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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故城吗？像黑城子这些故城只不过是它的城中之城罢了。
第二部分对于生命的水与对于历史的水
当我们赶了一天的路程，经过八道桥来到额济纳时，已是夜里10点了。路旁的胡杨树林，在夜幕中黑黢黢伸展着浓密的树影，星星如逐花的蜜蜂簇拥在它的身旁，神秘幽远。经过一天干渴枯燥的戈壁荒漠，此时我感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尽管我看不见绿色，但我却感受到了绿色，如同进入一种生命的实体之内，令人开怀畅饮。
在西北一带，总能听见当地人说“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水”的口头禅。在西北大漠中偶然存活的一片片绿洲，如同眼睛一样放着媚人的目光，让人珍惜。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绿树，就有人，就有城镇。人们就这样像草木一样紧紧地依恋着水流，寸步不离，哪怕它只是一眼泉、一口井。
额济纳旗同样来源于额济纳河，额济纳河发源于祁连山的北坡，自南向北，古代额济纳河水量充沛，注入居延海湖泊。河水下游是一片扇形冲积平地，洪水季节常有大量河水滞留，所以称居延泽。当年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因此汉代在此兴筑城、障、塞、燧，驻有屯兵。这里是从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地。沿着额济纳河北行既可避开巴丹吉林大沙漠，又可解决人畜饮水。西行的人在这里备足食物，才能空越戈壁。西夏王朝的统军司便设置于此，并建有黑水城，当年这里城内车水马龙，城外沟渠纵横，人们过着耕作放牧的生活。
但明军在攻打黑水城时，切断了额济纳河，让经过城里的河改道北流，黑水城水源断绝，城垣不攻自破，从此变成一片废墟。由于河水改道，此地成为一条干涸的河床，沿岸的绿洲变成一片荒漠。如今沙丘湮没着厚厚的城墙，而城外耕地的地表黄土整个一层全被风刮走，露出黑色的沙砾，成为寸草不生的戈壁。偶见一个全黄土包屹立在戈壁上，原有的一棵大树，深深的树根抓着一堆土，枯死的树身已不见踪影，只见暴露在外的树根如长虫一般，苍白地盘卧在阳光下。
而黑水城旁原来一大片密密的胡杨林，现今已全部枯死，由于气候干燥，地处低矮的河床，几百年来枯树林依然存在。看着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枯树林，真让人不寒而栗。粗大的枯树有的倾倒在地上，深深地扎入沙丘之中，似乎寻找着水源；有的依然高高地指向蓝天，似乎呼唤着往日的生灵；有的能看见巨大的鸟巢依然盘在树间，上面被泥沙所覆盖。城废了，人跑了，林毁了，鸟散了。
我小时是在一种“人定胜天”、“改造河山”、“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向荒山要粮”等等雄心大志中成长起来的。回想那时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大多是人山人海会战工地、改造农田、修渠筑坝、引水开山……好像大自然欠了我们什么，好像一切财富全来自对大自然的改造，如同掘地挖财宝一样。
但是人类向自然宣战的时候，必将承受自然的报复，过量的索取，终使大自然的生命之门永远关闭，最终玉石俱焚。如果昔日要把绿洲的额济纳直接变成现如今的荒漠戈壁模样，人们或许还要动用千军万马，甚至现代化机械设备才行，设想起来，确实挺难的。但人们终将绿洲变成了戈壁，只是让一条河水改变了道路。前些时，我听有人介绍宏伟理想：把青藏高原炸开一个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进来，让荒原种庄稼；在渤海湾建个大坝，填海造良田。这个幻想既美丽又可怕，因为任何异想天开改造自然的办法都终将改变自然原有的合理结构，导致生态失衡，造成大规模的毁灭。我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请勿动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有意思的是水对生命很重要，但无水对文物保存很重要，正是由于额济纳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地下埋藏的有机物才能长期保存下来。自30年代以来，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简牍、文书、档案、书籍等，而大量佛经、泥佛像等文物更是随处可见，在黑水城废墟周延似乎触手可及。真可谓活着的已经死了，死了的依然活着，寸草不生的荒漠却成了历史文化的神秘宝藏。
