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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本书更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编排形式很新颖，这种编排甚至达到了很奇异的效果。在文化的层面上，拆解并打破了北京的笔划，重新组装了北京的横竖撇捺折，读来别有情趣。由于字母排序使然，“陈独秀”与“陈圆圆”做了邻居，“毛泽东”与“满汉全席”有了关联，满汉全席是菜中名馐，而毛无疑是人中翘楚。看完了满汉全席再来读毛，有说不出的滋味，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在L部，紧跟在“鲁迅”和“陆小曼”后面的，是“驴打滚儿”——老北京的一道著名小吃。
如果按照字母来个北京X日游倒也不错，说不定会成为旅行社的另一个招牌，当然，你更可以按照字母来个自助游。比如D部，咱们可以先看看“大观园”，逛逛“大觉寺”，然后到“大前门”，喝“大碗茶”，在“大院”和“大珊栏”流连，路过“大宅门”，与“大钟寺”有个约会，在“德胜门”到“地坛”的路上，你可以想想“道光皇帝”的一些事儿，游了“钓鱼台”，再到“定陵”散散心，然后再折回城里，越“东单”，穿“东交民巷”，坐地铁到“东直门”，找一家老字号饭店，人五人六地坐着，就为了喝一碗纯正的老北京“豆汁”，多滋润。
总之，在北京的诸多出版物中，这是比较独特的一本书，很详细，我打算利用十一期间好好的读一读，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对这本书比较的怀旧，产生一种怀念，产生一种淡淡的乡愁。这本书从用纸封面设计到形式到内容都挺好的，祝贺你们，祝贺读书人公司。
李阳泉：我们讨论会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洪烛老师谈一谈对书的创作的初衷。
洪烛：沈从文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江西到北京来的时候，是在前门火车站下火车的，他看见前门楼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沈先生是搞文学的，想通过文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我曾经想，也许他个体的梦想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梦想。也许很多人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有征服北京的这种想法，几乎每一个人离开他的故乡来到这个城市，都是有梦想驱动着的。
出版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4）
15年前，我大学毕业分配从南京来到了北京。正是带着梦想来的。我早些年写北京的散文结集出版之后，刘心武先生给我写了一篇评论，他说洪烛的北京是外地人写的北京，我们作为本地的作家写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中多了一种梦想的成分。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长，对北京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有感觉了，以至于到后来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经有了一半主人的心态。从一开始的不适到后来的适应，进而面对现实，那刚好是我青春最灿烂的时代，这个城市对我产生了影响以后，我用青春的激情渴望了解这个城市。于是，为了了解这个城市，先是喜欢经常逛，有时候会这儿那儿的到处逛一逛；再后来就是对北京的历史感兴趣，有意识地想更了解这个城市，不断地读大量的史料，做各种笔记。北京有很多历史景点都已经消失了，确实是看不到，但是我通过一个地名去查找资料，找到想象中的感觉。比如说《北京A TO Z》写到的隆福寺，事实上隆福寺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根据史料，我根据想象在逐步的恢复它，在实质上是虚无的东西，不过它的确是存在过的，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情写的。
去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北京规划委成立了一个北京规划博物馆，让我担任他们的顾问，我得以接触了他们的很多历史资料，在这一期间，是我“北京”写作的一个转型期，如果说以前我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从这段时期开始我对北京的现实和未来感兴趣了，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文人对这个城市不仅仅只停留在怀旧的程度，写的东西不应该局限于个人的情怀或者是个人的角度，或者只是站在人文学者的角度看待这个城市，作为真正参与社会的作家来说，还是更应该多和现实参与在一起，对这个城市的现实建设有参与。于是，我力图呼吁人们对北京多一些爱护。我知道，这种呼吁会因为其微弱而在茫茫人海中被淹没，但我常常宽慰自己，只要我们尽力了也就够了。
前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触了读书人公司，结识了汤小明先生，我感觉他是跟我一样爱北京的人。我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北京”写作，汤先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并对我的创作提出了一点建议，他觉得我以前写的东西好象太像散文，太像文学了，他提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就要把文章写得更好读，更大众。我们的交流拓宽了我的思路，在此之前我知道北京读书人公司是非常有名的图书策划公司，而这次的合作果然让我感觉到汤总的名不虚传。在很短的时间内，读书人公司帮把我那些零散的小文章用“AtoZ”这样一个框架搭了起来，现在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当时在读书人工作的李阳泉先生，多年前就是我的好友，对“北京”写作也很有兴趣，很有感觉，曾写过不少北京文化方面的随笔，于是我授权阳泉在我原有的书稿基础上进行取舍、补充，经过几个月的辛苦，我们也进行了多次磨合，有了现在这本书。
李阳泉：刚才洪烛谈到自己的北京写作，我有幸成为他的同路人。刚刚过去的8月底，是我来北京十周年的日子。十年过去了，我对北京既熟悉又陌生。事实上像我一样拥有这个城市的常住户口但是并不了解这个城市的大有人在。
有的朋友问我，你这个书是做给真正的老北京人还是做给北京的异乡人的？我说两个都有。对异乡人而言，是单词量上的扩充，可以了解自己奋斗的这个城市中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对老北京人而言，书中写到的人和事，恐怕并不陌生，但是对其中的细节恐怕知之不多。比如说厂甸，老北京人可能很熟悉，但是他未必讲的出来那儿发生过什么。有的老北京人可能对某一段典故很熟悉，但是他可能说不上典故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印度作家泰戈尔到北京来访问的时，陪同者有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这些人，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些，也可能在一些报章上见到过他们在一起的合影照片。但是，照片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泰戈尔和几位年轻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些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而《北京A TO Z》这本书就比较关注这些细节，尽量把故事讲完整。
