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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
第二，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未能因立三路线受着重大的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
父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初步概括为：
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
第三，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父亲写道：
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4．“七大”前后（3）
父亲及时地将草稿提交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对此，胡乔木曾说：“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此后，胡乔木以父亲的稿子为基础又重新起草一稿，父亲修改了三次。最重要的修改，是对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加写了近５００字一长段话。父亲写道：
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具体分析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地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
此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父亲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讨论意见，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他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点提纲式的意见在后来张闻天的改稿中得到展开论述。
最后，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和建国方针，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改为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父亲为首组织修改，胡乔木说“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达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父亲终于完成了党的重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在整风运动基础上，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４月２３日，大会开幕。父亲以会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
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斗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是洪涛险浪中的舵手。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4．“七大”前后（4）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大会按预定程序热烈进行。代表们发言踊跃，父亲也忙里抽暇撰写了书面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谈四个问题：（一）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二）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三）建设事业的重要；（四）关于党的领导。
父亲分析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本质，认为“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很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同时存在，而逐渐达到统一的联合政府。一种是在长江或黄河以北无产阶级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府；一种是在国统区内暂时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一种是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也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之变化而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最终达到优势。他指出争取形势好转，取决于我们力量的更加增大。他说：
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
父亲大为赞赏毛泽东，他说：“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因此，必须扩大自己、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
父亲在书面发言稿中，还特别强调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他说：
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他主张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加以优待和改造旧的工程师、技师、教员等，“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青年工人、农民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总之“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
６月９日，父亲以全票通过当选为中央委员，是４４名当选中委中４名获全票之一。
次日，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向代表们作了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一个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他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６月１１日，历时５０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父亲担任会议临时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１３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根据中央书记处分工，父亲继续分管书记处日常工作、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及西北中央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工作。
4．“七大”前后（5）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年仅４１岁的父亲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之一，应当说也是一种众望所归。然而，不幸的是，五位书记中年纪最轻的父亲的健康却每况愈下。是年１１月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中央主要干部体检，发现父亲不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且动脉血管严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且脑血管供血不足可能影响视力，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为此，米大夫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为新中国奠基
1．在国共和谈中（1）
“七大”胜利闭幕，肩负着全党赋予的重担，拖着多病的身躯，父亲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为新中国奠基的拼搏。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８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新增选的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彭真以及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等一起，经过一整夜的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为了巩固我党的地位，毛泽东作出了把我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安排。
８月２８日中午，父亲和大家一起来到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飞赴重庆。随后，即与刘少奇、朱德、陈云及彭真组成以刘少奇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配合重庆谈判期间调兵遣将、派员赶赴东北开辟工作的任务。这期间，父亲夜以继日地与刘少奇等共同决策并起草文电、与奉命离开延安的干部谈话等，实施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
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谓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重要战略决策，有力地配合了和谈。
日军投降月余，蒋介石即调运３７个军，７３个师的兵力，沿平绥、正太及平汉路向解放区进犯，企图夺取华北、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分割解放区，打开向东北的通道，并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平津及青岛、秦皇岛运兵。面对蒋介石边和谈边大举向北调兵的局面，９月１７日深夜，经过白天政治局会议的深入讨论，刘少奇、朱德和父亲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日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
方针确定之后，是紧张的调兵遣将。经过一周的努力，９月２６日，中央书记处预计，在一个月内，我们军队在冀东可集结八至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两个月后有把握进行作战。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父亲说：“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中国革命提早若干年成功；掌握不了，可能延迟若干年。“只要掌握东北，别的地方失掉一些也没有什么。”在这里父亲又一次重申了他在“七大”书面发言中对“力量”的认识，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力量竞赛。”毛泽东后来则说：“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动军队。”
其实，早在８月底决策酝酿之中，父亲即为书记处拟电致吕志恒、柳云光、邹大鹏、于克并中共山东分局：“同意由胶东派一批干部经海道去东北开辟工作”；９月上旬，又召集中央青委冯文彬、蒋南翔等谈话，要他们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辟工作，说：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到东北后，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
９月１４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９月１８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贺龙、林枫、吕正操、李井泉、彭绍辉的指示电，指出，开辟东北工作，争先组织武装、发动群众，以便能掌握东北，是当前党的最大任务。望林枫从已到晋西北及能从晋西北派往东北的干部中挑选一二百精壮而重要的中上级军政干部，经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赶去东北；吕正操率一个营兵力取捷径赶往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往沈阳方向……
1．在国共和谈中（2）
在延安的许多东北籍的干部整装即行。担任延安市青救会宣传部长兼俱乐部主任的褚志远加入东北干部团，行前曾到父亲那儿辞行。他回忆道：
我到枣园去辞别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和蔼可亲地询问了我的近况，得知我将带爱人肖梦和不满两岁的孩子延风赴东北，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情况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我告诉弼时同志，中组部通知我必须带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弼时又问：“你和肖梦同志带孩子赶路不方便，有牲口吗？芽”我回答“没有”。弼时同志又问：“还有什么困难吗？芽”看到我不肯提困难，他笑了：“咱们都是一无所有，我知道困难是很多的，好吧，我给你写个条子，到中央办公厅找赖际发同志，让他批你一点钱。”说着，提笔写道：“赖际发同志：宗池？穴褚志远的化名——作者？雪同志东北人，组织决定他和他的家属同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请你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