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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带着未完稿又开始了时间更长更久的流亡写作。
我先是投奔了户县李连成的家。李氏夫妇是我的乡党，待人热情，又能做一手我喜爱吃的家乡饭菜。一九八六年我改抄长篇小说《浮躁》就在他家。去后，我被安排在计生委楼上的一间空屋里。计生委的领导极其关照，拿出了他们崭新的被褥，又买了电炉子专供我取暖，我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感激，说我实在没法回报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妇女，我宁愿让他们在我肚子上开一刀，完成一个计划生育的指标。一天两顿饭，除了按时去连成家吃饭，我就呆在房子里改写这本书，整层楼上再没有住人，老鼠在过道里爬过，我也能听得它的声音。窗外临着街道，因不是繁华地段，又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喧嚣。只是太阳出来的中午，有一个黑脸的老头总在窗外楼下的固定的树下卖鼠药，老头从不吆喝，却有节奏地一直敲一种竹板。那梆梆的声音先是心烦，由心烦而去欣赏，倒觉得这竹板响如寺院禅房的木鱼声，竟使我愈发心神安静了。先头的日子里，电炉子常要烧断，一天要修理六至八次；我不会修，就得喊连成来。那一日连成去乡下出了公差，电炉子又坏了，外边又刮风下雪，窗子的一块玻璃又撞碎在楼下，我冻得握不住笔，起身拿报纸去夹在窗纱扇里挡风；刚夹好，风又把它张开；再去夹，再张开，只好拉闭了门往连成家去。袖手缩脖下得楼来，回头看三楼那个还飘动着破报纸的窗户，心里突然体会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境界。
住过了二十余天，大荔县的一位朋友来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说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几间空余的房子。于是连成亲自开车送我去了渭北的一个叫邓庄的村庄，我又在那里住过了二十天。这位朋友姓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楼上的一间小房。白日里，他在楼下看书写文章，或者逗弄他一岁的孩子；我在楼上关门写作，我们谁也不理谁。只有到了晚上，两人在一处走六盘象棋。我们的棋艺都很臭，但我们下得认真，从来没有悔过子儿。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他家的楼房又在村头，后墙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邓庄距县城五里多路，老马每日骑车进城去采买肉呀菜呀粉条呀什么的。他不在，他的媳妇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门去了。我的小房里烟气太大，打开门敞着，我就站立在楼栏杆处看着这个村子。正是天近黄昏，田野里浓雾又开始弥漫，村巷里有许多狗咬，邻家的鸡就扑扑棱棱往树上爬，这些鸡夜里要栖在树上，但竟要栖在四五丈高的杨树梢上，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二十天里，我烧掉了他家好大一堆煤块，每顿的饭里都有豆腐，以致卖豆腐的小贩每日数次在大门外吆喝。他家的孩子刚刚走步，正是一刻也不安静地动手动脚，这孩子就与我熟了，常常偷偷从水泥楼梯台爬上来，冲着我不会说话地微笑。老马的媳妇笑着说：“这孩子喜欢你．怕将来也要学文学的。”我说，孩子长大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让弄文学。这话或许不应该对老马的媳妇说，因为老马就是弄文学的，但我那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片真诚。渭北农村的供电并不正常，动不动就停电了，没有电的晚上是可怕的，我静静地长坐在藤椅上不
起，大睁着夜一样黑的眼睛。这个夜晚自然是失眠了，天亮时方睡着。已经是十一点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个感觉里竟不知自己是在哪儿。听得楼下的老马媳妇对老马说：“怎不听见他叔的咳嗽声，你去敲敲门，不敢中了煤气了！”我赶忙穿衣起来，走下楼去，说我是不会死的，上帝也不会让我无知无觉地自在死去的，却问：“我咳嗽得厉害吗？”老马的媳妇说：“是厉害，难道你不觉得？！”我对我的咳嗽确实没有经意，也是从那次以后留心起来，才知道我不停地咳嗽着。这恐怕是我抽烟太多的缘故。我曾经想，如果把这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完稿的多半年时间里所抽的烟支接连起来，绝对地有一条长长的铁路那么长。
