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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纸禁令，反而让一些身体写作者走向了国际市场，后殖民的帽子还没戴稳，《上海宝贝》的作者已经成了进住纽约高级公寓的“红色小八路”，苦练瑜珈，沉醉于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悠远了。而“像卫慧那样疯狂”的80后接班人，被美国《时代》杂志一相情愿的解读为“跨掉的一代”，非常激动地以为找到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而80后却说，什么“跨掉的一代”，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身体写作的标签式图解，让写作和阅读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荒诞的文学娱乐事件。
当我们把身体写作和一些年轻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淡忘了真正的身体写作高手——王小波，更多的时候，人们记住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前的王小波，一直是以一个小说家为出发点，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在向我们的文学智力，向智力的极限发出挑战，真正的色情大家，他写到“走在寂寞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他写的文革也没有那么惨烈，女狱长和男犯人做爱，用肉体的疯狂来抵御时代大脑的疯狂，身体飞扬起来，去进行外太空的探索，向着未知的方向奔去，非常性感，性感得纯粹。我们看到，在王小波的小说里，既定的关于色情生活的外部条件被取消，比如容貌、年龄、金钱，权力，比如婚姻，甚至比如爱情，因为爱情已经被过度阐释，反而成了爱的牢狱，变得乏味和无趣。没有这些外部条件的限制，打破了世俗观念制造的贫富不均，“红拂夜奔”才浪漫到极致，才色情到极致，才纯洁到极致。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1901年的日子》里写到：他的特殊之处乃是/尽管他生活放荡/性爱经验丰富/以及他的举止经常与年龄匹配/尽管这样，有时候/当然，很少——他仍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的童贞仍然未失。
对身体的规训越是强烈，反之对其兴趣就越大，而过剩的兴趣会扭曲我们对身体的自由态度。当代文学的“身体转向”，不管其文学质量的好与坏，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文学权威的一种挑衅，是对“禁止发疯”的文化秩序提出的抗议。虽然大部分的身体写作还停留在“自恋”的层面，掉进了表演和展示的旋涡，但至少让我们的身体事实得到承认，这是既往的当代作品中缺失的经验。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实呢，情欲挣脱了爱情的牢狱，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了爱情，很好，让身体作主，就是这个意思。欲望是一种内心的倾向，一直驻扎在身体里，和具体的对象没有多大的关系，为此，巴塔耶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我们内心生活的特征之一。于是，身体和写作是最亲密的一对，
为什么不能忽视身体，尼采说，身体是个人的决定性基础，为什么要写作，福科说，是为了在写作中改变自我。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持不同性见者（1）
2003年的博客网站，因为一个女人描述和不同性伴的性经历而写成的性爱日记，而名声大噪。而我感兴趣的不是作者木子美，而是受到木子美刺激的大多数，她唤起了人们的性欲。人们无望的枯燥的毫无想象力的情欲生活，在传言和电脑视窗里因极度的虚弱，而汗流浃背。当我们的耳朵、嘴巴和手指，以及显示器前贪婪吞噬文字，吞噬木子的眼睛，作为感应元件，在传输着我们的焦虑，我们内心深处可以觉察而又无法辨明的秘密，有种匮乏和点击率形成强烈反差。即使如此，我想全民皆兵比全民皆性糟糕十倍，既是说，如果下流的话，世界上的专制和战争一定比色情下流十倍。
木子本身，有着色情生活初级阶段的种种缺憾，但木子的嗓音，在引领我们的思考上路，皇帝新装总是被孩子戳破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孩子给我们出示行动的依据和力量。
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木子自己恐怕也难以回答。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我想把这个问题接下去，她为什么这样生活，她想反抗什么，她想和什么决裂，她想实现什么？身体书写的恐怖主义者，她们的绝望来自哪里？是的，是的，男人伤害了她，男人抛弃了她，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女人被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
伤害源于自由的贫瘠。受伤感更多的来自弱者心态，而弱者总是悲情的，正如国家的悲情主义。这种道德与审美的幻觉，容易自我感动，往往用情感而不是理智，来衡量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逃离悲情的惟一途径，不是对“他者”的敌视和孩子气的对抗，而是要让自身如何变得强大。没有自主，强大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口气，有模仿国家民族主义的嫌疑，但正如女权主义的困境一样，平等的含义就是要在制度安排与精神结构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然而像“男人“那样作为一种结果，正如像“西方”那样，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自我”，因为保持“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毕竟模仿与服从的界限纠缠不清。