出版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5）
不过，我们两个作者对北京的感受毕竟是少的，小众的。比如对法源寺这个地方来说，我们能讲出几件事儿，可能法源寺的僧人会讲出更多的故事；还有好多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写到，或者是我们不太了解的，比如说中关村这个词儿我们就没有解读，因为不熟悉，但是不排除有很多人会和中关村有特别的故事和感情……为了让这本书、这项事业有更好的延续，读书人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北京A TO Z编辑部”向全社会征稿，读者朋友可以写他们自己心中的北京，比如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人文景观、风情民俗等等，而征集的来稿将有机会由《北京A to Z》编辑部整理收录到后续的图书中，让这本书真正成为一本活书，一本有延续性的“老北京活词典”。这本书的诞生，北京读书人公司的汤小明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下面我们请他谈一谈。
汤小明：推出《北京AtoZ》这本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前北京读书人所推出的大部分是财经类图书，而文化领域没有涉及几乎是空白。第二原因就是我个人的兴趣使然。虽然我是商人，但有文化的情节，一直想做文化这方面的作品。我通过李阳泉认识洪烛老师，我们一起探讨怎样切入北京，怎样诠释北京。经过大家的努力，《北京AtoZ》出现了，这相当于我们公司新增加了文化方面的出版，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室，以后也会专门做文化这方面的图书。我句的，从长远来看，文化领域是非常有空间的。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有没有英文版，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准备把这本书翻成英文版。目前，台湾也有人看重了这本书，准备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
《北京A TO Z》这本书得到大家的好评，我们作为出版者感到很欣慰。事实上，北京题材的出版物非常多，在许多图书卖场都有专柜。在出这本书之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创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和切入点，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比如我们面对同样的菜，青菜和萝卜，但是做法却有很多种，只有创新的做法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所以我们一直在探讨，最后有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国际化的方式把北京打乱，重新换一个角度让大家看北京，而且把这个书作成一个活书，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目前书里收录的200多条词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不管是老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生活的外乡人，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他们的参与来谈北京的人、事、物，这样我们将会陆续推出《北京AtoZ》第二第三第四本……
事实上，可能每个人对北京的感觉都不尽相同，但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历史人文、恩恩怨怨总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图书的方式来表达。现在我每天也都在看这本书，我爱人是老北京人，她也放一本在床头，看得津津有味，书里好多地方连她也不知道。她告诉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周末就不用发愁去哪玩儿了，有可能就会按这本书所指示的，在北京城中找一个或几个地方玩儿。我希望这本书首先产生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不论是北京的建筑、规划、新老北京的对比、光荣、或者遗憾，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北京延伸到其他的城市，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话题就大了。
赵维：这本书确实让我激动，我翻开第一页，就被吸引住了。这个书给我的感觉是轻松有趣的，很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节奏与方式。“A TO Z”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将来这个框架可以放好多好多的东西，你们可以分成不同城市的系列。从这一点上看，汤总和您的团队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书，我有一点建议，如果里面加一些资料性的导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谈到一个景点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很详细的诸如门票价格、景点联系电话、导游情况等等，会更有实用性。到时候，来北京旅游的人带上这本书就不用带别的书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再深化再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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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志刚：赵老师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这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大手笔，这第一本书人文色彩是很浓的，刚才赵维老师说了，在“A TO Z”这个框架之下，有很多想法都可以实现。比如南京、西安等城市系列，甚至可以延伸到其它领域。还有，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文笔，它把人文和地理等方方面面结合起来了，这是很难得的。
