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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从地下冒出头来，就会马上成为他们的猎物。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狙击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命运。神奇的是，我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且顺利抵达大臣花园。经过府邸正门的时候，那里早已没有任何守卫。我们在大臣花园里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士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如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卫头子约翰·汉斯·拉登胡伯的办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识，他很快为我签发了通行证，还带我到武器库去领了一把华尔瑟手枪。我把枪放到口袋里，跟着阿克斯曼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食品储藏室，穿过一个隧道，来到地堡的大门口。大门经过层层加固，外面有两个卫兵把守。卫兵们依然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但身上的制服已经不是帅气的黑色军礼服，而是一套普通的军装。他们只向我们敬了个礼，没有更多的盘查，这令我非常惊讶。要知道，我的兜里可揣着枪，却没有人上来搜查。我之前一直听说，由于希特勒地堡周围的安全局势非常紧张，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求进行搜查，并没收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带着手枪面见希特勒。但显然，我的第一次访问就打破了这个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元首地堡内部的混乱局面。为了通风的需要，地堡里的门经常敞开着。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连门口的卫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还经常从花园里的紧急出入口直接进入元首地堡，因为那儿离党总部的距离比常规路线至少缩短一半，而减少一半路程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风险。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亲手杀死希特勒。确实，我是有这个机会的，好几次我离希特勒仅有数米远，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后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一点，但这的确是事实。作为一个成长在纳粹德国的16岁少年，我早就被纳粹彻底洗脑，在我的思想中，纳粹是世界上最神圣完美的政府，我从来都未曾质疑过这一点。和多数德国人一样，我狂热地崇拜希特勒，即便是到了战争末期，希特勒虚伪、罪恶的魔鬼形象已经表露无疑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崇敬。你可能会问：“难道你没有听过犹太人的遭遇吗？你没有听说过集中营吗？”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听到地堡内外的人谈起过任何有关犹太人和集中营的事，当时我所理解的集中营与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直到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起这段过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陷入怎样的恐怖和罪恶中。
从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上来说，我也不后悔没有杀死希特勒，因为如果当时我真那么做了，可能的结果不是被当场枪毙，就是被立刻吊死，甚至还会被挂在肉钩上慢慢折磨而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向你们讲述这段往事。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深入地堡（2）
进入地堡上层，我首先来到一个被称为“公共休息室”的房间，有时候它也被叫做餐厅走廊或者餐厅过道。房间很狭小，屋顶很低，里面摆放着一张栎木桌。地堡内的多数低级员工、警卫士兵、传令兵和秘书都会在这里用餐，食物主要是来自地堡上的食品储藏室。我来的时候，这儿已经成了戈培尔的孩子们的游乐室，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儿童图书。他们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也会围着餐厅的桌子坐成一圈，相互嬉戏打闹，还会捉弄一旁的卫兵。年纪较小的孩子会趴在地板上玩耍，稍微大一点的就在屋内屋外捉迷藏，快乐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受到家庭特有的和谐气氛。起初，我一直以为特劳德尔·琼格是他们的保姆，因为大多数时间她都陪着这些孩子，喂他们吃饭，和他们玩耍，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希特勒的秘书。戈培尔一家的卧室位于地堡上层入口的右侧，工作人员在楼上为高级官员们准备好饭菜，然后再送到地堡下层的房间中。
现在，地堡已经成了戈培尔夫妇的新家，但这个家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不知是出于何故，他们彼此都难以容忍对方。虽然每次我看见他们时，这对夫妇都表现得相敬如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虽然在个性上格格不入，但两人却都效忠纳粹主义，尤其是玛格达·戈培尔，更是疯狂地崇拜希特勒。
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地堡下层，那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上层。6个孩子共住一个房间，分别睡在3张双层床上，而玛格达自己有一间卧室。孩子们喜欢在地堡上下层的走廊里玩耍，和他们的“阿道夫叔叔”关系亲密。作为回报，希特勒也让曼扎利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糖果、糕点以及新鲜可口的三明治。对于10岁的赫尔穆特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大游戏，在孩子中，他并不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却是最爱吵闹的，尤其喜欢扮演士兵。每当地堡随着外面炮弹的爆炸猛烈颤动时，他总是兴奋得大喊大叫。最小的海蒂仅有4岁，长得非常可爱，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其他还包括11岁的席尔德、8岁的霍尔德、6岁的海达和12岁的海尔格，他们都是些可爱、天真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海尔格天资聪颖，显示出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她是戈培尔最喜欢的孩子。
戈培尔非常疼爱他的孩子，在那最后的几天中，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他们。这一家子的到来让地堡中弥漫着一种复杂交错的情绪。一方面是同情，因为很显然这对夫妇已经为他们的孩子安排好了未来的命运，而这些孩子却还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又觉得安慰，孩子们的天真快乐将长久笼罩在心头的战争阴霾一扫而空，也让这个希特勒控制下的充满独裁专制气息的地堡有了一点温馨可亲的气氛。特劳德尔·琼格肯定是所有人中最高兴的，和每天听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人的罪恶相比，成为这些孩子的保姆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快乐。
