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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强调指出：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他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他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必要性：“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并强调：“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做法，“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为此，又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父亲代表中共中央就重新审查１９３５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由此，他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高干会议胜利闭幕！
这时，刘少奇伯伯已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父亲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
3．在延安整风中（5）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又亲自代表中央书记处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改“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为“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合并中央工委、青委、妇委，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义。
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于２０日正式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
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之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
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
……
为统一党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决定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战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上述同志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负责。
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书记处的领导时期，这大约也是党中央工作机构最精练的时期。
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开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上旬，父亲集中精力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的会议，会议特别是对于１９３１年初到１９３４年底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以便从社会、历史、阶级、思想根源上全面地认识和批判王明路线，弄清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真正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
会议期间，父亲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去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当时王明正在病休，自３月２０日中央调整机构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父亲对王明说，要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为了党。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明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思想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并劝王明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父亲又对孟庆树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反省过去，帮助王明，只要从党的立场出发，许多问题就会慢慢认识清楚。
谈话后，父亲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父亲也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
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父亲对他１９３１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他讲道，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泽东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苏区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批评中央苏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因此，在苏区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的争论”。父亲说，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及主张开辟闽浙赣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权力领导前方军事”，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而我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他们对我发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即被博古等人认为“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１９３８年到莫斯科及１９４０年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的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思想方法”。
3．在延安整风中（6）
毛泽东对父亲那一段的评价则是“功大于过”。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毛泽东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左”倾路线错误。还提醒大家，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4．“七大”前后（1）
１９４３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中国华北敌后抗战度过严重困难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华南抗日纵队也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加强，变得更为主动。因此，在中日战场，日军作战日趋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到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更加注意发展边区的建设。１２月２２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七人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
此后的３个多月里，父亲除处理日常工作外，从１月１３日至２月１１日连续近一个月的时间主持经济座谈会，并和高自立等边区干部谈话，了解财政、建设、生产和贸易等情况，以及１９４４年生产投资计划等；出席指导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听取南汉宸、霍维德等关于财政、金融、贸易、生产专题发言；听取贺龙关于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总结报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父亲撰写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准备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作报告。毛泽东阅后作了补充和修改并批示：（一）印五千本，发给五千个干部阅读，标明“党的高级干部读物，不得遗失”，送少数本到敌后根据地去；（二）在高干会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和中直可去三百人左右。另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一次。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８日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讲演。
父亲认为，目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已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逐渐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
为此，对边区经济工作他提出三个基本方针：一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二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三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在这里父亲特别强调，做好财经工作，“首先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要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旧的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
在演讲中，他还主张边区现在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的干部，不仅是供给边区的需要，而且把有经验的干部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各根据地党委也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使他们专门向这方面发展，以“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不久可能召开的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在上述基本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工作更有章法。
５月，父亲放下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研究指导，又接受了党的“七大”议案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亲眼见到父亲的忙碌，但从党的历史中我却不难看到父亲的身影。１９４０年３月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即开始投入筹备中共“七大”的工作，如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结束，历时１１个月，先后召开八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4．“七大”前后（2）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３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５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并初步拟定了“七大”日程：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报告。此外，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３人分别作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三地区的工作演讲。
七中全会开幕前１１天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彭真、高岗组成，１９日增补博古参加，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为了让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父亲立即投入主持起草工作。他不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为了赶时间，秘书们都是连夜复写，据原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张树德回忆：“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写，终于在１９４４年５月七中全会开幕当月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
这一稿是在毛泽东１９４１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基础上草拟的。
这一稿共九千多字，分六个问题：
（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
父亲起草的稿子较《历史草案》有三点“新贡献”：
第一，重新评价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指出：
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