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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蜀草丛谈
——我们身边的花花草草
卢泽明
一般而言，人们对动物的了解甚于植物。这或许是因为植物总是呈现出静止的状态，不像一个活物吧。在植物领域，人们更了解蔬果或观赏性花卉，而其他的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则漠然视之，呼为“野草”。尽管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式的赞美，可毕竟还是野草。野草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卑微的绿色，但没有它们，就没有生态系统的存在。植物分类学完成了对野草的“追根溯源”，所以，几乎所有的野草都是有名有姓的。
野菜是野草之一，说到它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起，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一经发表，就更是如此了。我七岁离开故乡湖南宁乡，对那里的山川依稀有些印象，读到师永刚写的《雷锋》，有一段文字让我的记忆忽然间清晰起来：“他是爱花的人。每到阳春三月，望城的红花草盛开，如火如霞。雷锋喜欢到田野里观赏这种美景，还采一些养在盛着水的玻璃瓶里”。宁乡距望城不远，红花草我还记得，它另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紫云英。秋冬季，农人们在田里播下红花草的种子，来年它们发芽，蓬勃地生长，然后开出红色的花来，一望无际的田野变成了花的海洋，这便是春天了。
红花草未开花时的嫩茎可以吃，清香可口，赛过四川人喜食的豌豆尖。湖南乡下种植红花草倒不是为了吃，而是春耕的时候，将它们翻到土里去，用来做肥料。从三四岁起，我就随了母亲到春天的田野里去，大人翻田，我捉肥大的泥鳅，不一会儿，就装满了我的茶盅。中午，奶奶将泥鳅合着酱油豆豉姜葱，为我蒸成一餐美味。记得，灌水以后的稻田里还有鲫鱼，撒石灰后，鲫鱼们被呛出水面，拍打着、四处窜去。那时的田野一片欢声笑语。1990年代以后，大量使用化肥，红花草从田野里消失了，泥鳅没有了，鲫鱼也没有了。现在的孩子还会不会醉心于春天田野的景致，我不知道。
作为兄长，鲁迅与周作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他们儿时的记忆却有许多相同之处。鲁迅对野花野草的留恋表现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里。那个长着一些野草的院子，是他的乐园。鲁迅写到了“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藤缠绕着的何首乌与木莲，“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总之，“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尽管被刻意要求记住鲁迅的斗士形象，我却不能忘怀他的这种抒情性。因了这篇文章，我更加留意紫红的桑葚，有时也会对荒芜的墙角投上深深的一瞥。
初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我还是中学生，距今三十多年了。其间也常常驻足观望高大的皂荚树，但对于覆盆子，却一直没有留意过。直到我成了一个野花野草的爱好者，才明白这覆盆子其实是我少年时代多次吃到过的美味。当年，在四川乡下的田坎上，不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当地人称之为“刺泡儿”。它们也被称作悬钩子，是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覆盆子被欧洲人当做耀眼的水果，而在中国，却少有人理会。近几年我在乡下行走，再也没有碰到过它们。
离开了的，且有乡野气息的生长地，就是故乡吧。所以，野菜一定是故乡才有的。对于成都这样的大城市，生于斯，长于斯。则何处去寻这故乡呢？