在很多母亲看来，玛格达当时的想法简直可怕至极，但她却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她曾私下对朋友说：“一旦德国战败，戈培尔肯定会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那样的话，我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受到别人的折磨、鄙夷和侮辱。他们那么善良，那么可爱，可未来的那个世界却容不下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忍受这样的苦难，我会让他们永远陪在我身边。” 玛格达·戈培尔不像爱娃那样温顺听话，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希特勒非常信任和喜爱她，还特意给她颁发了金质纳粹徽章以表彰她的忠诚。
虽然玛格达很受希特勒宠爱，但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她的丈夫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几何时，两人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其他纳粹官员纷纷逃离柏林的时候，戈培尔毅然搬入地堡，这证明了他对希特勒的忠心，而希特勒也曾在他与玛格达的婚礼上担任过伴郎。但现在时过境迁，两人之间的冷淡与隔阂日益深重。希特勒很少正眼看他的宣传部长，更不同他单独用餐，甚至连戈培尔打来的电话都要通过鲍曼转接，才能到达希特勒那儿。事实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卧室之间只隔了一条会议室过道，但他打来的电话必须先转到隔壁的总机房，然后再接到鲍曼的办公室，最后才能和希特勒通上话。
我们穿过餐厅，沿着水泥阶梯下到了地堡底层，看见门口处站着两个卫兵。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有好几次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大门敞开，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就是等候室，余下的几天里我多数时候都要待在这儿。房间里有好多人，基本都是些等候传唤的副官、传令兵和秘书。也有些人和我一样是信差，但他们的级别都是高级军官，年龄也比我大不少。从等候室里可以看到会议室的大门，每次开门时都可以瞥见里面的情景。希特勒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支着桌子，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即便空间狭小，也总是乐此不疲。希特勒始终身穿一套军装，这么多天都没改变，从衣服上的褶皱可以看出，他晚上一直是和衣而睡。
有一次，我正和其他几位军官一起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等候，突然间，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从地图室中走出，进入了过道。当时走廊里有好多人，看到他走过来，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鱼一样紧贴着墙壁。希特勒走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没有注意身边的任何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发室，迅速消失在我们眼前。
由于长久居住在狭小拘束的地堡中，许多人都开始表现出幽闭恐怖症的倾向。人造光长期照射再加上通风机不停地嗡嗡作响，让人们的神经陷于崩溃的境地，在那种地方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我曾看见一帮将军从那间小小的地图室里涌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呆了多久。希特勒还严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内吸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时，在水泥楼梯左侧发现了一排厕所，全都冲洗得非常清洁干净，着实让我大感安慰。这也许是专门为那些在等候室里苦苦等候的纳粹官员们准备的，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每次都借机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里还能供应日常的生活用水，这些水全都来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实际上，在整个大臣花园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应都已经被切断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里，让我最受刺激的场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内堆放着一车车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鲜面包做成的，这些面包来自于威廉姆斯大街的一个面包房。这家店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正常运营，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意大利腊肠、烧牛肉、新鲜奶酪和腌菜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看见，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大吃一顿，但最后还是不敢造次。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场景就是看见鲍曼走进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将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从那时起，我开始非常讨厌鲍曼。
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深入地堡（3）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建筑沿弗斯大街连接起来。该地区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建筑，例如西边的柏林动物园，它被称为柏林“绿色的肺”，不过现在那里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医院，并且为艾利赫·凯姆普卡的地下汽车厂提供燃料支持。
在这片建筑群下面遍布着如迷宫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们多数通过复杂交错的地道相连（在柏林的政府区还有其他5个相互独立的地堡，分别位于几个部门的大楼底下，戈培尔在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拥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堡，另外还有十几个防空洞和难民营）。斯佩尔位于弗斯大街的办公大楼下面有一连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里面早已经挤满了满面愁容的党卫队士兵、伤员、护士、医生和平民。
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医生，几年前他离开希特勒到柏林著名的查理特医院开办了私人诊所。在这最后的几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也对他格外信任，但此时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畅，因此每隔20分钟必须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位营养师，因此动手术刀的技术还不算过硬，必须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点。整个医院的条件也非常糟糕，特别缺少绷带、麻醉剂等基本医疗用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从堆放在旁边的死尸身上扯下绷带以满足需要。最忙碌的时候，几位医生在7天内完成了370多例手术，申克教授曾说：“我的手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