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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11岁）从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小镇斯塔赫伦回来了，她们在那里的奥古斯塔高中上学，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们全部被疏散开了。我的两个姐姐都会吹长笛，她们经常练习。在圣诞夜前夕，当全家人唱起德国圣诞歌曲时，两个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圣诞节假期里，姐姐们还和电台表演团一起去当地的军队医院慰问伤兵。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母亲在女佣的帮助下，不停地烤着各种食物：饼干、姜饼、杏仁蛋糕和葡萄干甜面包。我的父亲也从地中海战地回来了，带回了杏仁、桔子和柠檬。
圣诞节那天，我终于决定给父亲看巴尔杜·冯·席腊赫写给我鼓励我继续创作诗歌的那封信。现在父亲终于认可了我作为希特勒青年团小头目的成绩，我猜想，他应该不会再反对我写诗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写诗过日子。我还打算让母亲也读读这封信，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应该让父亲先读到这封信。
父亲显然很吃惊。信的内容很简短，我觉得他可能读了两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好留着这封信”，他并没有说别的。
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带上了一顶桂冠，没有人能够把它从我头上拿走。
这次聚会是我们家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不久以后，我前往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参加准军事化训练。当我登上火车离开的时候，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布雷斯劳就快被苏联军队全面包围。纳粹的宣传具有可悲的欺骗性，我很快就尝到长久以来期待的战争的滋味，我的家人也一样。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2）
假期结束了，我在元旦前夕返回了巴伐利亚。我们的山区军事训练将持续3个星期，而且是在让我赞叹不已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我们学习滑雪和基本的登山技巧，还在训练中学习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这还不是山区作战入门训练的全部内容。3个星期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苏联红军进攻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布雷斯劳就要落入敌人的手中，我不顾一切地想回到家里，与家人在一起。我决定在训练结束前3天提前离开，我在天亮前跳窗逃跑了，搭上了一趟开往布雷斯劳的火车。在返家的途中，我第一次目睹了战争制造的混乱场面，到处都是难民。最后，我换乘了两次火车才回到了布雷斯劳家中，绝大多数火车都被迫往西开，当我进入布雷斯劳城中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混乱的场面。惊恐交加的人群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大喇叭高声播送着新的通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们家的公寓，但是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我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房间里一切看上去整洁有序，但是看不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影子。我冲了个澡，换了内衣裤，仍然穿着制服，然后打开了收音机，我听见广播说，“现在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刻，我们要解救祖国。” 播音员说，布雷斯劳现在成为了一座堡垒。卡尔·汉克是布雷斯劳当时的防务官，他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坚决号召城里的所有男人和男孩为保卫布雷斯劳而战。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像被人堵住了一样。
我躺在了床上，仍然穿着制服，试着理清思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很快就疲惫不堪地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噩梦吓醒了。在梦中，我遭到了少年班同学们的审判，因为在大家英勇抵抗苏联军队的时候，我却在家蒙头大睡。刚醒过来的几分钟里，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家里。我的心怦怦乱跳，吓出的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打湿了。收音机还在广播，播音员宣称，逃亡者将遭到行刑队的处罚。女人、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到规定的地点集合，其他人则要到最近的民兵站报到。我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但是紧张不安、自我怀疑和恐惧占了上风。
我最后还是去报到了，并且被安排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需要在离开前找个朋友聊一聊。我在布雷斯劳城中四处寻找以前的朋友，但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我到今天都在奇怪，那一天我为什么没有去电台找我的父亲。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大喇叭的广播：“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刻到来了，我就快要面临死亡了，我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峻性。
我不想做一个懦夫，但是我准备好牺牲了吗？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由于健康的原因，我没能加入地对空的高架炮队作战，而是加入了KLV做训练营辅导顾问。虽然我被吸收为山区别动队的志愿者，但是还没有真正地经受过考验，我在训练中出现过头昏眼花的情况，于是我决定不理会广播，直接去KLV办公室报到。或许他们会把我送回到尤勒斯托弗的学校。但是，我和谁商量呢？大家正在街上忙着架设坦克障碍物。我又一次回到家中，给母亲留了个便条，然后我就出发前往KLV办公室。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呢？
我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我在KLV的上级卡尔·库茨克（Karl Gutschke）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了我。他现在穿着一身中尉的军服，“莱曼，你能赶来太好了，我们正在组建一支精锐部队。”
我敬了一个礼，立刻又感到迷惑不解。库茨克是一个残疾老兵，他的肺在战斗中受过伤，现在，他和另外两个残疾老兵接到命令，要率领能够扛起武器的孩子们加入战斗。很快，我们就要开火了，用我们的武器和精神与敌人拼搏。现在，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库茨克和那些从军队医院出来的编外士兵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库茨克训练营团队的队伍。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兵队伍，队伍里包括了KLV的成员、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还有瓦尔塔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生和准军事训练营的学员。
我们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第三帝国教育体系的熏陶。新发给我的民兵野战服实际上是一套没有勋章的军服，这套衣服并不合身，肩膀的部分太宽松，腰部又太肥大。靴子也太大了些，我多穿了两双袜子后，才勉强不让靴子掉下来。
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以前接受的准军事训练也不过是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卡宾枪甚至机枪做武器，而且不再用手榴弹练习投弹，而是学习发射火箭筒。