我妻子是地道的成都人，小时候生活在猛追湾。她家老房子有一个院子，花啊草啊什么的有许多，最显眼的是一株芙蓉树。她的
好朋友们喜欢来家里玩，因为这个小院子，也因为这株芙蓉树。特别是八月，芙蓉花开的时候。现在，这些早做了母亲的女人们聚会，还要提到老房子的这个院子和芙蓉树。可惜它们都消失了。我坐在一旁听她们说话，恍然觉得我妻子也是有故乡的啊！那些老房子、院子、野花野草和芙蓉树，就是她的故乡呢。只不过这故乡已沉到记忆里去了，不复再生。
现在的城市是一个水泥的世界，可容植物生长的专用土地上，都是人工种植的单一植物，野草野花是被拔除消灭的对象。其实这很荒谬，一方面我们要“绿化”城市，另一方面我们要拔除自然的野草。野草不是绿色的么？
我几乎每天都要走在成都的红星路上，见证着野草们同水泥的斗争。在原成百光电大楼位置的那块巨大的拆迁后待建的土地上，野草们欢快地疯长，八月，裂叶牵牛开出了蓝紫白色的大花朵，野苋菜和灰绿藜几乎长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高。而在红星路上水泥的夹缝中，同样生长着的野苋菜却不足5厘米。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侏儒”野苋菜已经开始结子，准备播散新的生命！
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人工草坪中，为了对付割草机，它们会长得很矮小。为了对付除草剂，它们与那些人工草保持同科。每看到它们，我有一种欣喜。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人工永远无法去除的生命，在水泥的最细小的夹缝中都能生存。并且按照上帝的安排，完成自身的轮回。起初，我大惑不解，哪那么合适，将好有一粒种子被吹到了这里。后来才明白，土壤蕴藏丰富的生命，因为其中有无数植物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它们就会破土而出，否则，它们会等待、等待再等待。马齿苋可以等30年，野燕麦可以等73年，萹蓄可以等400年，鹅肠菜可以等600年，狗尾草、龙葵可以等739年，而俗名灰灰菜的藜愿意等上1000年！每有一块土地被水泥封住，就有无数生命陷入黑暗中。但我相信水泥不会封住未来，总有一天，土地会复原，会迎来顺畅的呼吸！
白乐天诗云“世间少有别花人”。一千多年过去了，情形依然如此。一般人对野花野草浑然不识，也漠不关心。一逢“劳动日”之类，便以拔除野草杂草为荣。事实上，城市的绿色风景需要野花野草的参与，欧洲一些国家早就提倡保留野生植物作为城市自然景观，所谓生态城市而无成片成片的野花野草，就是一个笑话。不需要特别的照顾，野花野草以自然选择的方式生存成长，是真正的生态性植物群落。且美丽又不失野趣。
成都报业的停车场是一块很大的没有封水泥的空地，土地裸露，野花野草随处可见，特别是老墙根一带，确如鲁迅先生所言，有“无限的乐趣”。大方的商陆、最有菜感的黄鹌菜、野气十足的小蓬草、一头白絮的野茼蒿、强劲的反枝苋、低调的凹头苋、默不作声的马唐草、神秘的香附子、四处乱窜的篱打碗花、招摇的狗尾草、挺立的牛筋草和逮谁缠谁的老鼠拉冬瓜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自然野地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才能引诱各种昆虫和小动物来栖息、潜伏，在秋天，或高声喧哗、或浅吟低唱，奏出一曲自然的乐章来。
苦菜花开遍地黄
酸甜苦辣，苦也是一种滋味。小时候厌恶吃药，被父亲捏住鼻子灌，滋味很不好受，虽然那药片裹了糖衣，终究还是苦。没有小孩子不厌恶苦，所以不明白大人何以那么爱吃苦瓜。稍长，帮母亲做饭，破开苦瓜，抠出苦瓜子，觉得满好玩儿，因为苦瓜子实在是好看呢，慢慢的，可以吃苦瓜了。1970年代，有一阵搞“忆苦思甜”，苦瓜又不算是“苦”的内容，甜东西好找，能吃的苦东西可不好找。终于还是有人找到了可吃的“苦”，那苦，透彻骨髓。现在想起来，那是苦菜的苦啊！
记得一部电影《苦菜花》，更记得那电影插曲：“苦菜花开遍地黄，乌云当头遮太阳，鬼子汉奸似虎狼，受苦人何时得解放……”电影是黑白的，我对苦菜花没印象，光记着乌云了。这首歌是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王音旋唱的，声音高亢，有种凌风峭