斯文·赫定绘画：河西武威街头景致
赫定笔下的额济纳河
第二部分时间因为距离而消失
乘吉普越野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发，经阿拉善左旗再到额济纳旗，一路上由城市到乡村，再由乡村到草原，一直到戈壁、沙漠。从五颜六色的都市逐步有序地过渡到寸草不生的荒漠，人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小，直至变成草；路越来越不好走，直至没有路。似乎从城里出来时开的是车，到了额济纳旗的时候，就感觉是骑在颠簸的马背上了。
连续行程了两天，一看地图，分明还在内蒙古的境内转悠，可要按时间，都可以从北京连跨几个省到南昌了。内蒙古真大！
汽车在荒漠戈壁上驰骋，一条路一直伸向天边，没有尽头；路旁的景色一览无余，总是重复。只有此时我才体会到了消耗时间的滋味，对于目的地似乎路程并没有意义，只有熬到了时间，自然也就到了。坐在车里，我注视着路边里程碑的数字渐次减少，感觉时间在分秒之间向后消失。
下午两点开到乌力吉，小镇上开有两家小饭馆，同行的人告知，如果到这儿再不吃饭，后边就吃不上了。果真如此，从乌力吉出去，一路上不见树木，更不见人烟，直到晚上10点，才赶到了额济纳。热情的主人一直等着我们共进晚餐，看来时间的消失是先从打乱吃饭时间开始的。
蒙古人的饭就是酒和肉，喝酒还要唱歌，唱歌还要献哈达，当然目的还是要喝酒，大个的银碗一下两个。热闹的饭桌和耀眼的星月把寂寞的路途挡在了门外。一直喝到下半夜，人们才相继散去睡觉。第二天9点起来，又迎来一顿丰盛的早餐：奶茶。原以为可以简单了，谁知主人又把酒端了出来。快11点，我们出去拍照，主人告知，12点回来，吃中午饭。中午说是吃饭，其实又是喝酒，下午4点饭桌上的人们还没有退席的意思，晚上还有一顿更大的宴请在旗委招待所等着我们呢！
开始，我很不习惯这种生活，整日喝酒，如此的闲暇。这是否说明蒙古人的落后与懒惰？当我告别额济纳的最后一个晚上，主人为我们送行，饭菜并不讲究，但喝酒的程序却更加丰富多彩。主人深情地唱上一曲曲有关惜别的歌，《驼铃》、《送战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一碗又一碗的“上马酒”似乎是要让我们在这里趴下才能踏实地走，这分明是一场生离死别。
被主人的情所打动，我才明白了蒙古人为何以喝酒消磨时间，为何如此重视与客人的相逢与惜别。在这个地处边陲的大漠深处，在这个面积有十一万多平方公里，却只有一万多人口的额济纳，人与人的见面是多么的不易啊！
我想到在来的路上，随行的向导要去看一个多年不见的牧民朋友，我还以为像在北京似的顺道拐个弯就行了。谁知吉普车在戈壁上沿着旧车辙印竟开了一个来钟头，翻了好几道山梁，才看见大漠深处几间孤独的房子。几峰骆驼冷漠地注视着陌生的人，屋里住着一位手捻佛珠的老太太，儿媳妇在家干着家务，两个孙子目光呆滞，语言极少，就像我们并不是稀客一样，但我深知他们内心深处在将我们这些远行人进行着形象的洗印。儿媳妇见来了客人，立刻烧火炖肉，沏奶茶倒酒，招待我们。方圆六七十公里，只此一户牧民，除了十几峰骆驼和上百只羊群，他们极少见到外人。屋里炕上扔着一本城市里流行的言情小说，已被翻看得卷了边角，似乎成为惟一的与外界联系的物件。
他们没有什么想法，就这样活着；他们没有时间概念，就这样活着。波伏瓦在其《人都是要死的》小说中说：“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而这种天天重复的时光并没有使这大漠深处的人家躁动不安和深埋理想，而是依然平静地、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像安详的羊静静地在山坡上吃草，让生命贯穿于时间的本身。也像波伏瓦所说：“人的作为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而是无定限的。”他们让无穷的岁月与本来旺盛的生命力相结合，似乎所有遇见的东西全不是所期望的。
