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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冯总1988年从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到海南组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职务，并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凭您对海南多年的直接感受，您对海南的发展条件如何定位？ 冯 仑：我跟李总编差不多同时去的海南，第一次是1988年下半年，当时我还在中宣部，是搭广州空军的军用飞机去的，1991年着手创办万通。 现在回过头来，对于海南经济重新认识，有三个方面比较清楚。第一就是它的依附性。从房地产市场来说，海南本土市场非常小，海口的房子50％以上，三亚80％以上卖给内地，它的房地产市场好不好，不取决于本省居民收入有多高，而是取决于大陆的经济发展。王岐山讲了一个“后花园”的概念，很形象。 第二，海南的发展有后发性，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中成为一个龙头的省份。他一定是等着别人发展了以后，在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当中，创造自己的市场。它一定是服务型经济，服务大陆经济的一个经济体。 第三，海南是一个流动性的市场，是一个飘浮的经济，只要大陆有一点灾难，它就垮了。不像辽宁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怎么样都有一个底拖在那儿。 从这些特征来看，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服务型的岛屿，旅游、度假消费的地方，最近的统计表明，三亚、海口的VIP客人在全国是第一的，这个地方已经被认同为全国最好的度假场所，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政府现在又在强调工业的发展，比如汽车、医药，这些发展的困惑在海南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2）
地产泡沫破裂的逻辑链条 《21世纪》：在整个海南建省之后的发展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场地产泡沫，冯总能否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 冯 仑：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也刻骨铭心的过程。那样一个兴奋癫狂的时代，一生也不多，就像儿时的快乐一样。那个时候是非常兴奋的，晚上都不睡觉。大家开玩笑说，天天过年，夜夜结婚。一个楼盘，一楼签合同买进，到四楼就卖出去了，接着就是点钱，晚上就数小费了，就是这么快活。 市场经济越进步，人越理性，越不好玩，那个时候很好玩，我们公司做饭的女孩儿炒楼都挣钱了。海南最多的时候将近两万家公司都做房地产，而海南整个岛才600多万人，城市人口不到100万——50人就有一家公司做房地产，这就叫泡沫。 《21世纪》：当时支撑这个泡沫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冯 仑：那时到海南创业的除了被甩到体制外的文人，就是所谓的“三不幸”女人（不幸恋史，不幸情史，不幸婚史）和不安分的男人，有逃避感情危机的，还有怀揣梦想的，都是要解决人生第一个的基点问题。当时十万大军闯海南，政府赶都赶不走，街边有很多“不回头饺子店”、“绝不走小吃铺”。 《21世纪》：泡沫破裂之后留给我们什么呢？ 冯 仑：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就是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海南的企业家精神是中国最彻底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无非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承担风险和负责任。海南将近两万家公司，95％都垮掉了，没有人在政府门口坐着要钱的，相反，后来全中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海南的企业家们的身影。 从北京来说，CBD800万平米住宅，有一半都跟海南的创业者有关系。 海南是中国名义上商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是商业故事最悲惨壮烈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怎么一败涂地，又东山再起。海南省政府如果把这些企业家，包括失败的企业家，只要没有坐牢的，都请回去，再把那些低效的国有资产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折腾，肯定有出路，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1世纪》：对于整个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您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如何分析呢？ 冯 仑：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从市场和政策角度看，当时没有市场，但是有很多热钱，主要是信贷资金，又有不断成功的示范效应例子在那儿，加上政府管制很松，大量的寻租的可能性存在，这样就造成了泡沫。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过去十多年，民营企业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机会导向，靠机会、关系、项目赚钱。机会是靠关系，关系经过灰色的交易，最后搞定项目赚钱。在这样的导向下，企业理性的程度非常低，自我约束的程度也非常低。 在过去十多年当中，国营企业有约束、无动力，民营企业有动力、无约束。总之，由于都是在原始积累阶段，战略导向非常弱，银行导向非常强。随着风险的积累，泡沫最终破灭。 李茂生：对房地产后来的这种发展，我们最初并没有估计到，注意的就是土地市场，并进行了一些约束的准备。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讲交易市场，对基础设施用地当时只是提出来要由国家征过来，然后再批出去，不能允许他们私自去买农民的地，或者是买集体的地。 海南的产业抉择 《21世纪》：2003年，海南全省生产总值（GDP）6983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05％，创1995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新高。第二产业也成为牵引海南经济加快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海南的产业格局上看，未来海南的选择又在哪里呢？ 王一鸣：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的十年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是不良资产的处置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应该说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化掉，以后要发展工业又遭遇国内市场相对过剩，自身缺乏竞争力，因此经济一直不景气。 