一般意义上，保持自我，是实现自主的前提。在性别文化的框架中，自我抵制的是既定的积习对个人生活的劫持，从而把真实的世界转换成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样的自我，在引领女人保持必要的傲慢、敏感与警惕，或者说，让我们避免被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女自我”所伤害，也就是避免自戕。模仿与服从，显然是一个概念上的陷阱，模仿男人（西方）和吸收一种文化的积极部分是两码事，尽管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木子只不过在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放纵自己。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为了差异而过分地强调差异性，因为差异性更能简易而轻便地获取人心，其结果就是保持现状，躲避变化。“国情”作为一个狡猾的托词，正如我们的传统对“女人”的界定，差异并不能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另一种服从的过度强调，这是集权文化对后现代文化策略的盗用。尊重差异与多元，在不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更应该小心甄别这差异之中的差异。在此，女性立场和西方立场一样，是从弱者这一边生长出的有色眼光，作为一种争胜性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从本质上清除虚弱。所以，女人放纵与女人受伤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放纵不是报复手段，放纵有可能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像“男人”那样，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描述性表达，其潜在的可能是像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那样，对于女人，不是同化，而是具有相当的解放性价值，那么像“西方”那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弱者的抗争，并不是要故意做得和你不一样，正如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女性自身的内部系统，来检视自身的弱点，重新调试整合女性经验，坚持是在不断的否定和放弃中完成的，比如走出家庭的狭隘空间，而正是这种放弃，创造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
而选择怎样的性生活，这是一桩私人事件，本来不具备可探讨性。而值得探讨和思考的是，木子事件的社会反响以及她的女性身份。而社会反响集中在女性身份上，女性身份一直被众多的符号所替代，比如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朋友（情人），女性身份从一开始，就比男性身份更具备强烈的人伦色彩，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遍人性的说法，但普遍人性，在女人这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女人丧失了拥有普遍人性的资格，而女人常常是要先获得人伦符号之后，才能找到做人的正当理由。女性情欲正如女性身体，被包裹在繁复的装饰物之下，处于遮蔽状态，枝繁叶茂的是爱情与婚姻，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和不以爱情为目的情欲，都像废物一样，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大机器的运转之外，欲望主体受到窒息和压抑，为了寻求活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市场中，女性欲望不得不进行其自身价值转换，成为性货币，从男人那里交换水、面包、房子以及相应的尊重，因为男人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妻子，没有理由不答应和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的要求，性是要挟男人的手段，比如生气的妻子会把男人驱逐到客厅的沙发上，性制裁成了行之有效的家庭暴政，也就说，男权文化在管制和打压女性欲望的同时，女人的性冷淡，才是最具灾难性的报复。乏味妻子与刻板丈夫是相互感染，相互惩罚的结果，而其严重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共同的性焦虑，因为任何伤害在其效果上，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承担。
所以，单方面地来说强调差异，只能坠入更深的文化陷阱之中。女人的开放，并不是积极而疯狂地一头扎向所有男人的怀抱，让自己变成“肉体炸弹”，一起毁灭。放纵作为男性特权，只是一个从性别差异的格局中借用过来的词汇，男人放纵的心理机制是情欲狂躁，这一比女人更加社会化的生命物种，最强悍，也更脆弱。
男人的放纵类似于少儿多动症，它以圈子感染的途径传播，不是源自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某种效仿和盲从。更多的时候，放纵是为了消解苦闷与挫败感，在将性伴侣物化的同时，自我物化的非人体验，是抵达色情快感的秘密通道。暂时性的昏厥和遗忘自我，是把自己从现实矛盾中解脱出来，自欺欺人的做法。女人的放纵，不是去占有色情，而是享有色情，放纵不一定是一个数量上的累积，而是去发现一个自信，勇敢和练达，充满感受力，敢于承担责任的新自我。这时，作为欲望主体的女人，同时也是责任主体，将放纵的形式置换和升华成生命的激情，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以生命质量和心灵质量，来鉴别新的差异性。
激情的贫困是革命年代的欲望出路，断裂之后的表现。从革命战争到政治运动，个人欲望被集体欲望收编，性政治中的性别矛盾，被社会革命中的阶级矛盾所掩盖。战争年代的革命诗歌和歌曲，比如《十送红军》，其旋律取材于民间小调，而民间小调是田间地头男女调情时的欲望话语，也就是说，情欲符号指向了革命队伍，爱红军就像爱情人一样的，被叙述得缠绵悱恻。欲望犹在，它找到了新的倾诉对象，在叙述之中获得了满足。欲望符号自身在进行着转换，身体迷狂交付给了社会性的集体迷狂，情欲体验的心理效果是相通的，并且被放置在一种体积和容量更为庞大的场景中，情欲话语由隐秘的个人体验，上升为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国家主义情欲仪式。这就是伟大领袖就像伟大情人一样，被我们朝思暮想，让我们心跳加速，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爱情神话，所有的人，被一种爱所覆盖。
