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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阿诗厂人仍保持着不少禁忌。在一般情况下，狗肉、马肉、猫肉、水牛肉是不允许吃的，不仅因为这几种家畜在各种传说中，为祖先立下过汗马功劳，更由于它们是人忠诚的奴仆。在平时，人们注意善待这几种家畜，它们病死老死后，妥善地将其安葬。吃狗肉是尤其要忌讳的头等大事，吃过狗肉的人，被视为是不纯洁的，当和汉族人发生了矛盾，纳西人会用轻蔑地口气说，“哈巴克史子”（吃狗肉的汉族）。坐在家里的人，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如果只喊了一声，而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是有鬼魂在喊自己，不能答应（纳西人认为鬼魂喊人只会喊一声）；喊了两声以上便是人在喊，可以答应。天黑之后吹口哨被认为是在喊鬼，所以要忌讳，吹了多次口哨，鬼魂会乘着黑夜前往家中作祟。平日里，如果有母鸡在学公鸡叫，要捉住这只母鸡到门槛上把头砍掉，不这样做的话，人们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死去。一旦有天上的飞鸟把屎拉在人身上，人却没有看见拉屎的鸟（看见了则无碍），意味着有秽气附在身上，得赶快回宅院中烧五谷香火，祈告除秽，否则有可能会大病一场。黄花闺女，尤其出嫁的新娘子是不可以骑驴的，情死之风的开创者“风与云之母”达勒阿莎命，就是在出嫁那天骑着驴去情死的。
雪山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
阿诗厂有一座建于19世纪初的村庙，位于阿布家族祭天道场以北百余米处，它是汉文化浸入纳西文化深境后的胶合之物。1949年前，这座糅混着儒佛两股灵息的小庙宇供奉着菩萨，每逢初一、十五，不少附近的纳西乡民会到庙里焚香膜拜，阿诗厂人过去有在大年初一禁荤吃素的习俗，大约和这座小庙不无关系。村庙最出名的是一组古拙浑朴的二十四孝窗雕图，出自于丽江大名鼎鼎的木雕高手杨玉昭之手，据传当时雕了三年三月三日。雕艺高妙的杨玉昭是丽江坝达瓦村纳西人，喜啖鸦片，每日必吃斋念佛，他雕造人物鸟兽每每最后才雕刻眼目，以使物像鲜活传神，他有一个特别的贴身木盒，里面放着用杨柳枝在陶盆内烧制成的柳炭笔，作为雕刻前勾画轮廓之用。
20世纪50年代初，村庙被区公所占用，大幅领袖像取代了菩萨像。不久后，这里变成了一所乡村小学，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他们是我父母的汉文启蒙老师，胖老师叫和志忠，由于脖子粗大，人称大脖子老师，他善使弩弓，常常在学校外面的几株大槐树下射杀飞鸟以解荤馋，瘦老师是地主之子和庚善，此人极爱吃臭豆腐，住处不时飘游着醇淡的臭豆腐气味。
1973年秋天，由于几个小伙伴上学了，所以我常常在村庙做成的小学外游荡。明镜般的太阳朝迎万派，阔大的大地袒露着灿烂的金黄母体，一头牛的黑角晃动着几簇野菊的芳香，一群羊的柔毛闪现着华丽而高洁的青天。在秋虫悠长的啁啾中，乡村教师拿腔拿调地用纳西话教授着汉文，一群土音未改的纳西娃则可笑地尖声朗读着课文。我躺在大槐树下的几片野花上，仰望一朵白云像一朵野花一样缓缓地绽放，不断绽放，弥散开来，消殒，直至幻化为空无的青色。不时有披着棕色蓑衣的纳西女打着赤脚出现在田垄上，有时候，可看见高大的外公架着几只熟鹰守护着生产队沉甸甸的稻田，有雀群扑打着翅膀来啄食革命的稻穗时，熟鹰便如战机般沉稳地升空，直捣雀群麻灰色的小头颅。
蓬勃的秋风从大槐树上漏下来，它在这片土地上迎接着列祖列宗出生时的第一口气，也送走列祖列宗寂灭时的最后一口气，它饱含着镜花水月和生活的秘意，亲抚着幼小的纳西之子。那时，尚不会说汉话的我绝对料想不到，生活就像轰隆奔驰的列车会这么快把自己带离祖先的地盘，带到后来被称作香格里拉的藏区高原，带到山香水软的江南，带到灵和丰饶的巴蜀之地——转眼间，三十年过
去了，2004年春节，当我从千里外的成都返回到阿诗厂时，缀满傩面的时光已用崭新的涂料抹去了旧时代的印痕，幼年时代贫困壮丽的小山村已粉饰一新，一条摩登的高速公路从阿布家族的墓地和净托家族的墓地之间通向不远处的丽江机场，西装革履的亲族们丰衣足食，昔日茂盛的森林被砍伐殆尽（除了墓地上的一小片），纳西文化愈加颓废；而祖母和外公早已骑着灵魂的冥马归入了冥界，当我庄重地跪在他们的坟冢前焚燃一把纸钱献上一杯祭酒时，旧年的光影便冲破阴阳相隔的神明界面大片汇集过来，把我们一起接回到流失已久的亲情岁月。2月25日，我来到了村庙，这座小古庙在1996年2月3日的大地震中大部分坍塌，此后再未恢复元气，只见破落的主殿卧在齐腰高的萋萋荒草中，画栋和龙首柱头上晕染着靛青色与粉白色相间的古旧颜料，当年的大槐树更显苍劲，一树红梅和一树白梅挂满了静默的鲜花，无限清冷中，倚在梅枝的繁花上，我突然想起冯至的诗句来：“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那是遥远而热烈的深秋，1973年深秋，我母亲追随当兵的父亲前往中甸一年半后返回到了家中，她此行的目的是来接我和妹妹的。身板健实的母亲坐在青石台阶上，一双大眼睛在灿若莲花的脸庞上深情地亮着，她用锡盆端来些清水，为我拭去满身的尘垢，洗着洗着，头上的麻花大辫就垂到了肩头。我祖母暗地里哭了几次，她实在舍不得让我走，拉住我的手哽咽着说，一定会来看我的。
纳西乡村生活结束了，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拉上了它的天鹅绒大幕。几天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起程去了中甸。当汽车爬过古邱塘关的关坡时，青瓷色的长天中浮出嵯峨的玉龙大雪山来，那庞大的底座呈现着仿佛被青铜浸染过的铁黑色，上端堆满了混合着古雪和新雪的盖世白雪，纳西人的圣山一头挽着天界，一头挽着人界，它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并将照住他的一生。
（刊于《青年作家》2009年第4期）
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
蒋蓝
刑法的工艺化
每年三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19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名科甲巷正街，民国时改名至今。清代来省试的举子生员多住此巷客栈，“科甲”有“祝考中”之义，因此得名。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因建立第一人民医院时，小科甲巷东段被堵，1981年地名普查时并入正科甲巷）。
