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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在严侨的灵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寿的横挽——“怆怀宅相”！可怜的严侨，他以不止光大吾门而生，竟以怆怀宅相而死。《北齐书》李浑传记邢晏赞扬李绘，说：“若彼云雾，如见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严侨、严侨，他被资本家这样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的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长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这篇文章三年后由大陆帅华英烈》杂志转载，我最后说：
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对我有了大改变，除送了二十分之一给严师母，又以二十分之一给了我弟弟外，我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后来赶上房地产大涨，使我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我从此立于经济上不败之地。——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
我刚出狱那年，还买不起六十二坪的敦化南路金兰大厦，我看中旁边新盖的三十七坪的金记环球大厦，跑去签约，认识了李明瑾，她那时大学刚毕业，明亮可爱、身材又好，令我心动，可惜当时有很好的男朋友。四年半后，在忠孝东路碰到她，相约在一家西餐厅“叙旧”，我第二天写信给她：
昨晚在烛光下，听你四次说到你很快乐，我却不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虚度青春的老是想考一百分的问题儿童。你不停止这种“灯之歌”式的人生观，你的下场，一定很悲惨，悲惨得怎么把痣点掉都没用！不过不论怎么悲惨，你将永远冷艳动人，正如你昨晚一样。
后来李明瑾主持电视节目，从俗以去，我一直为她可惜。金记环球大厦因为在车位上处理失当，我去信抗议，他们央求我的旧识黎昌意出面解决，最后以二十万买了我收藏的一点字画，双方解约了事。后来建筑界在车位上特别明订权利归属，市井盛传此乃“李敖条款”云。
由于对小蕾的美好回忆，使我对铭传女生特有好感。出狱后我在铭传附近看她们下课，忽然一个女学生迎面而来，可爱、亮丽、清秀中有一股冷艳，令人一见动情并且一生难忘。她叫贺台英，我每月送一本我写的书给她，可是她一直拒绝我。直到我与胡茵梦离婚后，她才同我在圆山饭店有一次烛光约会，我们又在酒吧间谈天。那是她和我第一次相聚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她也去外国了。
此一女的“育新”是我出狱后跟我有一次郊游的小女生，她清纯美丽，我一吻而别。后来她也去外国了。
在帮助萧孟能解决水晶大厦纠纷时，我认识了他女婿周其新的女秘书——刘会云。会云娇小可爱，台大外文系毕业，是我一生中最得力的无怨无悔的女朋友，我们一直同居，直到胡茵梦出现。与胡茵梦离婚后，1984年12月5日，我有信给会云，有几段最能道出我的心境：
二十日机场见你含泪而去，在归途上，我想的却是《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出现了奇迹。至于台北，是一个没有奇迹的地方，所以so for so“bad”——我仍跟“德国人”在一起。“德国人”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九十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九十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自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台湾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9月6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古代的爱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地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绝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作自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这是我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迹与处境的信，我写给了会云。会云跟我度过我一生中最长的隐居时期，知我最深、护我最力，有一段时间我一连五个半月不下楼，都是会云照顾我，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从我出狱到隐居，已近两年半了，“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三冬”将尽，“万里”方来，在这成熟的复出时刻，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顾大楼找到了我，他就是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断：李敖基本上是一位伟大的文人，虽然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等过程，但总有一天会回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远景一定要占住先机。因此他一再向我试探，一顾两顾我都不顾，直到他三顾前来，我才决定见他。见他之日我拿出他中学时写给我的仰慕信给他看，他大为震撼：“李先生的记忆与细密竟如此惊人！”格于政治考虑，当时沈登恩提出构想，只是重版我那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我告诉他：“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沈登恩是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他立刻赞成，于是我们便秘密筹划出版。沈登恩找来苏宗显为我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井请我在扉页来段题辞，我写道：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
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又请我写篇全书简介，我写道：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同时我为《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也写了简介：
罗丹为萧伯纳塑像，结果塑像本身比萧伯纳还动人；李敖写《胡适评传》、《胡适研究》，也正如此。胡适对李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李敖了解胡适，并把胡适分色，泼墨出一代风云。