我们是希特勒青年团布雷斯劳要塞团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投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中。库茨克已经接到前进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占领了布雷斯劳东南方向一个村子的苏联人。因为战斗将在开阔场地上进行，我为自己不必局促在碉堡中抵抗而感到庆幸。我在潜意识里也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我已经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昨天好像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而明天却似乎遥不可及。我迫使自己写点东西，强烈的求生欲望充斥了我的脑海，作为一个士兵就应该这样。我后来回忆起，自己在写下面这首诗时，内心其实相当矛盾。
战争是自由的挣扎，
通往胜利的道路遍布坟墓。
而我必须奋力抗争，
为了活着，为了回到故乡，为了自由地生活。
我把这首诗藏在了胸前的衣服口袋里。现在回头来看，它其实算不上是一首诗，那只是我在仓促间寻找苟且活下去的借口罢了。我要想活下去，就得按照指令杀人。
当然，希特勒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专制统治者。戈培尔或许比伊亚·埃亨伯格要含蓄一些，但是他的宣传口号也号召德国人视仇恨为天职，以报复为美德。戈培尔煽动我们大肆杀掉苏联士兵，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求生愿望绝对是见不得光的想法。如果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我应当公开宣扬自己的好战热情、杀戮思想和光荣赴死的决心。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3）
库茨克想收编我，让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说，“你还是会跟在我身边的。”
1月29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车，开往前线，去夺回一个被苏联人占领的村庄。进攻计划在凌晨5点开始。尽管我们在头天晚上几乎没有睡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们的纵队在一个谷仓集合，库茨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到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刻了，我们有一份任务要做，为了德国的存亡，我们必须保住西里西亚。
库茨克像对着一群士兵发言一样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他希望我们为帝国增光，鼓励我们胆大心细。“你们面对的是苏联人，”他说，一只手指着村庄的方向，“他们只想干掉你们，你们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活命。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对付。你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更英勇的战士，你们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库茨克说，我们的两翼将有3支泰格装甲坦克分队支援，而且还有两个连的步兵跟随其后，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行动。
我们从未接受过步兵进攻的训练，我们归近距离进攻坦克旅管辖，是一支配备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队。我们装备的火箭筒是便携手握式的，带有可刺穿坦克装甲的火箭头，可以在近距离攻击坦克。我们在进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这种火箭筒。按照这天的进攻计划，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袭击这个村庄，我们必须占领并夺回这个阵地。如果苏联人有坦克做掩护，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穿山甲”粉碎掉他们的武装。
我的胃开始抽搐，突然间，我记起来了，早上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小说中提到一战期间的士兵生活，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早餐吃饱吃好，能叫敌人鬼哭狼嚎。”现在，我的胃里空空如也，手上攥着一块硬梆梆的配给干粮，这让我回想起从前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的经历了，几年前，我会为自己那组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获胜而沾沾自喜。
我对于行军打仗最初的体会来自瑞勒·玛里亚·冯·瑞克（Rainer Maria von Rilke）的小说《康尼特·克利斯托弗·瑞克的生平》，我以为就好像一个夜以继日骑马的马夫的生活。这本小说以炽热的笔调娓娓讲述了一个战士的故事，他将军旗挂在敌人的军刀上，高举旗帜冲锋陷阵。这样的战斗场面只会发生在200多年以前的战场上，然而，这个悲怆如史诗般的传奇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小说主人公的死在我看来既荣耀又有传奇色彩，我认为，所有为战争献出生命的战士都和他一样。
两天前的晚上，有人在谈论中提起，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现在，只有仪仗队才佩带军刀，军刀不会出现在战场上。不过，我们配备了刺刀，可以装在卡宾枪上，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
破晓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苏军不容易发现我们，除非他们派出了野外侦察小分队。我们行进的前方看不见敌人的动静，坦克分队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跟着，这样我们的行动才能尽可能地神不知鬼不觉。稍后，坦克分队会从两翼包抄。现在正是冬天的寒冷季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冻结的土地像石头一样梆梆硬，寒风凛冽。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缓慢前进，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列阵，库茨克和我在最前头。库茨克猫着腰跳跃前进，我紧紧地跟随其后。
一开始，我们这一翼平安无事。天色已经大亮了，第一声枪响从我们身后传来而不是发自前面苏联人占领的村庄。库茨克低声骂道：“蠢货！”
很快，我听到坦克开动的轰轰声，而且是从东南翼传来的。
那些应该支援我们这一侧的坦克怎么没有跟上？
突然，枪声四起，机枪声大作。
一切开始得太快了。
薄薄冰层覆盖下的地面摇晃着，震颤着，让人发抖。库茨克捂着肚子倒下了，我也一样。我们被包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炮弹在我们周围落地开花，子弹从我们耳边嗖嗖地飞过，爆炸的手榴弹散成无数碎片。
出于本能，我爬到了库茨克身边，他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喊道：“我们暂时在这里避一避，让他们白白浪费子弹吧。等坦克部队跟上来后，我们再前进。”
我们的坦克车并没有跟上来，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烈，苏军在教堂的塔顶上安排了神枪手。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冲击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头撞在了积雪覆盖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弹了起来，一阵火辣辣的锐痛迅速穿透我的身体。我用手探了一下伤口，手上很快沾满了鲜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库茨克匍匐到我身边，把我拖到一个雪堆后面，“你留在这！”然后他继续向前爬。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一样，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我试着在地上挖坑，好让自己躺到雪里。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脸却火辣辣地烫手。敌人似乎没有停顿地射击，嘶嘶作响的子弹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根本无法还击，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子。
出发前负责携带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还听到了受伤士兵的惨叫，我的身边不远处躺着一些负伤的同志。尽管库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动，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须把一些受伤的战友拖到较为隐蔽的低洼地带。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识，知道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4）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