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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扫毒行动，与黑手党人展开了近2100次枪战，缴获飞机107架、船只75艘、汽车533辆和各式房产1230处。12月16日，黑手党就进行了报复，他们炸毁了国家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机上1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卡斯特罗下令枪毙了与黑手党勾结的古巴陆军上将奥齐亚，而美军也武装攻占了巴拿马城，他们捉住了诺列加，并将他投进了美国的监狱。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世界范围内打击黑手党行动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黄金行动”之后，哥伦比亚黑手党的实力已经濒于瓦解，但他们仍做了一次大的报复——1990年3月22日，他们在波哥大的索查广场枪杀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拉米略，但随后没几天，他们的第三号人物莱德尔就被抓捕归案。莱德尔被拘捕后，埃斯科瓦尔在与政府进行了55轮的艰苦谈判后，终于走出了丛林向政府投降——此时是1991年6月19日上午8时。
埃斯科瓦尔向政府投诚，标志南美最大的黑手党“麦德林集团”的覆灭。在此之后，哥伦比亚仍有一个以贩毒为主要目标的黑手党组织继续活动，即“卡利集团”。他们的活动中心主要位于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市，其头目是桑塔克鲁兹家族以及从麦德林集团分裂出来的罗德里格斯家族，但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还是在犯罪的破坏性上，它都无法与麦德林集团相提并论。在麦德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在南美的丛林中与政府军周旋了几年后，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卡利集团覆灭后，很多政界及研究人士都乐观地认为，南美大陆已经没有黑手党的立足之地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即使是进入了21世纪后，秘鲁、波利维亚和巴拿马，甚至是在哥伦比亚境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以贩毒为主要行动目标的黑手党组织。虽然他们的可卡因不再有海洛因吃香，但他们仍然拥有大量的顾客；他们的规模已经不如从前，而他们的行动却变得比以往更加隐蔽。
历史档案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1）
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
“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来的军事组织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这种独特的历史，使金三角黑帮与三合会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只有三合会能够自由进出这个戒备森严的帝国。与此同时，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威胁大陆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里，一直都在暗中不断地为这个客居他乡的中国群体提供和补充军火。这些支援使得缅甸政府不但不能将这些外乡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反而被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山区。随着上世纪中叶海洛因的风靡，这里立刻变成一片风水宝地，他们占山为王，迫使农民种植鸦片，并将收获的产品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提炼后卖给境外毒贩们。著名的大毒枭坤沙，他从小练习武功，在击败罗星汉之后，夺过了军队的权力，把它改造成一个在规模上与麦德林集团不相上下的组织，但他最终也与埃斯科瓦尔一样，与政府谈妥条件后，向政府投降了。
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人迅速成长为世界黑手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伊凡科夫后被美国法庭判处60年监禁，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教父。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约有30万名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据估计，大约有400个小分队直接参预了黑手党的活动。有的军队内部也成立了一些隐蔽的帮会，帮助黑手党或与他们合作，从事贩毒和走私军火交易。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为了几公斤的毒品，坦克也会成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除此以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人们也不能忽视北欧、澳洲，甚至非洲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完全洁白的。当西西里人、山口组、三合会和俄罗斯人向这些地方渗透的时候，本地的黑帮组织绝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人们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他们罢了。
历史档案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2）
地球进入“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三合会，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西西里是黑手党最好的温床，美国是黑手党最好的钱柜，哥伦比亚是黑手党最好的工厂，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和东欧、西非和澳大利亚大岛，都可以成为黑手党理想的栖息地。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洲一体化使黑手党能够在移民队伍中轻易地流入欧罗巴大陆。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已经完全失控，由于四个贫困的大陆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因而，建立一个开放的、消除所有壁垒的大欧洲的梦想几乎破灭。从1993开始，欧盟不得不派出飞机24小时巡逻，用卫星拍摄照片，在飞机上安装夜视镜，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地中海沿岸到处漂浮的难民尸体。然而，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