立之感，苦菜应该是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吧？王音旋是彭丽媛的老师，彭丽媛也能唱民歌，但怎么也唱不出那种“凌风峭立”的感觉，估计能唱“苦菜花”的人不会再有了。
苦菜在北方很出名，多有文章纪念，在南方则少有人提到。写野菜很出名的如周作人、汪曾祺先生，在他们的同题散文《故乡的野菜》中，都没有写到苦菜。周作人是绍兴人，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皆南方人也。苦菜是最著名的救荒野菜之一，对待它，何以南北有别呢？没有细想过。
成都的郊野，随处可见苦菜：中华小苦菜、长裂苦苣菜、抱茎苦菜、苣荬菜等，种类很多。就是在红星路上，水泥的夹缝中，偶尔也能碰到苣荬菜。因为，只要有点湿润的土壤，它就能舒心地生长。苣荬菜身姿舒展，叶片较大，比较惹眼，人们又叫它“牛舌头”“苦麻子”。谢天谢地，我们成都人一般不识“牛舌头”，也没有吃野菜的癖好，它们才得以公然在我们眼皮底下招摇。在北方，有些地方的苦菜已经被人挖光了。呜呼哀哉。
苦菜其实是一种美味，关键是看你怎么个吃法。“忆苦思甜”的吃法，就是把苦菜拿来白水煮了吃，要的就是那种苦死你的味儿，好让你恨死了“旧社会”。正经的吃法当然不是这样。
经典的苦菜吃法是生吃。选出嫩嫩的苦菜叶，反复清洗干净后，晾干水汽，即可生吃了。北方人一般是裹黄酱吃，我们四川人嘛，按照凉拌菜的手法炮制就好。吃起来生脆，鲜香，先苦而后有甜。另一种是熟吃，可以在开水里汆过后，滤去水，然后炒食；也可以和肉一起剁成馅儿，包包子或包饺子。吃起来有那么一点点野香，风味绝对独特。苦菜也是可以用来做汤的，但要先在开水中汆过，然后漂洗几道，才可以。这样做出的汤，清香微苦，初夏时节喝着，去燥气火气油气，安神醒脑。配合一个好的午睡，很是享受。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认识苦菜，《诗经》有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就是苦菜。《诗经》的这几句很有点意思的，所谓“荼毒生灵”，苦菜是背了恶名的，但它确实苦。“其甘如荠”又如何解释呢？先苦后甜，苦中有甜是也。不过，三国时代的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鱼疏》中说苦菜：“经霜后味甜而脆”，似乎有点不对头。春夏之交是采食苦菜的最好季节，到了秋天，苦菜老了，变成了草，哪里嚼得动？陆机怕是在说萝卜。
大鱼大肉吃坏了体形吃坏了胃，吃野菜渐渐成了一种时尚。成都最早将野菜端上餐桌的地方在黄龙溪，有灰灰菜、野芹菜、野韭菜之类，好像没有苦菜。这也难怪，天府之国嘛，不常闹饥荒，野菜不过是一种点缀，因而川人少了关于苦菜的那种“四份苦菜一份粮，每年春夏度饥荒”的与饥馑相关的记忆。因此，在成都人眼中，苦菜远没有马齿苋那么有名。其实，中国历史上常发生饥荒，苦菜由于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往往成为灾荒年民众的救命菜。故而，这种救人无数的伟大的野菜被人称作穷人菜。懂得这些，也就理解了《苦菜花》。可惜，少年时代的我，懵懂无知，电影算是白看了一场。
苦菜是比较容易辨识的。初春时到郊野里去，很快就会碰到它们。折断苦菜的茎，会有如牛奶般的白汁流出来，舔一舔，特别苦。不过，大戟科的猫眼草（俗名五朵云），也有这种现象，不可以搞混了，因为猫眼草有毒。但在外形上，这两种植物的差别很大。兔儿菜、蒲公英、黄鹌菜与苦菜同为菊科植物，形状相近，区分难度要大一些。最好有个行家陪着你下到田野中去辨认它们。实在没有，也不要紧。因为这些野生的菊科植物都是可食的。辨认野菜的过程也就是求知的过程，求知有乐。耐心摸索，时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升上心头。
妻子的祖父母葬在东郊，每年的清明节，我要陪岳父及其亲友扫墓。春季去郊外走一走，是一件舒心的事。大家庭团聚，总是很热闹，也很开心，于我还多了一份与野菜会面的欢愉。苦菜在这时候长的恰到好处，采摘回去，晚上可以美餐一顿。倘若你的手艺很好，运气也很好，郊野的气息便来到了你的梦里，那可是真真的春梦啊，那时候，苦菜可就是甜的了。
（刊于《成都日报》2009年10月至12月）、tＸt｜？小说天堂
第55章 成都以西的故事
张中信