所以，评传不是胡适个人的评传，研究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而是时代的评传与研究。李敖不单写出胡适曾怎么样，同时写出胡适该怎么样，不但写出胡适的理想，同时写出理想的胡适。
胡适已经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适却万年长青，他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星火，从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赏我写的广告文字，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我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可谓千古独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他在出书前夜，找到《中国时报》副刊版的主编高信疆，秘密透露他为李敖出书，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郑是我老友，这小弟弟对我慕名久矣，他见地过人、反应极快，立刻请沈登恩延后一天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余老板’（余纪忠）。最后，在“余老板”的默许下，在出书之日，也就是上报之时，《中国时报》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并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壮和金惟纯两位采访我，在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大胆写出李敖。从此文坛奔相走告：李敖复出了！而我出狱后两年七个月的隐居，自此告一段落。
14 复出（1979—1981 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在《独白下的传统》使“台北纸贵”的热潮中，一位美人，当年在大学时代，曾把《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插在牛仔裤后，招摇而过辅大校园的，这回也赶去买了一册，这位美人，就是电影明星胡茵梦。
《独白下的传统》出版后，各界震惊，“佳评如潮”。其中以同月17日《工商日报》上胡茵梦写《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最引人注目，胡茵梦写道：
李敖又公开露面了，不但公开露面，还出了一本新书，不但出版了新书，并且又在创作一本“最伟大的小说”；这是继“中美断交”后最惊人的消息。
在一阵“寻根”、“自我肯定”、“老王卖瓜”、“乡上。乡土”这虽正确却不甚精彩的开倒车潮流中，卷来了“李敖逆流”，使得爱困的读者们再度被惊醒，在拍案叫绝声中又年轻了十岁。人性中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建设性的宝贵特质——不满现状，因为这阵再起的逆流而得到共鸣与抒发。
报载李敖出书的消息，第二天，各大书局、报摊已经找不到《独白下的传统》的踪迹，书局老板都以惊讶又带点兴奋的口吻说：“一天之内就卖了三十多本，现在已经再版中。”一个星期后，我终于购得再版的“独书”，封底最后一行写着：“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这一行字看得人百感交集，有伤感，有希望，也有怀疑；伤感为作者的过去，希望是看到作者的未来，怀疑却是怕被出版社和自称“最高明的宣传家”的宣传术所愚弄。
看完全书，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李敖仍旧是李敖，虽然笔调和缓了一些，文字仍然犀利、仍然大快人心、仍然顽童性格，最重要的，这位步入中年的顽童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胡茵梦的文章发表后，我并不知道。后来《中国时报》的陈晓林告诉我，我才看到。并且得知：胡茵梦为了这篇文章，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文工会”行文给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央电影公司”，警告该公司所属演员胡茵梦不得写文章捧异己分子李敖云云，我听了这件事，不禁对她另眼相看。
胡茵梦被警告，她不但不予理会，反倒传出她想结识李敖的消息，可是那时我不轻易见人，她一直没有机会。直到9月15日，萧孟能约我到花园新城他家作客，我到了不久，门外车声忽至，原来胡茵梦和她星妈高速光临。后来得知：是萧孟能暗中通知胡茵梦“李敖来了”，于是机不可失，遂有此一相会。后来台湾与海外报章风传李敖、胡茵梦由相识而相恋、由相恋而同居、由同居而结婚，花边新闻此起彼落，热闹经年，虚虚实实，极尽好事之能事，我也自“社会版”人物一变而成“影剧版”要角，想来十分有趣。尤以1979年11月11日《时报周刊》上以胡茵梦为封面，手执老K红心桥牌一张，牌上小照片是胡茵梦从背后搂着李敖，最为传神，是陈文彬照的。该期有林清玄专访：
终于见到李敖和胡茵梦了，到底是恋爱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个是蛾眉淡扫，一个是书生本色，各自显得神采奕奕。胡美人一如在银幕上的形象，娇柔无限，依偎在李大少爷的怀中。……
胡茵梦有很多追求者，她为什么独独看中李敖呢？李敖用了一句北京土话：“帽子歪着戴，老婆讨得快。”他不讳言自己是个“坏蛋”，但是坏得很出色。
胡茵梦并不这样想，她说：“我和李敖相处久了，知道他有很多面，一般人看到的是顽童的李敖、坏蛋的李敖，而没有看到李敖深沉的一面、体贴的一面。”
李敖自负的老毛病经过十几年了还没有改掉，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一般的女人要去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李敖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敖了。”他又说：“我和胡茵梦谈恋爱为写文章的人争一口气，以前，明星们都和老板、小开们谈恋爱，李敖至少证明了写文章的也可以和女明星谈恋爱。”
……李敖说到一个读者写信给他说：“那个读者写信来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文章和佩服我的才气；他们也喜欢胡茵梦和她演的电影；可是他不喜欢我们在一起，使他有失落感和挫折感，这大概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
还有一个在高中任教的老师写信给李敖，说他在班上宣布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全班学生都不禁“怒吼”，说李敖“抢走了我的爱人”。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有些朋友说李敖和胡茵梦谈恋爱是”堕落”，李敖不以为然，他说他不喜欢摆起脸孔生活，太没意思了。……
做头发做了半天，胡茵梦回来，李敖说他要去打电话，溜走了，到门口时回头说：“我刚刚说了你不少坏话，换你说了。”
胡茵梦笑得很开心，她的朋友们的看法很简单：“他们并不觉得意外，一致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