俄罗斯当代作家邦达列夫在《期待》一文中说：“一个人之所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因为他在从出生到最终消隐于永恒里的这段经历中，每天都在人世间的生活中不断克服不可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从中体验到欢乐。并且我很晚才意识到：由于要期待某个目的而去催促和消磨日子，这是多么无意义啊。”正是由于牧人对时光的盲目，才避免了生活的盲目。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对时间更有着独特的见解：“时间这个概念今天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接受它。我要在作品里描写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即便这样做会使他们显得类似怪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流逝、销蚀过程之中，普鲁斯特无时不为这个想法所困扰。而生活在荒漠之中的人家，对时间的认识更多的是靠视力来完成的。
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在《沙漏》一文中说：“万物皆无终极，惟一可以想像的终极就是静止，或抵达虚无——不毁灭自己便不能存在的虚无。”额济纳的蒙古人告诉我：他们并不珍惜时间，更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首先是活着，时间远远地躲在了他们的背后，无法分辨。无边无际的戈壁，空空荡荡的大漠，呈现着无穷无尽的生活感受。只有忘记过去，消解未来，才能满足于此时持续的真实的存在。
这次在额济纳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我们还遇见这么一户人家，女主人娜仁花是一位在内地都算是漂亮的姑娘。她迫于生活的压力，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二婚男人，男人带过来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男人外出打工，娜仁花一人在家带孩子放牧。家里养着十几峰骆驼，上百只羊。在这大漠深处，方圆上百里就这么一户人家，出来进去都须骑几天骆驼，乡邮员半个月才来一次的地方，娜仁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我们彼此都深信，这种相会将是今生今世惟一的相会。我们问她：为何不离开这里，到沙漠之外有人家的地方去？她说：因为这片草场还可以，够羊吃的，到外面去，好的草场都是人家的，剩下的草场太小。我问：那你一个女人在这大漠深处不觉得寂寞吗？她说：习惯了，怎么着都是过。有时我一人带上干粮出去寻找放生的骆驼，在沙漠中一找就是一个多月，夜里在野外过夜，天冷也不敢点火，就怕有坏人寻着火来，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就不害怕了。她说得多好，没有了感觉，心里就踏实了，这也是一种对时间的遗忘。
说着话，我们帮她从骆驼鞍里向外拽绳子，使大劲拽出了一截，但娜仁花上去又是一使劲，绳子马上出来了一大截，我们都看傻了。原来遗忘时间的人，并不是缺少生活的能力，只有极大的耐力才能承受生命的静止状态。
第二部分鸟在草原上飞
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途经一大段荒漠戈壁、黑黢黢的沙砾一望无际，寸草不生，似月球的地表，十分凄凉，还带有几分恐怖。随行的主人告知我们，这两三个钟头的路途，连鸟也看不见。
可越是荒漠地带越是盛产宝石、黄金，就像越是穷山恶水越有仙人可寻一样。此地盛产的玛瑙石色泽鲜艳，真难想像它们是如何藏于这冷漠的地下。同样，在这草木难寻的世界里，鸟并没有绝迹，而且像宝石一样，超越人们的想像，就像超越人们在这里的视力所及一样，大量地存在着天鹅、大雁、老鹰、雕、喜鹊这些在城市已不多见的鸟类。亮丽的羽毛像飘飞的宝石，把一种精灵从地下抛向遥远的天空。
过去提起蒙古人，总是把在草原上奔驰的马作为他们的装饰背景，其实在草原上翱翔的鸟更是蒙古人的一种精神符号。写于1240年的蒙古史诗《秘史》就存有大量鸟的隐喻，写成吉思汗少年时到锁儿罕失剌处避难，引用一位长者的话：“小鸟被鹰隼所驱，藏身丛草之内，丛草也能救它的性命，我们难道还不及丛草仁慈吗？”藏身丛草的小鸟正是蒙古人依赖草原生存的习性。
《元史》中记载札木合对王罕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指成吉思汗）是鸿雁。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取暖。”鸟随季节而变化的习性正是蒙古人迁徙游牧的象征。
