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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是生产资料，一会是社会主人，一会是“老黄牛”，一会是“铁姑娘”，一会是党的女儿，一会是人民之子，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人”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似于长镜头，因为特写会暴露我们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一个不服从缺陷的世界，必然充满了谎言，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消灭我们的身体，因此尼采高喊：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准则。精神，太精神的结果，就是“自我”的过度膨胀，我们的身体变得粗笨滞重，囤积着太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脂肪，这和被驯化的绵羊更接近了。这些肥腻的脂肪掩埋了身体的真相，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之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盛大仪式，一场和内心倾向，和身体的疼痛冷暖无关的大弥撒。我们的嗓音被国家机器印刷成标语和口号，肉嗓的风寒疼痛交付给身体独自承担。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肉嗓还只是承担了身体的局部命运，而劳动改造，是针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祛魅法，高强度的劳动成了一代人的梦魇。这里的劳动和惩戒相关，因为他们的“心魔”难以扑捉，他们的身体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身体承受着来自内外双重力量的打击，就是说在身体本来就不受自身重视的前提下，驱逐流放或者消灭，再次从侧面提醒了身体存在这样一个坚硬的事实，这无不兼具悲剧性的反讽意味。而如今的大学军训，仿佛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人礼，那被暴晒皮肤，被弄得酸疼的腰、腿和脚，再次表述了身体不由自主的受支配的历史命运。给身体制造种种不适，是为了强化对身体的厌恶，从厌恶身体到厌恶自我——心魔，好让身体腾空，这样，身体就被打造成一只精神的容器，等待着填充。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最深的是皮肤，这句话被后继者发扬光大地表述为：最深刻的是我们的身体。于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福科，认为身体和力量相关。这种力量源自于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身体总是成为被惩戒的对象，而酷刑就是惩戒的及至。
在我们的文化中，惩戒还波及到离身体最近的服装，因为服装会从一定程度传达身体的信息，那么对身体的压抑就从对着装的管制开始的。1964年11月18号的《羊城晚报》刊载了《服装的多样与怪样》，文中写到：什么样的服装是奇装异呢？举点例子：女人的敞坦胸部的坦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的衣服，我们认为都是奇装异服……这些怪样衣服的特点，一是买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同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弛。……西方社会的服装所以越来越怪，越来越趋向于“肉感”的暴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烂到极点的反映。身体的真实感受——感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话语中的核心所在，服装在此也被意识形态化，耳、眼、口、鼻，手、皮肤，所有的感官，在拒绝刺激，因为精神的腐烂要比感官的腐烂严重十倍。它们通通被收编进社会主义朴素风尚的符号编码中，通过消灭“奇装异服”来消灭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这是高压政治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和阴险的方式，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并且在风俗与健康学的托词之下，排除性别差异，从而把微观的性别政治纳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成了权力渗透后的一种效果。
这里的身体，类似于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第三种界定，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指涉的是人体模型，代表着价值规律之下完全功能化了的身体。身体被物化，身体的使用价值在知识分子那里，被表述成写作机器，在集权者那里被表述成意识形态标本。我们发现，在身体逻辑上，知识分子和集权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于是，恢复身体的权利，成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当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复活的时候，具有革命优先权的身体，又跌入了商业经济的陷阱。暴露（风情）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卖点。尽管“风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被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是被赞美、欣赏、歌颂、诅咒、观看、享用的客体，因为女人一直丧失了对自身的发言权，自在自为的女性身体是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
