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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念，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批评家、作家，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化研究，著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1）
那一刻，我流泪了……哪一刻，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我的女朋友说，我感觉自己很伟大，我以为我会死，可我活过来了，这个世界又在我的耳边喧闹起来，我为自己而感动。那孩子呢，孩子仅仅是孩子，他在证明我的意志力。而出了产房，这个孤独地和疼痛与死亡作战的女人，她的个人意志从此消亡，孩子的天空笼罩大地，女作家杜拉斯说，女人任由孩子吃她，吞噬她，她的才干是在烹饪、道德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受难、牺牲或者含辛茹苦，统统落到了女人的头上，在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母亲的牌坊高高耸立，另一方面，文化积习在嘀咕说，这是本能。女人想，我是幸福的，我终于成了母亲。
在我们的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界定女人的价值序列：母性、妻性和女性。
母性第一，既然是本能，就会被文化所排斥。反过来，既然我们的文化编码系统一直在把母性作为一个高尚的符码，就足以说明母性是被修正的结果，因为本能对于文化来说，是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
“母性”本能有“生”与“养”的双重含义。生殖本能，有这会事吗？常常听到我的姐妹们说，要生孩子，我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你子宫的存在就是荒谬的，我有耳朵，可我不是音乐家，能说耳朵是荒谬的吗？“子宫说”听起来无可辩驳，是的，雌性动物统统都有生殖冲动，如果你把女人看成一头母牛，母性中的生殖冲动是成立的。而人的本能恰恰和动物性有一定区别，科学家已经发现，包括性本性，除了海豚，所有的动物是没有性快感的，人必须为自己这一造物优惠付出代价，男人必须辛苦劳作，女人得受生育之苦，《圣经·创世说》里是这样解释的。而我们的现实是，女人也开始辛苦劳作，那么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就必然倾斜了。
生产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女性的伟大就在这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而女人自己呢，正如我的女朋友，她的确为自己而感动，这是个人意识，这和生殖本能无关，在产房的那一刻，她依然是独立的。而孕育过程就复杂多了，女人为什么呕吐，她的身体信号在本能地抵制另一种“本能”。女诗人娃娃在谈孕育经验的诗歌《寄生》中写到“一个妙趣横生的女人，忽然/……被自己的身体囚禁/甚至失去感冒和哭泣的权利”，女人身体的禁区从此蔓延，你是“母亲”，你的欲望，你的个性，你的一切的一切，必须收敛，“你越来越像人/而我越来越像动物”，这些秘密的女性经验被大面积地忽略，是为了去维持一个“母亲偶像”的神话。于是，“不费一兵一卒，你殖民了我”。
女性身体的内在差异被“母性文化”封锁，“生还是不生”，应该是身体性情的选择，如果有本能，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本能。更何况，科技将改变生殖的涵义，新的伦理秩序尽管使我们不安，但既有的秩序不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吗？既得的文化编码系统消化吞噬了这种差异性。而真正的女性经验处于我们的文化盲区，女人的身体信息，信息中的疼痛冷暖，成为边缘话语，成为没有日照和光线的蛮荒地带。
一个母亲，必然是全家所有人的母亲，是丈夫和孩子共同的母亲。
养育文化极端表现就是把女人塑造成受虐狂，更耐人寻味的是，对母性引吭高歌的基本都是男性，翻翻中国文学史就知道了。而女作家对母性的称颂则比较少见，冰心常谈母爱，可她的母爱含义是基于普遍的人性而言，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是爱国思想的引发点。因为只有女人更清楚母性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母性符码是对女人精神的劫持，女人必须依托和孩子的关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这样的幻觉一直延续她的一生，于是孩子被比喻成风筝，我们自我安慰说，那线在我手里呢。于是，女作家们笔下更多的是“恶母”形象，张爱玲的“曹七巧”，是令我们毛骨悚然的。这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对自身焦虑处境的一种展示。没有谁敢说出真相，母亲的一生是分泌失望的过程，失望膨胀后，母权就会异化成一种钳制力量，这是身体政治的表现。比如女作家陈染小说中的母爱，关心和监控，照顾和入侵的界限变得模糊，个体被个体所缠绕倾轧。身体政治在国家话语中，曾一度被表述成某种优越性，比如对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制度性关爱——住房、医疗、及福利待遇，而工作单位成了我们必须依附的大家庭，人的生存资源被绝对地空间化和集中化，迁徙和选择的权利丧失后，自由成了没有出路的悬崖峭壁。
