上空，茂盛的果园里长满了黑莓和芦笋。
我的女儿把她的小手放在我手里，我们走过开满丁香花的草地。我感到轻松。我知道我已经回家。多年前如果我不拿起那个电话，展开翅膀飞走，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我的根。这是时间送给我的礼物，让我知道什么可以伴随人的一生！
作者：玛格丽特·普赖斯
（Margaret C。 Price）
她写过小说《白色紫罗兰》、电影剧本《寻找圣诞老人》和舞台剧《鸽子和蒲公英》。她都是利用照顾三个女儿和一只宠物狗的空闲时间写出这些作品的。她曾在西北大学学习演讲学，还在肯塔基法律学院学习，曾在路易斯维尔演员剧院当过演员，并曾作为一名律师为儿童权益奔忙。她是作家协会成员，曾在美国电影学院和伦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她和丈夫盖瑞及孩子住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
精神守望者故事七：谢里尔的遗言
谢里尔的遗言
CHERYL’S LEGACY
我第一次看见谢里尔的时候，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她的病房就在我隔壁。我们早晨开始在一起散步，聊天。我们很快发现是同一个外科大夫给我们做的一侧乳房切除术。我记得当时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都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好像这种巧合很令人愉快似的。
然后我们开始迅速地交换信息。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乳房有问题的？”
“你是怎么发现肿块的？”
“你的孩子怎么看待你的病？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你丈夫有什么反应？”
“医生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虽然我们刚刚认识，但因为这种共同的可怕经历，我们的心已经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相互倾诉不能说给家人的那种恐惧感、害怕问医生的问题和那些我们甚至在我们脑子里都没能想清楚的问题。我们探讨即将面临的新生活。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乳腺癌都已经是晚期的时候，我们表示了愤怒和吃惊，因为让我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医生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疾病知道得那么少？我们还对自己感到生气，因为我们没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上医院诊断，而是听从了医生的误诊。谢里尔第一次发现自己乳房里有肿块时刚刚34岁，她赶紧预约了医生。但医生安慰她说，她还太年轻，不会得乳腺癌的，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心。我也一样， 我在发现自己乳房上的肿块后也去看了医生，但他说那是良性的纤维囊肿，不用担心，这一下就耽误了两年。我感到肿块每天都在增大。它在我并不大的乳房里已经长得像个小苹果。但像谢里尔一样，在我的身体已经提出严重警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上心，而是盲目地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在我们出院后，我和谢里尔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化疗和放疗、同孩子谈这个问题、讨论剩下一个乳房后及头发大量脱落是否影响性生活。我们甚至谈到死亡。最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小册子，将我们的经历告诉所有女性，让她们了解必须向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