但所幸的是，我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这和政治化的身体不同，以前的政治话语，是对身体话语执行就地枪决，而商业时代的身体话语，有了缓刑的可能，身体话语的自在自为性，只能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经历了身体的政治囚笼之后，我们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体书写之上，鲍德里亚的身体理论就显得太“西方”了。这不是和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西方，而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努力进行“一的突破”的社会相对应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必须识别这种谈论的参照系，是现在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过去。
临近身体，首先必须临近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对身体的敌意，已经从过去的国家主义监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线的审美观），下滑到道德伦理层面，这时，政治伦理的尴尬身影，厕身躲在了道德伦理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对“女性曲线”的压抑，已经延伸到当今的男权话语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台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学”，这些词汇隐含着臭名昭著的仇恨逻辑，这是男权意识自动书写的表现，女人一旦写到自己的身体，男人就立即认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在卖弄。而具备了身体自觉意识的女人们，回答说：我的短裙，与你无关。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临近身体临近存在（2）
在我们的性别政治中，身体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的性别也是“男”。女人或者女人的欲望，总是在将男人导向毁灭。要么是祸水，要么是鬼魅，如果他想志得意满，听从仕途功名的召唤，那么女人就意味着祸水，如果他正失魂落魄，受到权威社会的冷落，那么女人就意味着安慰，安慰也是阴冷的安慰，来自鬼魅世界的安慰——《聊斋志异》。还有一种就是把女人绝对物化成古玩，而古玩最文学化和抒情性的表达，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这里牵涉到许多问题的转换，男人…女人，人…身体，爱情…色情，这三组关系长久以来形成的伟大对立，是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生产与耗散，事业与休闲，赞美与诅咒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对立，是因为我们思考盲区对后者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色情史》，试图颠覆这些伟大的对立。他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内心生活……我们的内心生活是无法被限制的，即使勉为其难，因为我们为更好地把握生活，选择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无疑是思想的普遍对象”。思考对象的转移，是从微观视觉上调整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是痛苦和愉悦的转换过程，在转换中发现生命的无限秘密，在经验上丰富我们的内在感受。
“窗外在下雨，今晚很冷，我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拥抱就是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广州女诗人的诗句，拥抱离身体更近，离激情更近，离温暖更近。拥抱的暧昧，携带着身体的暧昧，因为这一刻，时间陷入昏迷之中，它的瞬间性就是让上帝显形，倒向上帝的怀中，这里的拥抱是如此的色情，这色情是女人把自己的身体引入与上帝（哲学）的直接对话之中。色情作为一种内心倾向，它几乎是无所欲求，不欲求长久，不欲求爱情，不欲求过于庄严和高尚的人。它朝着没有光亮的地方奔去，正如杜拉斯的情欲书写，那情欲和在胃里燃烧的酒精调和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没有利益得失的权衡，在我们精神错乱的时候，“即使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作为是理性王国的潜逃者，在抢救身体的权利。“而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这是一个女酒鬼的伟大发现，正如她发现了情欲的力量，发现了身体的力量，发现了高尚的另一种可能。于是，杜拉斯那里，人们甚至不用整个的身体，而用肉嗓做爱，她在表达声音和色情的内在关联，这是行走在深水区的《夜航船》。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惊艳也是别样的惊艳。身体，以及经由身体的色情想象和色情体验，在不同的思想纬度上，它就是天堂，它就是地狱，它就是极地，是保罗·策兰诗歌里的《极地》，“在我们的身内，不可逾越……我在你中失去你，那是我雪白的安慰”。
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落在生命中那些受诅咒的部分，更多时候，我们是以实用的标准在衡量一切。无功利性的欲望行为，在耗散能量，这让我们如此的不安，“雪白的安慰”指向不断形成中的生命，哪怕色情的感知方式变了，而身体依然是我们的第一存在。先锋小说家蒋志在他的小说《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中描写了一千后人们的性爱，“他摸了艾达的乳房，这是一千年前男人的习惯，可他感觉到就像摸着一团海绵或者一团无聊的空气，这种感觉已经让他无法顾及，他的情欲已经被她完美的吸管所吸引”。吸引这个男人的是情人的吸管状性器，他用吸管人的概念表达生命总是在吸引和被吸引之间游走，因为“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和阅读一样，尽量去延长审美的向度，产生存在的快感呀”。阅读快感的发生，是因为文字组合类似于身体的真相，有光泽、温度和质感，能奔跑，能喊叫，进入词语的剧场，就等于进入身体的现场，为此，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回避这个事实，我们自然就会堕入谎言的世界。
一种和色情秘密相关的美学风度，正在我们零零碎碎且不断增长和蔓延的生活经验里潜行，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身体的盲动。当我们对“人”的思考显得过剩，因过剩而造成疲倦的时候，身体的孤独与颤栗，身体的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需要另一种理解力，是我们跌倒时，伸过来的手，手的抚慰，要多色情就有多色情。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女阉人或者女人不存在（1）