表弟的脚手架
脚手架高耸入云，塔吊像一双会移动的手，在灰蒙蒙的天空东张西望。
我红苹果脸的表弟，一脸正经地站在脚手架上，用两面褪色的红黄旗释放着起重机升降的信号。
每天上下高高的脚手架，就像爬39级台阶。爬上去的时候，他满脸泛着红光；爬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涨着青紫。表弟的生活大部分都在这缥缈的高空中度过。
表弟有时也想老婆、儿子和女儿，想那个生存在野茶灞的家。那天，当他在脚手上架拨动手机按键，电话那头却传来儿子哭闹着要球鞋的抽泣声。表弟痛苦地关了电话，他过年时拍得咚咚响的胸脯，没有时间。
昨天，他找过建筑队的侯经理。那个精得像猴子的经理嘴里喷着烟雾：“金融危机闹得凶，工钱现在还没门。”
表弟呆呆地望着脚手架以北的故乡，他看见了儿子脸颊上流淌的委屈泪滴。
守工棚的老人
老人的满头白发像秋天的麻线，一绺绺贴在头上。白发下面露着的两只浑浊的眼睛，夜晚都紧张地瞪在工地上。
满身赘肉的包工头杨胖子，停工前曾交代说：“如果丢了一匹砖，每月的300元钱，就要换成别人的名字。”
老人日夜都警惕地盯在这里，连日出而息、日落而出的耗子，他只用耳朵听听，便能判断出雄性或雌性。
除夕之夜，老人兴奋地在工地上，观看通宵的烟花。一连好几天，他的鼻子里都充斥着浓烈的硝烟味。老人边看边寻思，就是把老家五岭四山的鞭炮摞起来，也赶不西城边炸响的半个时辰。
老人在兴奋中送走了新年，却未能盼来杨胖子的吆喝声。老人清楚地记得，已经103天了，看守工棚的900元钱还不见影子。
老人天天盼望杨胖子能早些现身，可又怕他硬说工地丢失了砖头。
老人真的害怕，自己每月的那300元钱忽然间换成别人的名字。
立交桥下的期待
正午的太阳，烤得立交架汗流浃背。纵横交错的胳膊，也无法阻挡季节的火热。
桥洞里，闷罐般装着三三两两耷拉着脑袋的黑脸汉子。他们像一只只昏眩的候鸟，呼哧呼哧地张大嘴巴，眼神却在四处逡巡。
好久没有看到包工头们神气活现的嘴脸了。想起刚刚竣工的楼盘，他们觉得自己像失去爹娘的孩子。
“工钱就是低一点也可以。”“只要有活儿干，工钱欠起也不要紧。”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思，一边心中打鼓，一边用眼神交流。
太阳已经西斜了。黑脸汗子的脑袋也越发耷拉，肚子咕咕叽叽
叫个不停。
眼看城市的天空，就要黑黝成汗子们的脸色，他们却不知道今天的晚饭在哪里？
建筑工地落架了落架了。城西的建筑工地落架了。就像乡里人修新房上大梁，开发商疯狗样围着楼盘笑嘻嘻。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和女人，心事重重地开始拆卸密不透风的建筑安全网。也下意识地打包着自己往后的日子。工地落架了。安全网失去了价值。剔除它们身上的斑斑锈迹，安全帽们才猛然发现，自己就像那些披风沐雨的钢管，身体已消瘦了好几圈。
建筑工地落架了。就是工地寂然无声的岁月。当安全帽端起缺少热气的大锅饭，才发现落架的饭菜吃起来淡而无味。
那些瘦了几圈的钢管，还可以在另外的工地继续充当脚手架。搭建钢管的安全帽们，还可以继续他们的劳作么？
安全帽们闹不明白，戴着安全帽的劳动，为什么也不安全呢？。；t。xt‘小~说~天~堂
第56章 从成都出发，去看诗歌的前世与今生（1）
——2009年成都诗歌之研究
□游弋
要将某一年度发表的诗，与其他时间的分开来谈，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尤其在一个“诗歌无战事”的年度——没有成立某诗歌流派、没有某流派发布的宣言，甚至没有专属于这一年度的标志性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量变与质变之间的界限。
然而，当把这个选本上的作品汇集在一起来读的话，似乎又的确可以看到这一年成都诗歌界的某些现象、某些端倪。而这些现象和端倪，又是和20多年前发源于成都的“诗歌运动”首尾相连，须臾不可分的。
那场“诗歌运动”，是以1986年10月由《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的。在这场被称为“中国新诗史上最著名的诗歌活动”之前，统领中国诗坛的，是包括舒婷、北岛、顾城、杨炼、骆耕野等著名诗人在内的“朦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