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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奥斯汀侦察飞行的一个月前，《新闻周刊》封面上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弥漫于全国的这种矛盾情绪：两个美人驾着一辆敞篷车前去度假，照片提醒读者注意这期的特别报道《春夏旅行》。但封面上方交叉印着的则是有关此期杂志的另一特别报道：《原子弹：幸存系数是多少？》。
特雷弗·加德纳和吉姆·基利安知道，如果美国掌握更多关于苏联的军事信息，并能相应地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的话，避免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是1954年春夏之际，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振奋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击时，却发现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将困难重重。
如何采取更有成效的手段来拍摄苏联军事设施，这个问题多年来却一直得不到华盛顿的重视。实际上，早在1946年，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程处就为五角大楼第一次提出了在太空安置卫星的构想。这个后来从道格拉斯分离出来更名为兰德公司的研究机构变成了空军至关重要的智囊团。到奥斯汀死里逃生时，关于能在苏联拍摄并将图片电传回地球的宇宙飞船的复杂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空军也正在设法制造飞行高度足以躲过苏军战机的拦截和超出其导弹射击范围的侦察机。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没有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攻克技术上的障碍。
那些障碍看似无法超越。没有人能像火箭那样进入太空，更不用说精密复杂的监视系统。即使能制造出一枚强大的火箭，但照相机系统能否承受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能否在恶劣条件（包括华氏零下455度的低温）下正常运作，这些都无从知晓。如果能从太空拍摄到有用的照片，把这些照片传送到地球，则要求有先进的传送技术，或是改进胶片舱，以避免重返大气层时剧烈磨擦产生的高温将图片烧掉。至于新式侦察机，大气层上空仍是充满潜在致命危险的未知区域。喷气发动机在7万英尺高空会因缺氧突然着起火，人的体液在此高度也会自然蒸发。
幸运的是，开发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凯利·约翰逊已说服空军支持他的最新计划，制造能在7万英尺高度飞过苏联的新式侦察机。洛克希德公司也正与空军合作研制摄像侦察卫星。虽然很多空军高级司令官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但一位年轻的将军伯纳德·施里弗却认识到了这两个想法的潜在重要性，并开始利用他的影响推动这两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两个天才人物很快也被吸引过来，并成为推进美国情报行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个便是埃德温·兰德。哈尔·奥斯汀驾机穿越苏联领空的那个周末，兰德正沉浸在他与传统商业与科学决裂的冲动之中。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合作制作三维电影。另一个人是理查德·M。比塞尔，一位才华横溢、古怪固执的经济学家，最近才刚开始到中央情报局做局长艾伦·W。杜勒斯的特别助理。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2）
多亏了他们，及其他相信要保持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就必须更新情报搜集技术的人们，才有了这次新发展。年底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秘密研究计划，在未来六年里彻底变革了情报工作，深刻改变了冷战的进程。
在这一创新时期，美国制造出能飞至75 000英尺高空的U…2侦察机，并开始研制它的下一代。U…2侦察机的工程学技艺非常先进，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令人惊奇不已。1960年夏末，美国将第一颗侦察卫星成功送入轨道。在此过程中，为这项高度保密项目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实业家、政府官员重写了飞机设计与性能的历史，并将他们的祖国送上了太空。他们的发明在一天之内收集到的信息，甚至比整个间谍大军在过去10年收集到的情报更多，它彻底改变了谍报世界，打开了通过太空侦察、绘图、传送及定位系统等可以广泛更新战争的通道。总之，这是冷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也是美国智慧与技术的一次胜利。
正如炸弹的发明那样，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和新侦察系统的发明，以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方式重塑了华盛顿政治、统治体系和经济预算的前景，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以后。全新的用以管理、开发新技术的庞大政府机构成立了，并配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围绕如何管理这个机构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引发了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剧烈冲突，至今仍未能解决。
它们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国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可靠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情报。U…2侦察机和后来的第一颗卫星所提供的照片让华盛顿第一次看到了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包括海空军基地、轰炸机、导弹试验基地、核潜艇和雷达系统。正如新一代侦察系统的开发者之一艾伯特·D。维尔伦后来所言：“就像是在漆黑的仓库里亮起了巨大的照明灯。”