在过去一段时期，海南财政收入增长一度急剧下滑，GDP增长一度也十分低迷。这种环境下，自然要选择产业发展的道路，从产业找到救海南的一条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海南要考虑新的战略定位。 首先，海南是一个岛屿经济，因此有依附性。 岛屿经济的基本特征，一是对港口和航运的高度依赖性。海南经济要发展，必须把港口做大做好。反过来港航业做好了，对海南经济发展也会有实质性推动作用。 但港航业的发展还受到岛内经济规模的制约。岛屿经济不可能拥有一个很广阔的腹地。粤海铁路修通后，海南与大陆的联系较以前方便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能拓展一定的腹地范围。 但总体上说，海南就是一个岛，腹地范围和规模是有限的。这几年经济好一点，但是最近几年GDP增长率平均也只略高于8％，与沿海其他省份比较还是有差距的。 因此，要充分认识岛屿的这种经济特性，把海南的中转功能做出来。 现在有一个战略性机遇，东盟跟中国自由贸易区构架已经慢慢成熟，跟泰国的农产品零关税也逐步推进。海南将成为东南亚和我国大陆经济联系的重要支点。如果海南的中介、中转地位发挥得好，经济就能繁荣起来，沉淀的房地产泡沫也才能消化。 海南最现实的就是参与到珠三角的经济体系中去，但是这几年，海南并没有参与到珠三角的产业体系当中去。珠三角的体系，就要有自身的体系。北部湾以后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板块，这个板块目前还没有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3）
第二，从战略上考虑工业化。 我认为不管哪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都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更不要说海南是一个省。只是在产业选择要严格环境标准，发展污染排放少、附加值更高的工业，现在可行的是将工业相对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保留自然风光），以后跟东盟这一块经济往来更方便，怎么开发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一方面，要引进一些大的战略投资者，搞一批大规模制造业。不然，海南的经济很难跨越。在现有格局下，海南推进工业化也面临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 另一方面也要善待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的成长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第三，充分利用好粤海铁路和岛外需求发展本地经济。 粤海铁路是改变海南与大陆经济联系很重要的契机。粤海铁路修通以后，还有环岛铁路问题。环岛铁路建成后，海南沿海这一块的格局就会不一样了。 海南沿海地区要与港航业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些战略上的考虑。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利用岛外的需求来带动岛内经济发展。 第四，促进岛内经济的合理布局。 海南现在提“南北带动、两翼推进”。我觉得南北现在比较明朗，就是海口和三亚，发展的基本格局已定，现在最关键的是两翼。 海南今后五到十年发展取决于两翼。两翼能够发展起来，海南经济就有希望。两翼也要有一个分工，西翼就是制造业基地，经济布局的重点对两翼要有所考虑。 李茂生：中转型经济的发展思路，我看只是一个侧面，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从海上运输来看，香港、深圳或者黄埔港，地理位置都不差，而且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发展海南的中介地位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绝对不能立足在这一点上。 我更倾向于海南发展成为一个候鸟型的经济。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推进，或者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开展，海南在旅游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淡化，但是海南的地理和环境优势会吸引内地富裕阶层，甚至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另外，钢铁厂、造纸厂、汽车、制药，海南都可以发展，但要时刻注意环境保护。 冯 仑：对于产业的选择，一个办法就是政府不要去管，由市场自然选择。那么，旅游很可能成为海南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还有一个办法，政府可以设定一些特殊政策，使海南成为免税天堂，吸引离岸公司。 在海南做药，有关海洋生物可以到海南，但是做一般的抗菌素，非要去海南吗？现在全中国的汽车都好卖的时候，怎么能证明海南的汽车，十年以后会成为海南的支柱呢？当年两万家公司做房地产，你就说海南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么？现在政府已经不是投资主体了，又没钱，招商上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特殊政策，做好公共服务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战略（4）
迎接新一轮地产热潮 《21世纪》：2003年，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359471万元，同比增长844％，其中商品房投资额达332885万元，同比增长818％；住宅销售额达到210998万元，同比增长908％。经历房地产泡沫洗礼的海南地产业，又出现重新升温的迹象。这一轮的前景将如何呢？ 冯 仑：海南的房地产，三亚、海口都比较成熟，大起大落之后，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银行、消费者都已经比较成熟，海南经历了整个房地产兴衰的一个全过程，由最盛到最衰。 我最近去海口、三亚考察，发现市场和政府对房地产的定位非常一致。三亚的定位是观光加度假，所以它的普通酒店非常多，餐饮、服务发达，但写字楼很少。海口现在的定位是“健康生命乐园”、“第二居住地”。海南以两万家公司的失败为代价，换得了政府与市场的高度契合。 从经济增长上看，海南最近两三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海南是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同时都在增长，但是外地市场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李茂生：海南的司法环境，是政府真正需要解决的一个方面。第二居住地也好，观光旅游也好，如果你的安全没有保障，都是空的。政府不要当市场主体，要去当服务主体，这就对了。 《21世纪》：对于市场风险的控制，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万通的投资策略又如何？ 