“恶母”是母权的扭曲形态，也是某种权力转基因的结果。正如“曹七巧”，一个被“夫权”压得变了形的女人，反弹后的直接受力者就她的儿女们，受虐和施虐互为因果，权力秩序就这样潜伏在道德伦理的架构中，被刻录在文化遗传密码的识读磁条上，压抑与囚禁被解读成良心和美德，施虐者无形中获得了占尽天理的特权，政治的伦理面纱看上是那么的温情脉脉，“大家”与“小家”，“忠”与“孝”布下了我们处境中的连环套，无休止的恩怨纠葛，使得生命陷入难以自拔的迷阵和泥潭之中，怨恨成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这是权利失衡的结果，既深深伤害了女人，同时也困扰着男人。想着有个女人在为自己无条件的含辛茹苦，内心的惶恐和不安怎么补救，好，精神嘉奖，全社会，注意，这是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就把“母性”推向神坛，成了他们良心祭坛上的圣品。而母性话语中的主奴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作为“祭品”的母性，反而强化了“男性神”的感觉，因为只有在宗教激情中，人才可能对“神”百依百顺。这样男女关系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被改装成了人…神关系。
神圣“母性”的伪宗教情绪，把女人想象成奉献慈恩的发光体，而这个来历不明的发光体，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死亡，或者说死亡意象构成了“母亲”处境的全部，这是献祭的必然结果。祭品的本质是“物”，她不能发声，外在的光晕和内部的漆黑形成尖锐对比。但献祭本身充满了诱惑，这让“母性”本能带有主动的意味，挟裹着被毁灭的死亡冲动，女人才能在她严重失语的公共领域之外，找到自我的满足感。但女人的这一“献身”行动，并没有升格为宗教意义上的“受难”，而被表述为日常经验层面的“受苦”。“受苦”是女性世界的祖传絮语，顺着祖母…母亲…女儿这条传播链的方向，我们以为命运的魔爪在所有女人的头上缓缓张开。母性文化的符码泡制配方就是生养…本能，受苦…命运，在社会历史的尘土中，本来就被掩埋的女性话语声带，被再度配置上一套文化符码的锁扣，让女人在不知不觉中乖乖就范，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了。
如果说妻性是对女性欲望的首次剥夺，那么母性则变本加厉地，把女性的城池抢掠一空。这座荒芜之城又被男权文化改造成“家园”和“故土”的形象，一个被钉死在文化地形图上的地理位置，为“游子们”的莫名愁绪，提供一个抒情载体。女人被空间化，地点化，她是千年古宅，被纷乱的脚印践踏。女性的时间纬度被取消，在我们的文化积习中，在男性激情的视野里，女人…妻子…母亲是一种性魅力逐渐暗淡的过程，在男人那里，时间意味着积聚和丰富，而对于女人则意味着耗散和枯竭。“少女情结”把女人的美质简化成“十六花季”，相应地是男性性心理也普遍低龄化，正如他们所迷醉的“娇嫩”，让最有时间感的男人陷入无可救药的性苦闷之中。这样，对女性生命期的任意宰割，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男人，因为他们不懂得欣赏女性生命春华秋实的自然节律，他们被一相情愿的“娇嫩”幻想彻底阉割。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2）
这样，妻子总是松弛的，母亲总是苍老的，而女人呢，成了大自然，多么可笑的比喻。女性话语被母性话语所覆盖，作为单独的女人，这个个体，在我们文化中总是可疑的和不幸的。单独所蕴涵的完整，变得匪夷所思，要么是“童贞女”，要么是“荡妇”，男人在情欲单行道上迷失了方向，这两个不能兼容的路标，撕扯着他们的激情。当男性话语把女性形象弄得七零八落的同时，他们把自己也逼疯了，是的，那个文化阁楼上的疯男人。
要么是“童贞女”，要么是“荡妇”的二元逻辑，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单方诉求，和宏观政治几乎是同质同构的关系。要么是“顺民”，要么是“刁民”的集权思维，在一个女性的主体欲望被视洪水猛兽的社会里，“公民意志”的文化基础也一定十分的薄弱。正如女性真相总是被“妻性”和“母性”面具所篡改一样，与“母爱…圣恩”话语相对应的则是“儿臣”心态，而“母亲”作为一个替代符码，是为了包装“男性帝王”的凛冽威权，慈爱和恩泽就成了一种最具欺骗性的统御招数。幽居山林，而心望朝廷的“男怨妇”和“政治弃儿”，他们的泪水浸湿了古典诗歌的纸张。
身体政治中的女性公民一直没有出场，婚姻只是让女人获得了生存资源的初步保证，为了长治久安，孩子就是一张预防婚灾的保险单，两性关系成了一种被社会学家所赋予的三角稳固模式。幸福是什么，我们常说是拥有，这是获取的结果，获取一堆伦理关系来证明自身的幸福。拥有是什么，就是彼此托管，彼此管制，正如每个个体把自身托付给组织，致命的归宿感，编织着身体的天罗地网。
而用身体造反的“荡妇”呢，男性作家只好通过笔墨意淫，在潜意识里迂回体验一番，但这种心理游戏千万不要降临在自己身边，他们害怕动乱，他们需要的是纯真和质朴，他们在话语光区中高声赞美着圣洁，避免给统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正如我们教育中对乖巧和温顺，对小绵羊的铸造一样，“奴性”人格成了我们的民族性。而女人的个体差异，女人的丰富，女人的深邃，女人的完整性在男性的话语标本中，成了被风干的文化木乃伊。当然和自己亲手炮制的木乃伊同床共枕是乏味而恐怖的，他们把自己的欲望进行了分类学的处理，道义和美德划拨给妻子和母亲，而色情则属于“荡妇”，“荡妇”也被一相情愿地想象成无限敞开的身体。这只为男性色欲服务的容器，从来没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当传统的分类学依然行之有效的时候，商业时代来临了。
在男权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双重视野中，女性身体作为文化符码，被高度形式化，成了一个空壳，任由各种文化无机物所填充。比如色情代码，商品代码，母性（道德伦理）代码，女人成了画布，在文化光谱中，在各种价值系统里被随意涂抹，变得似是而非，难以识别。
