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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6）
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7）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
第十一部分 参谋总长苏军的攻势（8）
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军团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
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
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OKW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
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
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