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谡饫镓四帧！�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一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２）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第一节排在李遇安《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前，第二节排在李文之后。
（２）指李遇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２）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丁君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２）剪柳春风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当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时，我只觉得这篇短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ｌｉｔｅｒａｌ）。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译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２）Ｓｈｅ英语：她。
（３）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４）“四凶”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２），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３）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４），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５）；马裕藻就是马幼渔（６），对不对？陈通伯（７），郁达夫（８）。什么东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１０），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