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即南起春熙路东段、大科甲巷交会口接城守街，北止总府路，长291米。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东起红星路三段，西止正科甲巷、城守街交会口连春熙路东段，长189米。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或朱熹祠堂，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精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比如他的《述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气势沉雄，被《饮冰室诗话》收录，梁启超赞不绝口，认为即使是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都不如此联。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它的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记得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就明确指出，石达开的凌迟地点就在科甲巷口的监门。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299页。
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标点为笔者所加）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说，至光绪末年，成都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最初刑场在东较场，后因附近居民渐密，到清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内。“凌迟”人犯，成都俗称“剐刑”，则历来都在北门外的荷花池。
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进行凌迟。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得自父亲口述，是“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则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周询：《蜀海丝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2页。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被执后，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总督衙门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在相距不过两里地、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宰辅）和黄再忠（中丞）。王廷焕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现在，此地约在已成为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c o mt。xt。小‘说‘天。堂
第51章 灵光消逝的祖地（4）
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四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2009年3月2日夜，我向四川省文史馆学者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回电指出，最大的可能地点，还是在科甲巷的臬台监狱。
如果再准确一点，凌迟地点，是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上。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发展到清王迋焕：《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而根据民俗学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的考证，行刑的刽子手计有三人，其中一人叫余宝，他的师爷叫段一刀，60年前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在成都东校场对白莲教首领冉天元实施凌迟，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奖励银牌。深得师傅真传的余宝，要牛刀小试了。我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清廷酷吏威胁革命党，刀光清幽，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璋以及魔头范某、段一刀，不得而知。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代名词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其5岁的儿子石定忠，部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等5次。6月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更怕突生变故，决定用刑。清末文人周询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周询的父亲周甫，时任省城保甲总局提调，参加了审讯全过程，经他口述，周询的描绘相当金贵：
就死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