冯 仑：从政府的政策层面上来说，要抑制和预防所谓的泡沫。从企业这方面来说，需要有更多的理性。逐渐理性的政府加日益理性的企业，这个市场才能健康。当政府越来越有效和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土地资源的时候，当金融的配合能够使投资者更加理性的时候，当市场的需求成为真实的支撑的时候，才能产生一个新的逻辑：持续、良性、健康发展的要求。这个时候市场风险应该就不大了。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贸易博弈棋局（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将于2004年4月22日到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务部长埃文斯会面，共同主持中美商贸联委会，这将是中美商贸联委会升级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会晤期间，中美近期一连串的贸易纠葛，都将被触及。 对于两国间的公案，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从知识产权、纺织品、农产品到钢铁，从“301条款”到“337贸易大棒”，从争取最惠国待遇到艰难的“入世”进程，无不如火如荼。 在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之下，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多的决定于经济利益。基于双方已经形成高度的贸易依赖，争吵往往无伤大雅。但是，不可否认，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中方一直处于弱势。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输出通缩论”和人民币升值施压，我们都可以以理服人，在策略上，却不得不更加迂回。 根据有关统计，中国2003年的进口额比过去增加了40％，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除了正常的进口额度的增加，我们还有大规模的采购——在2003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就签署了三个大的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但是，采购大单似乎并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没过多久，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纠葛就又成了新闻热点。 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经贸问题不要政治化，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却是很难实现的。在美国大选临近时期，中国问题又将成为竞选者哗众取宠的砝码。 对于美国，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贸易策略，能够在中美经贸的大大小小的博弈中，战略上不低于人，战术上也不输于人，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2004年4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洲研究室牛新春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9期，就中美贸易的症结与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中美贸易顺差探源 《21世纪》：最近中美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摩擦，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出现过哪些变化？ 隆国强：从历史上来看，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中发展最快的，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以前，中美关系都非常好，两国的贸易额也迅速增长。当时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是被大大低估了，因为在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量的贸易实际上都通过香港转口进行，而这些并没有进入到中美贸易额的统计中。 另一个拐点在1992年。从双边的统计来看，1992年中国对美还是31亿美元的逆差，1993年开始一下就跃到627亿美元的顺差，以后进入长时间的顺差状态，而且数字越来越大，以致这些年来贸易不平衡成为一个突出的双边问题，很多其他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双边贸易不平衡带出来的。 对于双边贸易的差额，统计差别很大，2002年的顺差，中方的统计是472亿美元，美方统计是1030亿美元。原因在于美方把从香港地区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按原产地规则统计为中国出口，却把它经过香港地区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统计成了出口到香港地区，所以美方的数据高估了中国的顺差。当然，中方的数据也存在低估，我估计实际顺差大概在600多亿。 马 宇：在贸易顺差方面，还有一个利害关系不对等的问题。1993年以来，对美国一家的顺差额要大于我国的整个顺差额，尤其是我们前些年的出口导向，鼓励出口成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贸易伙伴对我们来说也更重要一些。 而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逆差对它的消费者肯定非常有好处，但是，相比经济增长，它更加关注失业问题。这也就造成了中美贸易基本上三年一大打，一年几小打甚至十几小打，1994年知识产权谈判一度恶化，但无论如何摩擦，两国贸易关系都难以断裂。因为两国实际已经形成非常大的依赖关系，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隆国强：中国人看美国市场，对其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公开承认。但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看得并不是那么透，也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实际上，美国维护了将近十年的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贡献。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整个国内需求很旺盛，那时候低价进口产品，对于维护低通胀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中国在资本的层面上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