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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冲上去，多年停滞在屋顶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七八糟，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到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脏乱不堪的房屋，就是冯玉祥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过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冯家总算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也异常欣慰。
一天黄昏，冯玉祥的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冯母一手抓着冯玉祥的手，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眼睛直向他的左耳朵看着。过了一会儿，她对冯玉祥说：
科宝（冯玉祥的乳名），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冯母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冯父。两位老人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珍贵的微笑。
原来，冯玉祥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方短。这大概因为冯玉祥在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劳作，没有功夫顾及到孩子的正常发育。日子久了，冯玉祥的左耳朵就比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生长。冯母同冯玉祥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他取笑罢了。
1896年，冯玉祥父亲的队伍移防到直隶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全家遂搬出康格庄，迁到县城北关。自这以后，冯玉祥随军漂泊，很少有机会再回康格庄（1911年，冯玉祥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解回原籍，曾再回过康格庄）。然而，在康格庄的童年生活，却给他一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他在《我的生活》中所言：“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① 2。2 掇拾柴火
因为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得不帮同大人劳作。冯玉祥在七八岁的时候，便时时同家兄一起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的向草地里进发。拔草的地方，大都是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又是一种很好的燃料。一到收麦子的时期，冯玉祥常常与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们一起，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
夏天，高粱快成熟时，干了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披剥，据说这与它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按保定府的惯例，披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披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冯玉祥往往就把其他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披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披叶子的苦楚，没有干过的人是无法体味到个中滋味的。高粱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冯玉祥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自己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披。有时从早晨开始，冯玉祥就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披一整天，一直披到晚上，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披完了。出来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晚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而苦涩的粘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丫，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的树枝特别干脆，只要被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冯玉祥也常常穿杨树叶。北方的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到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冯玉祥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的。童年的贫苦生活，使冯玉祥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农民情结，也为他培养了终生体恤民众的情愫。
第一部分：平凡家世苦难童年 2
冯玉祥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冯有茂的薪饷不到月杪发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候，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于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冯玉祥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冯玉祥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比较值钱的整齐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连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了，家中再也找不到可典当的东西时，冯玉祥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
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冯玉祥在后头跟着。这时冯玉祥一面走，一面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叉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无论是典当还是赎当，都是冯玉祥最难堪的时日。那当铺里比成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在八九岁的冯玉祥面前，俨然是一座望而生畏的壁垒。因为东西不值钱，因为典当赎当太频繁，引起了当铺老板生厌。当小小的冯玉祥踮着脚，把重重的东西艰难地推上高高的柜台，向那柜台老板一遍又一遍地哀求呼唤时，那柜台老板，却不是呵斥辱骂，就是视而不理，甚至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推上柜台的典物给扔了下来。那时的乞求期待、进退两难和老板的白眼，真像万箭穿心。
冯玉祥在康格庄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只是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这个幸福，走上新的征途。
1891年的秋天，冯玉祥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的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有的福利，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稀罕。然而，对冯玉祥来说，在家庭情况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简直不啻于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冯玉祥的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之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有上学的机会。冯玉祥的哥哥冯基道便在他父亲的这种心愿之下，才勉强入了学。
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字志（治）斋，乳名北宝（冯玉祥的祖母取的名，意思是北方出生的），比冯玉祥大4岁，童年时代处处照顾着小弟弟。冯基道不到16岁时，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就投入淮军当兵。先在李鸿章的保阳马队效力，得到提拔重用。淮军改练新军后，被编入新军第四镇任职。民国期间，他晋升为陆军中将，后来转为文官。冯基道为人忠厚和蔼，晚年隐居天津、北平。 ②