一种神奇的力量，动员了所有的人只爱一个人，爱一个遥远的神话。革命年代的情欲密码被精心编排，当这种情欲组织功能在超稳定的和平年代渐渐失效的时候，在我们的欲望显示器上，呈现的是一堆让我们无比焦虑的乱码。因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在考验我们心智和选择能力，这种行为的依据，生长在性别文化的土壤中。一个有意思的资料就是很好的证明，解放初期，婚姻自由作为法律，写在了共和国的制度条款上。尤其广大的农村妇女，获得了离婚的正当权利，而据社会学者朱晓东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离婚的妇女都很后悔，她们的身体和土地一样，被当成“胜利果实”，为缩小贫富差距而被重新分配了一次。革命的技术性操作，终于在这里把性别政治的矛盾浮现出来。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持不同性见者（2）
制度安排这一革命胜利果实的配额做法，在我们这里，落到女人头上，就是突然让我去上班了，突然让我可以离婚了，突然让我可以参加人代会了（尽管是点缀性的），同女人自身对性别权利的争取，自身经历痛苦的性别意识觉醒，自身的思想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女人就该怎样怎样，这个天然的律令，依然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被完好无损地延续下来。
婚姻作为生产方式的附件，一直抹杀了它最基本的内容——性愉悦。在女人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性能力，赚取水、面包和房子的时候，性筹码也就消失了，对性愉悦的诉求必然高涨。这样的诉求，在持续不断的欲望书写，在变化和丰富着的现实经验中，我们发现，性别差异的话语霸权，滋生出的生活事故而不是故事，层出不穷。女人的放纵，才让我们的社会神经如此的大惊小怪。
在过去的欲望话语中，是以男人为主导地位展开叙述的，而男性霸权的外延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主义欲望结构。对性道德的亲昵和欲望模式的单边主义，有利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欲望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性资源是以性别和财富即强权的标准来进行定额分配的。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加的力量，不仅伤害女人，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男人，因为有多少权利必然承担多少责任。这样的欲望叙事，固定在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中，将差异简单化，野蛮化。而男人内部和女人内部的差异被忽略，比如对性取向的漠视，或者性与情的不同比重被描述成性别差异。
让情欲人权回归到人本身，并且不仅仅是在婚姻框架内展开，性解放就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当经济角色发生改变之后，性别冲突必然在情欲层面突显出来，而这个时候的男/女对立，演化成主流性观念和“豪放女”（何春蕤语）之间的较量。性焦虑必然导致不稳定，但稳定并不代表情欲痴呆。“稳定”是一种高妙的境界，取决于两个人的天赋、智力和才华，可是当假稳定、假繁荣以道德的名义，获得威权话语的时候，此稳定已非彼稳定了，稳定成了权力秩序的代名词，它只对领导者有益。
而女人的身体书写正在撼动这虚假的稳定，尽管看上去像一个坏小孩在捣乱。我不愿意看到女权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种青春期叛逆的代用品，被时间或年龄段所决定的文化朋克，操持的一项行动。尽管有人说木子是女切·格瓦拉，切的头像被印在流行文化体恤衫上，成了一种青春期的象征符号，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荒谬。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记住了切的桀骜不驯与年轻人分泌过旺的荷尔蒙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遗忘了格瓦拉终其一生的战斗性。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临近身体临近存在（1）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作为灵魂建筑的工程师，身体作为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并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除掉它从荒原中挟裹而来的野蛮气息。所谓高级，是为了和动物做严格的区分，身体的首要禁忌就是裸露，而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也根植于身体的禁忌之中，就是杜拉斯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漫不经心体现在他们从不把自己放在文字之中，正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传教士，他们在转述别人的痛苦，而从不经历痛苦。这样做是安全的，他们盛装出场，景仰的光环笼罩在他们周围。
我们为什么漠视身体，漠视源自对恐惧的逃避。身体当然不会直接导致恐惧，我们的恐惧来自禁忌，比如小女孩从小就被教导成必须防范和抵制与男人的身体接触，接触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糟糕透顶的一件事。经过文化的涵养，禁忌成了文明的准则，谁要超越准则，就是反智的，是野蛮而低贱的。而知识分子的禁忌，针对的是面具，他们像小女孩爱护身体一样的爱护自己的面具，他们以为这和廉耻有关，他们恨不得消灭自己欲望丛生的身体，极端的表现就是禁欲。所谓“卧薪尝胆”，所谓“卧冰求鱼”，所谓“杀身成仁”，身体遭受了摧毁性的折磨，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这样才能道德完美，如此的完美，正是通过对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而实现的。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是生产资料，一会是社会主人，一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