这个时候，男性书写中的荡妇形象正被女性书写所取代，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后，女人的身体被大众传媒改装成欲望符号，从而成为第四种资本。母性和妻性在商业市场中已经周转不灵，女性书写中的身体欲望一出场，女人一开口就被经济的功利之手所劫持，就是说一个刚刚萌芽的女性公民，在她试图表达身体的政治诉求的时候，就已经胎死腹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身体书写是一桩成功的交易，主体的能动性被市场效果一笔抹杀了，女人有口难辩。
交易行为让一切道德评判显得中立起来，因为政治、资本和话语这三种权力之间，也在做买卖，惟独这第四种资本，它不能实现自我掌控的能力，它的冲动依然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它成了整个社会权力软件程序中的黑客，它因漏洞而存在。如果说，女人的妻性和母性被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当作一种天然的法则而接受下来的话，那么女性欲望的主体性书写，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做技术上的质疑。在纯粹的性活动中，男人的强势何以体现，这类似于竞技和体能的比赛，女人们拥有绝对的裁判权。在完全依赖身体的最原始的角逐中，即是说在第一轮选举中，男人的普遍失利已经成为大面积的现实，那么一个自己自足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这就是让男人们愤怒和恐慌的手淫。阴蒂快感正如社会公民的财富快感一样，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的政治权力结构，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出现，让一个单极社会正在走向多元。
身体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使女性公民遭受着更多的非议和刁难，来自道德的批判尽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但女性书写的商业动机论铸造了身体的又一个囚笼，男权势力摇身一变，从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变成了商业道德的代言人。喧嚣于尘世的一个悖论就是：你在脱，不停地脱，有什么革命性，不是正在顺应男人们“看”的欲望吗？你依然是不择手段。当“做”变得艰难的时候，阅读者的“看”才劲头十足，在任何一次革命中，我们的“看客”从来都是蔚为壮观的。
是的，情感已完全失效，是因为我们曾经的情感被压抑和控制所利用，是臣服的助推器。妥协和懦弱被美化成情感和道义，在权力的核心地带，情感早已一文不值，我们的情感在屈原的《天问》中就已经燃烧殆尽了。
身体现场布满感知的词语，只有身体的原始力量，能戳穿这个布满谎言的世界。并且只能只有女人的身体书写才能战胜恐惧和胁迫，近来我们发现从卫慧到九丹到木子美，这一持续性的冒险都出自女性，这一现象，正如经济学家对工商业者的评判一样，在一个后集权社会，具有“破坏力平衡”的作用。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比如封杀和谩骂，更让我们从反面看到了卫慧们的意义和价值。
当私人领域的身体政治，即权力结构，得到落实之后，我们才制造了“祖国…母亲”的话语。谁在忍辱负重，是谁将忍辱负重强加在我们头上，是谁赋予这种权力编码的正当性。而在高速运转的各类权力系统中，每个个体都成了忍辱负重的“母亲”，面临和女性身体的同样遭遇。
而和平年代的欲望出路，被女性书写从身体主张的层面，表达了一个女性公民的政治诉求。只有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了欲望的出路，我们才有可能从哲学和文学的层面，来思考自由伦理的困境，来体察人内心深处“终究意难平”的生命处境。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1）
在写作明星层出不穷，时尚文学杂志发行量节节飑升的时候，来谈写作伦理，就会显得滑稽和可笑。不能忘记，千禧之年的“卫慧现象”，作为一个文化分水岭，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写作成了时尚产业的“新经济”。作品是作为资讯，作者是作为明星，小道消息作为传播的催化剂，假以文学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娱乐事件。“卫慧制造”无疑是2000年最成功的营销案例。“作者死了”在我们这里，不是作为一种解构主义思潮，孕育着新的阅读趣味，而是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结果，演绎出“文学死了”的潜台词，为消费时代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超现实文本，因为以往的经典意义的文学现实正在走向没落。这是一个财富和金钱极度匮乏的社会，必须支付的精神成本。
正如光与影的辨证关系，当轻慢和轻狂越演越烈的时候，有种严肃的焦虑才相应地浮现出来，而这两种事实的载体和发生地，就是身体。“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打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国家主义的管理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发行封锁的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羸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身体写作”一方面刺激了大面积的消费欲望（阅读或者窥视），另一方面它成了一个被鄙薄的“笑话”。在商业叙事的纬度上，身体这一“人类灵魂最好的图画”（维特根斯坦语），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之后，怎样回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