冯基道念书的时候，还没有现代的新式学校，只有些“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的束 （学费），每年才六吊京钱，合三百个铜元。冯玉祥的父亲常常对大儿子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的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1886年（光绪十二年）正月，冯基道入学读书。1891年（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得七两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这样，他的学塾生活遂至此停止，总计上学共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 已经缴给先生了，不能退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冯玉祥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冯玉祥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冯玉祥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出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他真的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是在他脑子里盘旋着，使他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冯玉祥上学那天，由他父亲带着去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向先生叩头。冯玉祥恭敬地磕完头后，就坐到预先为他安排好的坐位上去，书房里的一切情景都使他感到新奇。霎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他眼前闪烁，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60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都是生疏的，使冯玉祥没法把捉，耐住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而且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理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书，就到了放学的时期，冯玉祥便住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冯玉祥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当时营中有一位贾少书，学问渊博，又能写一笔好字，对冯玉祥的影响很大。那时冯玉祥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都在他眼里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便事事都紧跟着他学，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那种热烈和认真的情形，真是少有。
第一部分：平凡家世苦难童年 3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冯玉祥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此他对于读书的兴趣，便一天天浓烈起来。
当时冯玉祥买不起纸笔，就用一根细竹管练习写字，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他父亲的朋友刘贺堂介绍，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冯玉祥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冯玉祥的书法，大抵有赖于此时的苦练吧。
第二年，冯玉祥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30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冯玉祥的兴趣。这样，他所得的益处当然很少。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冯玉祥不得不结束学塾生活。合计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生涯，便这样匆匆告终。然而，正是这短短的学习生活，为他以后的自学与成长奠定了基础。 3。“冯玉祥”名字的由来 3。1 十岁补兵
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冯玉祥的父亲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当兵。这个地方实行父缺子补，是有名的“父子兵”。也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外面不相干的普通人，是很难补进去的。冯玉祥的父亲没退伍，儿子自然不能补缺。但由于冯家生活拮据，家人都希望冯玉祥补上，多挣几两银子。可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冯玉祥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后来营中恰巧又出现了缺额，管带（相当于营长）苗开泰是冯玉祥父亲的好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提出：“这次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
旁人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把苗管带也问愣住了，因为他也不知道。接着那人就说：“让我问问去。”
苗管带生怕他这一去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别人抢去，便灵机一动说：
“别问了，我知道。”于是，随手写下了“冯玉祥”三个字。
苗管带这轻轻一笔，给冯玉祥取了一个吉利、好听的名字，也戏剧性地对他一生的命运作了最初的安排。
这一年（1892年），冯玉祥才10周岁。从此，冯玉祥这个名字就被叫开了，他的原名人们反倒知之甚少。
补上兵之后，冯玉祥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仍在家中生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正如冯玉祥在《自传》中所言：
“及年十二（指虚岁），以吾父与管带苗公开泰善，得以今名补保定练军恩饷一分。恩饷之制，凡营中官长子弟，例得补名领粮。唯兵缺甚少，往往纳资乃可得，余独幸早得，其于家计不无小补矣！然当时仍家居，从塾师读，刻苦求学，非大典未尝到营也。” 冯有茂南返后，冯玉祥“以孤童子留北，托命于戎行间”，常常“思及有亲而不能朝夕侍膝下，则深愧无以为人” 从此，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多挣银子，早日接家父回北方团聚。当时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待遇一般比普通士兵的待遇高出一倍。但晚清的兵都抽大烟，嗓子眼烟熏火燎喊不了操。
那时不会喊操就当不了官，谁能喊操就给谁补助。
冯玉祥左想右想，觉得当这样的教习他也许有点把握。于是他每天早晨天还未亮，就到东大校场放大喉咙学习喊操，“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从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都在燃放爆竹，拜神上供，忙着享受新年的欢乐。冯玉祥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他。如此单调乏味的喊操练习，他居然一直练了四年。每天早晨，黎明即起，引吭高喊，风雨无阻。他惊人的毅力，由此可见一斑。四年苦练，冯玉祥在部队里出了名，官兵们都知道他的操喊得好，声音洪亮、清晰、干脆，无人可比。
然而，懒人的社会却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练习喊操，声音宏大，操场离营房又不远，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他，他们送给冯玉祥一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他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他。对于这个绰号，冯玉祥欣然领受，并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对于这种凌辱，冯玉祥的几位朋友替他抱不平，要同讥讽他的人争吵，甚至动武。他对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让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后来，他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一直保存着，有时给人写字，他还要盖用这颗图章。
第一部分：平凡家世苦难童年 4
冯玉祥这样用功夫练习喊操，对于他身体的成长也有很大的裨益。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他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对摔跤、打拳、举石头等，他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冯玉祥一生体格强壮，精神健旺，恐怕也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冯玉祥四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练习喊操，又想方设法勤学苦读。冯玉祥心想：假使有一天，他真把书念好了，有了真知识，出人头地，那时就可以把父亲从南方接过来同住，那该有多好。当时，部队里有这样一条规矩，谁能背手枪说明书，增加一块大洋的军饷。这使冯玉祥如鱼得水，他在家中读私塾，教师要让学生先背下200篇再教，从而练就了他的背功，再厚的手枪说明书，他也能很快背下来。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私念以贫故，父子不能团聚，至分隔南北，则大忿恨，以为养亲乃人生第一要事，然谋养必资之财，而博财之道，非立图向上，无以为阶梯，而财之得积为成数以恣吾用者，则尤非节省不为功。自是立志以求上进，恶衣菲食，节俭自持，储财以备迎养也。”拳拳孝子之心，溢于言表。
百善孝为先，尽孝养之道，是人人之职志。早在1903年，冯玉祥长兄冯基道，得到山东税局的差事，把冯有茂从安徽巢县家乡接到了马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