第二章战略情报的起源
无人堪当侦察革命鼻祖之称，但理查德·S。莱格霍恩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愧于这个称号。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7月25日，那天他思索着战略侦察机的未来，并最终有了一个答案。
机敏的莱格霍恩是美国空军最好的侦察机飞行员之一，时年27岁。二战时，莱格霍恩曾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执行任务，目睹了战争的灾难，那时他是照相侦察第13连（照相侦察第67组）的司令官。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几天后，他也曾在奥马哈海岸与死尸、伤员为伍。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让他作好面对1946年那个夏日景象的准备。
烈日炎炎，在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一个由29个环礁和散布在赤道边上太平洋中心的5个岛屿组成的环岛），莱格霍恩上校登上了B…29飞机。他和成百上千的其他士兵、海员及空军一起，被派遣到这里试验国家最新核武器。华盛顿已经在广岛和长崎领教了原子弹的破坏力，但原子时代依然处于初始期，五角大楼希望能测出在更多受控条件下原子弹的威力，还特别希望知道它对海军舰艇的效力。
选择马绍尔群岛作为试验地点是因为它位置偏僻，人口稀少，美国又是其保护国。2月，在群岛军政首长本·H。怀亚特海军准将告诉岛上居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结束世界战争，美国需要在此试验核武器”之后，比基尼环礁的167名居民才极不情愿地最终离开该岛。
7月1日，一颗威力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相当的炸弹在比基尼礁湖上空爆炸，宣告了代号为“十字路口行动”的试验开始。半透明的海湾里，漂浮着无数的战舰残骸，包括美国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还有战时从日本和德国俘获的舰船。
那一年4月，莱格霍恩担任“1。52”特遣部队的副司令官，重新开始军旅生涯。部队有500多文官、士兵和负责拍摄实验的工作人员，配有300多台不同型号的照相机。莱格霍恩和他的同事们驾驶一架B…29轰炸机和一架经过改造的运载照相机和测量仪器的C…54运输机。名为“卓越”的第一颗炸弹冲击到了这些飞机，不时划破太平洋上空的火球和蘑菇云是莱格霍恩此生永难忘记的景象。然而却是7月25日的水下爆炸试验彻底改变了莱格霍恩对战争性质和后果的认识，这次试验在新侦察技术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莱格霍恩从B…29机舱窗户往下看，名为“贝克”的炸弹在泻湖水面下90英尺处被引爆时，海面上波涛翻腾，仿佛海底被某种自然神力顶起。莱格霍恩充满怀疑地看着第一次实验后飘浮在泻湖上的舰船残骸像水皮球一样被弹到空中。日本巡洋舰“长门”从水中升起，一艘日本战船被抛出去400码远。当它们又落入水中时，所有的8艘战船都缓缓沉入湖底。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再发动战争。”多年后坐在位于新墨西哥西南部山脊上的家中，莱格霍恩回忆说。
在比基尼泻湖的爆炸激发莱格霍恩进行思考，如何利用空中侦察帮助五角大楼和白宫制定保持和平的战略。在核试验几周前，莱格霍恩读过《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摘要，该调查检测了战时盟军轰炸机对德国造成的破坏。莱格霍恩看出更多的侦察情报在指挥轰炸作战中是极有价值的——调查指出，盟军从未试过破坏纳粹的高压输电网。因为战争指挥者只对探明纳粹部队驻地及坦克和枪炮位置感兴趣。对于成千上万张侦察照片上显示的，或许能帮助引导轰炸行动的德国钢铁厂和其他工业基地则未给予足够的注意。
当莱格霍恩研究这份报告，并与同事讨论时，他也意识到更多情报可以消除人们对于突袭的恐惧，从而避免一场新的战争。该轰炸研究报告在结束部分强调新战争技术将带来的危害：“原子弹和遥控远洋飞弹的结合可能会引发可怕的、难以想像的后果。”
从他的侦察飞行经历中，莱格霍恩得出结论：避免核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在美国遭到任何攻击之前，给白宫和五角大楼提供尽可能多的潜在侵略者的信息。这依赖于常驻基地对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设施的监控，这样才能让华盛顿充分了解对手的实力，及时阻止冲突或是至少能作好实施报复的准备。
这种被称做战略侦察的理念已被军事指挥官实践了好几百年，它与通常所谓的战术或战斗侦察截然不同。战术侦察包括收集敌军情报用于备战和指挥战争。莱格霍恩本人就曾于盟国登陆日前几周内沿法国海岸线飞行过多次，以确定德军驻扎地，侦察是否有援兵到达该地。他还在登陆后进行过多次侦察飞行，以监测战斗，就德军行动向盟军司令报警。
他的新想法需要和平时间、先期对抗和侦察，这与大多数习惯于只在战时利用情报信息的司令们相去甚远。实际上，这个想法也突破了许多军事情报运作的规则。例如，战时互派侦察机到敌方国境是公平的，但是在和平时期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行为。
莱格霍恩很清楚这些差别，也认识到他的方法要求发明一架能躲开探测的新型高空飞机。作为被麻省理工学院培养过的物理学家，他认为可以专门设计飞行高度足以躲避空军防御火力的飞机，或者甚至是使用可避过雷达探测的特殊材料制造的飞机，或在飞机外壳上涂抹这种特殊材料。
在太平洋上的核试验结束后，莱格霍恩回到美国，从空军退役，但仍是后备士兵。他并未停止思考战略侦察的必要性，并开始了说服五角大楼的努力。他花费了整个秋天来汇集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于12月13日，周五，在波士顿举行的波士顿大学光学研究实验所成立大会上将这些想法和盘托出。
他的想法恰逢其时。战时空军侦察所需的高品质拍摄镜头中许多最有创造性、最重要的设计工作都是在才华横溢的年轻天文学家及镜头制造商，詹姆斯·G。贝克的领导下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战后，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希望学校转回单纯的民用研究，下令关闭了光学实验室，拆除了它的防震砖砌建筑。因担心国家最具创造力的光学研究中心消失，好几个莱格霍恩的战友帮助安排波士顿大学接收这个中心，贝克仍留在哈佛，但他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则调到波士顿大学指导工作。镜头设计师麦克唐纳和参加波士顿实验所落成典礼的其他许多天才摄影技术专家一样，曾于核试验期间在“1。52特别工作组”与莱格霍恩共事。
