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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正如父亲所说：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之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在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就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以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父亲同朱德、彭德怀立即签发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断敌运输、增敌恐慌、分敌兵力来困扰向太原进攻之敌，“便于主力打击敌人。”并具体划定八路军三个师担负地方工作区域。
各地游击战争相继展开，父亲即集中精力于部队政治建设和根据地建设。
红军改编时，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平型关战斗后，父亲派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结果，发现取消政委制后，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并有军阀习气滋生。父亲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即父亲同朱德、彭德怀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上报中央，得到张闻天、毛泽东“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的复电，要求仍用“政治委员名义”而暂不用“党代表名义”，以待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们再改。１０月１６日，中革军委为统一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发出《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任命父亲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自此，八路军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八路军又恢复了红军传统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
与此同时，父亲还集中精力制定政策，调配干部，开始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保定失陷后，父亲偕邓小平一同找王平、刘秀峰谈话，派他们到河北平山县，与李葆华组成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建立民主根据地。父亲特别强调，最根本的一条要借平型关大捷产生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建立武装队伍“不要像妇女绣花那样”；要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眼睛要看得远，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选”１０月２５日，父亲又和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晋察冀成立军分区时，王平被任命为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
这一时期，父亲及时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的经验，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和２２日先后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等四个问题。他强调指出：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3）
（一）必须提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土地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而抗战的军队与人民的自信心，都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
（二）必须动员全民族抗战和充分发动群众。“根据几个月来的经验，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需要艰苦和深入的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很艰难的。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的最好的宣传资料。”
（三）必须坚持持久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区域可以说是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四）必须注意群众利益和严明军队纪律。“我们看见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的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去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
二月中旬，为汇报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情况和讨论新的战时政治工作条例，解决一些干部问题等，父亲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时值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会议在延安召开，父亲即向大会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日战争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３天后，他又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八路军的发展情况及战区统一战线等问题。
此次回延安，不料竟使父亲不但离开了八路军抗战前线，而且使父亲的军旅生涯暂时画上了句号。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1）
正值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战前线之际，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原则分歧。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
据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和“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交给国民党指挥，进行阵地战，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抗战。
王明自１９３１年出国，在共产国际一住六年，既没有经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没有参加长征。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非常不足。然而，他却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指责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传达和阐发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人民战争的路线方针。尽管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也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父亲赴莫斯科。何以当此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作战重心转向津浦路，保卫武汉在即的严重时刻，抽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前往共产国际？我想这之中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父亲虽然因在前线，未出席“十二月会议”，但他不但在抗战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致，并且他有山西抗战的实践，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决策人中是不多的。因而，不论从抗战理论还是从抗战实践的高度，他的宣传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二，父亲的个人经历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是１９２１年中共筹建中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大”学习的早期共青团员；旅莫期间曾任中国班支部执行委员；曾担任中国班“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逝世，他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活动；１９２４年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６年二次赴莫，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六次扩大会议……父亲的这些经历，有助于获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既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又与共产国际有诸多交往，这便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真正沟通的最好桥梁。
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早晨，料峭春寒中，一辆卡车载着父亲、母亲及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张太雷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驰离延安，准备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
这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尚未叛变，这条路即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
不料，西行途中，父亲突然接到延安转来的噩耗，祖母于３月１８日在老家病故。父亲顿陷悲痛之中。祖父去世时，他就远在异国；此番祖母病亡，父亲又在出国途中。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啊！更何况，此番赴莫更肩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父亲自然无法奔丧，只能复电致哀，以寄对祖母拳拳的思念。
大约３月底，父母一行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自王明回国后，就由在苏治病的王稼祥暂时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父亲一来，一心想回国参加工作的王稼祥当即准备返国。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2）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４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一份１５ ０００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全文分五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报告》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说明自“七七”以来，８个月的抗战中，中国虽然遭受了一些失败，但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有着很大的发展，增加了敌人的重大困难。八路军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在山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队伍，时常截断、扰乱敌交通运输线，打击敌运输部队，使敌人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威胁。这些游击队不仅战斗力逐渐增强，而且逐渐形成军队，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敌占区无法巩固；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占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５月１７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就上述书面报告又从四个方面做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父亲说：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抗战中部分的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解决；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因此，目前中国党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父亲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指出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则对中共怀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既以自大主义、非平等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又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及其统治地位，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以期借“统一”之名，将中共纳于“他的控制之下”，或逐渐削弱共产党，或使中共“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面对国民党的态度，“要使国共两党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就必须使国民党的“机构进步”，才能完成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父亲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汉奸的破坏等’。”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3）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父亲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父亲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６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７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父亲，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９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