《秘史》中有成吉思汗对速不台说：“他们失败之后逃走，和带套竿的野马或中箭的鹿一样。捉住他们，如果他们飞上天，你就做鹰隼。如果他们藏在地下和雪猪一样，你应用铁锹掘他们。如果他们变成鱼，用网捞他们。”英勇善战的蒙古人，有着让敌人插翅难逃的气魄和毅力。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所著的《蒙古帝国史》中记载，蒙古口传故事《萨囊彻辰书》中呼唤死者的人说：“我君其如鹰而高飞乎？我君岂以长辈污秽而升迁乎？我君果遗弃妻子乎？我君果抛置仆从乎？我君如鹰鹘之搏击而去乎？我君如纤草之因风飘荡乎？我君享年六十六岁，岂临谁九色人等而逍遥以往乎？”人们用鸟的逍遥赞美死去的成吉思汗。
格鲁塞在另一部著作《草原帝国》中提到《元史》中王罕的诗体信件：“我飞过大山和捕鱼儿海子，我为你捕获了蓝翅灰色的仙鹤。”鸟在天空的追逐可以和马在草原相媲美。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自己曾说过一段著名的格言：“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伺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在成吉思汗的意识深处，永远保留着一种游牧狩猎者的本色。除了像鹰之凶猛外，还要有像乌鸦守夜的耐心和机智。这样才能在草原上纵横千里，上下翱翔。
德国史学家海西希所著《蒙古的宗教》中引用一首民间的诗句：“火母斡得罕·噶拉罕已诞生/当杭爱汗山还是一座土岭时，当榆树尚为幼苗时，当雄鹰还是一只雏鸟时，当棕色公山羊为幼羔时……当不而罕图山尚为丘陵/当草原尚在生长期/当云雀尚为雏鸟。”
如果说马是蒙古人外在的工具，形而下的，那鸟是蒙古人内在的精神，属形而上的。广阔的疆土，荒漠的戈壁、无垠的草原，迫使蒙古人有一种对空间和距离的征服与控制的欲望，鸟所具有的居高临下、轻巧、快速、飞翔、迁徙的特点，无不让蒙古人渴望与为之神往。
第三部分酒泉的酒
早就听说河西走廊号称“河西酒廊”，一路走下来河西各地酒风浓烈，河西四郡郡郡有酒厂。到了酒泉，就更不用说了。
见到好友何奇，握过手之后，他不是倒上茶水，而是从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拿出酒来，又取出两个茶杯各倒了半杯，就要和我干杯，着实吓了我一跳，喝酒不就菜，还真有点不习惯。
在兰州时，当地主人老罗说有一次他在天水正赶上下雨，便吟出一句上联，叫“天水逢天水”，我随口对了一句：“酒泉喝酒泉”，因为酒泉还真有“酒泉牌”的酒。
酒泉如今就在市东关酒泉公园内，说是公园还真是绿柳、假山、亭子，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了当年霍去病往泉水中倒御酒的那份豪情。而市中鼓楼四门的匾额点明了酒泉的地理位置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
说起河西走廊的酒，从当年边塞诗中便可看出，有关酒的诗句层出不穷，似乎征战边陲的男儿，只有饮酒的风姿才能体现出勇士阳刚之美。李白有一首诗说的就是酒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王维的那句千古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颀：“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岑参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唱：“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而在《白雪歌送判官归京》中又唱：“中军轩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还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看来岑参也是一个酒鬼，甚至他还专门写有一首《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的诗。张恒的《凉州词》：“垆头酒熟葡萄香，马足春深茴蓿长。醉听古来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