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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
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OKH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4）
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克塞诺丰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Xenophon）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
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
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军团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
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5）
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威席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