在狂飙突进的女权运动30年之后，当时的偶像吉梅茵·格丽尔（GERMAINE·GREER）在多伦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柔软（SOFT）”一词来形容她现在的状态。因《女阉人》而闻名于世的她，最近被恋童官司困扰，她在新书中使用了大量半裸和全裸的男童照片，格丽尔解释说，男童仅仅是一个表征，她说自己是在鼓励女人去爱比自己更年轻的男人——“30岁以下”的，非议由此而生，看来“阉割”女人的刀片依然寒光闪闪，这个顽固坚硬（HARD）的世界，并不欢迎女人变得柔软。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耶利内克——一个文学界的女阉人。在针对其最著名的作品《钢琴教师》（中文版已出），男性评委撰写的颁奖词说：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关系。耶利内克表现了庸俗的娱乐工业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社会不公、反抗性别压迫的能力。就《钢琴教师》这部作品而言，这样的评语，是对作品的二度阉割。更精彩的是，耶利内克拒绝到场领奖，因为颁奖词像一个男人口中说出的胡话，耶利内克大概不想再去斯德哥尔摩给这个昏庸的世界添乱了，除了巨额奖金能让她发笑之外，还有一种讪笑，呵呵，属于全世界的女人以及耶利内克。
当然评委们，那些白种男人，左派知识精英，他们高尚的道德感，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把一个有关女阉人的文学读本，纳入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话语系统，这等于说，文学奖与和平奖重叠了。只不过一个是靠脚（行动），一个是靠手（书写），在此之外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学的精确与细致，或者它的先锋性还在于，强权是怎样从外伤型的重创，比如种族冲突（库切），比如纳粹主义（凯尔泰斯）内化成人的精神格局，就是说，耶利内克关心的是女人怎样被自己阉割的？
阉割是精神分析的关键词，弗洛依德认为，阉割恐惧使得男孩不得不走入象征秩序（社会化），才能变成男人。不能没有“男根”，这是男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实体性的依托。而女孩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恐惧，实际上她们没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没有“阉割恐惧”，也就无法胁迫她们进入向象征秩序。因此，女人的“祛社会化”特征，被男性哲学家黑格尔看成是道德的“内在敌人”。而阴蒂快感的发现强调/抑制淡忘，这一冲突性的矛盾体，是性别差异最尖锐也是最隐秘的存在。后现代心理学家拉康的理论对此有所发现，但他在重新建构女人的性话语面前止步了。当拉康解构性欲的同时，相应地也就解构了阳具话语，因为性欲的主导权一直在这里。
如果从既定的文化秩序来看，女人的阉割是先天性的，也只能在文化意义上成立。从生理构造上说，女人没有的东西——阳具，不能从逻辑上推导出就是她们失去的东西。除了阴蒂的自为自在性之外，先锋戏剧《阴道独白》，已经在话语层面，让这个在男性精神分析学家们看来，被动的昏暗的存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说出阴道的故事，就是改变了叙述世界的角度。当女人把自我看成一个对象的时候，阴道和世界的联系就发生。然而，无论是阴道中心主义还是阳具中心主义，都是一场争夺“意义”的战争。但其中的区别在于，阴道是在独白，是经验或者故事的呈现，是一个将“阴道”作为“阳具”的对称符号解甲归田的过程。在中国文化中，有“地大不过天”“阴大不过阳”的说法，这种话语权力的序列之所以成立，是人类思维的二元性造成的。而独白就是跳出这个二元性，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还原和净化“阴道”的存在。独白是铺陈性的联想性的网状结构，和阳具话语等级性的序列结构不同，就是说独白的阴道没有一个抽象的假想敌和终极目标。女人的原始性创伤不是来自阉割，而是和具体的场景、事实以及命运相关，在此，阴道话语和文学艺术更为接近，尼采曾说：“文学艺术让人类避免毁于真理”。
将性导入哲学问题的作家奥托·魏宁格曾说“女人是男人的罪恶”，克服罪恶的途径就是禁欲，男人一旦禁欲，女人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厌女症患者的极端命题就是，女人除了是男人的性欲目标之外，她们什么也不是。而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则将这个命题反转过来，女人的性怎么成为可能，除了不是男人的性欲目标。还是罗兰·巴特一语道破了男根的秘密：“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或许是潜伏着的：以某种方式隐于习俗、陈词滥调、表面的终极性之内”。而后现代理论家齐泽克将男根称作身体的伪深度，在此呼应了巴特。或者说，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开始，男根中心话语（LOGOS）就在思维运动中被彻底阉割了。而精神分析里的阉割焦虑，与其说是男人害怕失去他们拥有的现存秩序，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的回溯性反应，阉割焦虑的潜台词是：想象阉割——就是和女人一道，停留在婴儿阶段的镜像期，根据拉康的看法，这是自我发展的正常阶段。或者说，让我们一起成为“阉人”，这个世界就安宁多了。拉康说“女人不存在”，这一最虚无的表达，彻底瓦解了主体性，齐泽克形象地表述为，女人就是洋葱，一层层地剥开，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实质性的内核。
那么女阉人“钢琴教师”就具有了示范效应。小说的女主人公埃里卡，恰恰应证了拉康的断言——女人不会进入象征秩序，通俗地说，就是男人们认为的那一套。
小说的一个悬疑式命题就是，埃里卡是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是，被小说叙述着的埃里卡是一团谜，是一大堆困难的集合体，埃里卡几乎是作为“正常”生活的反题，变态就是埃里卡的常态，埃里卡就是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那个除不尽的余数。
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是社会舆论对新女性的世俗表达，也是早期女权的价值期许。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把事业和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