王 军：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匆匆翻了翻，觉得很好，作者写得很细。
如今我们看北京的历史，整体上缺乏一种空间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西欧的史学家有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我们没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没有，我本人也是，我后来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反观这问题，发现从小学习的教科书中没有这种概念的传输，是非常大一个损失。很多物质空间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找鲁迅故居，我当时去那儿找的时候，我问一个中学生我说你知道《阿Q正传》吗，这个房子和阿Q有什么关系？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做这种事儿的人太少了。
北京城现在被拆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代人能够看到的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收集这些史料哪怕是给后人一个交代，都是极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北京城的研究，说实在的做得根本不够。我曾经看到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当我看到她的研究之后，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感到无地自容。人家拿着《乾隆京城全图》，很虔诚地把钟鼓楼地区的小寺庙都找到了，有的寺庙没了，但是碑还趟在那儿，就是这样，她也不放过。
据清华大学已故教授赵正之和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的研究，元大都还在。它的南城墙在现在长安街的位置，长安街以北的街巷胡同规规整整，这些是什么时代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赵正之教授通过文献研究，认为明朝初年改建北京城时，只是动了宫城，其余的城市街区依然如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改建，所以元大都的街巷胡同保存至今。60年代，徐苹芳先生又通过考古勘探的方式，证实了赵正之所言。所以，元大都到现在还活着，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可惜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北京城已变成这个样子了。元大都是中国第一个用街巷制规划建设的城市，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国城市为里坊制，进入城市看到的都是坊墙，看不到清明上河图的景象，清明上河图的景象出现在宋代，因为宋代对唐代的城市进行了一次改建，将坊墙拆除了，这样大家就可以沿街做买卖了。而元大都就是第一次用这种街巷制作了全新的规划，这些形成于13世纪的街巷在今天还为我们使用着，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
元大都时期的这些街巷胡同到今天合不合用？我是有资格说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在胡同里住了十多年。胡同为什么能够在闹中取静？为什么宜于居住？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安排商业。但是，你要买东西又非常方便，因为你只需走到胡同尽端的大街，那里尽是商业，而几百米长的胡同又是很好的步行距离。从大街走进胡同，再走进四合院，是一个从开放的城市空间，向个人私密空间逐渐递进的过程，居民这样走回家理直气壮，而小偷这样走进去，可能最后连偷东西的勇气都没有了。作为住宅，四合院有很好的私密性，而胡同里的小寺庙又是邻里交往的场所，这些地方好比是社区的穴位，穴位活了，大家相互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有一种社区的安全感，社区同时也就有了活力。而这些东西，正是今天北京的城市规划需要借鉴的，这就是元大都这个城市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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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城市几百年来还形成了一种自然生长的秩序，即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房地产权的自由买卖，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市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正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品质。正是因为产权是私有的，正是有了产权与市场的互动，几百年来，不用政府抓危改，到上世纪50年代，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只有5％，整个城市的房屋质量是健康的。可是，在后来的和平建设时期，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到1990年却上升至50％，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把产权与市场的机制弄坏了，一是产权被弄得不清不楚，出现了经租、标准租这种事情，大量合法的私房遭到不合法的侵占；二是大量将私房充公，公家无力维修又背上一个大包袱；三是几十年来对旧城就是一个拆字，拆迁又是强制性的，弄得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四合院，谁说它能不危破吗？我注意到，目前对房改房也出现了强拆的势头，如果继续下去，房改房也将出现类似四合院的问题，最终也被弄成不可交易的资产，也是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必然衰败，到那时，又是一拆了之，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是全方位的。
目前拆北京旧城又是说危房太多了，老百姓生活太惨了。这是实情，没必要回避。关键是要提出安全的策略。现在的房改加危改的拆迁政策，老百姓回迁得交将近二十万元，拿钱走人也就是十几万元，而这些人又多是低收入者，北京的房价又这么高。这样的危改只会增加社会矛盾。而对房主与房客的拆迁政策又差不多，许多房客单位分了房还不走，政府也没有去查过，他们倒是强烈要求危改，因为到时候就可以拿钱走人，因此这样的危改伤害的又多是产权人的权益。拆迁说到底是一种产权交易的事情，开发商要搞建设，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