莱格霍恩在题为《军事空中侦察的研究与发展目标》的发言中概述了他的想法。虽然它并未引起很多公众注意，但此次演说依然是冷战时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文件之一，且为空中情报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核战争的性质，”莱格霍恩告诉听众，“就是一旦我们遭到攻击，即使并非没有可能，也很难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从而成功地进行反击。因此，显而易见，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事先得到关于潜在攻击的确凿情报，以准备在攻击到来之前采取最好的防范行动。”
“由于这些原因，”他继续说道，“设计一种能躲开探测的远程空中侦察手段就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样，有那么多科技上的难度，能在高海拔处侦察的超远程飞机已在设计之中，有几处已经制造出来，避免被识破的高空伪装的有效手段已被很好地掌握。避免其他电磁波长，尤其是雷达频率暴露行踪的方法也并非无可想像，也能被开发出来。”
大多数官员认为莱格霍恩好高骛远、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于是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成立于1946年，1947年更名为美国空军的陆军航空部更感兴趣的是制造新型轰炸机和战斗机，而不是设计那些能在太空发现特殊目标的侦察机。他们理解的空中侦察主要就是战时飞到敌境选择轰炸目标、查明空防威胁而已。
幸运的是，莱格霍恩并非孤军作战，亦有其他人知道拓展空中侦察范围的必要性。在战前、战时与他合作过的好几个人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包括国家航空先驱、空军最高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和乔治·W。戈达德准将。
阿诺德将军是二战时陆军航空部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不到四个月，即1945年11月，他意识到一个新的不稳定时代对情报的渴求。他告诉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如果美国领导想提前得到关于潜在威胁的警报，华盛顿就必须不间断地了解潜在敌人的一切动态，包括他们的“政治、社会、科学及军事行动”的综合信息。阿诺德的话同一年后莱格霍恩的预见不谋而合，当时后者即将退休，他告诫帕特森说：通过传统的侦察手段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的确，正是三四十年代阿诺德、戈达德和莱格霍恩的见解被后来其他陆军航空兵的行动神奇地应验了，这才奠定了50年代空中侦察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位于俄亥俄州代顿附近，莱特机场的航空摄像实验室成为了战时最先进的空中摄影系统的开拓者。这个不出名的小工作室是现代空中侦察的诞生地。乔治·戈达德（与美国海军先驱罗伯特·H。戈达德无任何关系）在战时领导这间实验室。他勇于创新，慧眼识才，开辟了这个充满革新精神的研究中心。
戈达德和陆军航空部司令也就是实验室负责人的阿诺德是最佳搭档。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戈达德是一个英国保险商的儿子，阿诺德家族的从军渊源甚至可追溯到独立革命时期——不过他们都是空中侦察理论的热情拥护者，且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新技术的开发上。
从学会飞行那一刻起，亨利·哈雷·阿诺德就开始把飞机当做平台，尝试拍摄了。当他在美国军界步步高升时，他一直在尝试推进航空科技的新技术。相对军中的同僚，他很早就意识到非军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能够提供宝贵的帮助。阿诺德最终无法忍受空军对研究开发行动的冷漠与拖沓，如直至1930年，陆军最先进的观察机——道格拉斯O…38飞行时速还不超过130英里。“20年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他对儿子汉克抱怨道，“一无所有。”阿诺德的应对措施是组织科学家和企业家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些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飞机制造商格伦·柯蒂斯、埃尔默·斯珀瑞、唐纳德·道格拉斯和来芮·贝尔。
193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空军组司令时，阿诺德已和西海岸设有风管专业的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加州理工学院古真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门及学校其他航空研究项目的风管专家。阿诺德和卡门共同推进了陆军和高校的合作，并进而创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
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也为军事科技的其他项目，包括“曼哈顿计划”及新侦察技术的发明等树立了榜样。对于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来说，来自陆军甚至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为学校的火箭和电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对于阿诺德而言，加州理工学院为他的空军组所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第一部分第二章 战略情报的起源（3）
乔治·戈达德是另一位先驱，尽管他的贡献更多的局限于依赖于他个人技术创新的航空侦察。戈达德首次航空侦察是在1918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早期的航空侦察工作非常惊险。拍摄者只被一条皮带固定着站在敞露的驾驶舱后部，当飞机飞向目标时，通常会爬升到12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