当我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的一张，我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前住过的房间里。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李氏夫妇瞧我脸面发胀，食欲不振，想方设法地变换饭菜的花样，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的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大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对我来说，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
一九九三年正月下旬
方英文
在我的朋友中，英文忠厚而幽默，我很爱他。他供职于我的家乡的那个州城里，文人都知道他，尤其乡里的那些作者、读者，地里的萝卜长青长白了，红薯真红了，就记起了他。但州城所有商店的营业员不知道，因为他不讲究穿，也没有以漂亮的媳妇而给人炫耀的意识，每次与妻子相隔了距离去商店，他总蹴在门口台阶上吸纸烟。前些年我进商州，找的是何丹萌，后来何丹萌调走了，那间霉而黑的屋里接替的是他，我就又找他。那间屋子一直住文人，且两位主人都给我备有被褥，我觉得我与这间屋子有缘分，曾一次梦里梦到几百年前这
块地方就是我家的。每次去，方英文说：“元春又省亲了？”我说：“再投奔梁山嘛！”
我回乡的样子很野，挎包里塞一件换洗衣裳，装一册《道德经》一册《诸葛神数》，两条纸烟，牙刷和钢笔全在口袋了，一下车进商州，喜欢买囫囵一张“锅盔”大饼，一边走一边拧着吃，见着他，手里还剩多半张，他总要说：我给你照张相！但他没有照相机，多年来还是没有。
他儿子两岁，要儿子看着我，问：“他是谁？”儿子说：“贾平凹！”他说：“小孩不能叫大人名！你重说。”儿子说：“是人。”他于是说：“我这儿子是哲学家呀，是现代派呀！他虽然刚才叫你名字，可证明你名字老幼皆知嘛！”
住下的这个夜里，他必然就开始攻击我的文章，朗读他的文章，直朗读得我的头枕在床头昏迷了，他说：“你不会欣赏！”把被子替我掖好，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就来打门，端一杯奶和两根麻花要我吃。我正要感激他，他从口袋又拿出那文章从头又念，连标点也念。我说：“还好。”他说：“不好，是麻花好。你不是个君子！”
他的妻子极像山口百惠，十分疼他，稍不见他，就在门口呼唤“方英文”。他一听见就得意了，说：“她离不得我！”单位派他出差，他要对妻子说：“你要想我了，就看咱们儿子，那是我脱的壳。”但突然一次吵架了，竟然说出个离婚二字。他说，你敢写离婚书吗？妻子没想真的写了，他看着离婚书脸都绿了，但很快说：“写得不错，只是两个字错了，你改一改。”妻子扑哧笑了，世界从此和平，此事他好得意，作为经验传授我四次。
一次我应约写一篇创作谈，他知道了，说：“搞不了创作的人才常常写创作经验的。”我很窘，把那篇文章揉了，以后再不写这类东西，也不读这一类的东西。
他常给我来信，无事来信。听说我当了一个社会上的名誉性的官儿，来信的一页纸上四分之三是他给我送头衔。我不敢迷那些虚名了。以后有人当众张扬我是什么什么职名儿时，我就觉得他在笑我，于是就摆手，说那些名分是追悼会上才用的。
有一阵他来信爱作画，先是一杯茶，我就回信画一壶酒，他于是又来一盘鸡，我到后来干脆送他一海的酒一林的肉，他愤怒了，来信说他先是君子，是我勾引他也成吃喝小人。最短的一封信，是他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想我！”
我确实想他：他有挺阔的嘴，胖胖的屁股，一边和我下棋一边放屁。而儿子忙乱地掀他的衣服，扰乱得棋下不成，责骂儿子，儿子却说他在寻放出的屁哩；然后一块儿去厕所，两人亲自小便，说些同厕所一样不卫生的趣话；然后我们谈文学；或者像考状元一样相互命题作文。
夏天里回商州，他说某某杂志开辟了他的小说特辑，某某评论家撰写了对他的批评，“真的，大有成名的迹象了！”我没有理他，也宣布不写一个字吹捧他，人太熟了，容易捧杀或棒杀，现在文坛上佛魔不分，天才与小丑混淆，我不落嫌疑和罪恶。他也说：“看你写我的批评真还不如听我老婆的读后感。你要实在想写我了，以我为题材写你的散文去！”
于是我写了以上这些。
朋友方韵
方英文是我的朋友，住在商州；方韵是方英文的儿子，今年四岁。方英文常常抱怨方韵个头不长，别人家门扇上测量的刻线一条一条的，他家的门扇上只有两道。方英文说：“儿呀儿呀你几时才长个儿呀！”方韵说：“爸呀爸呀你几时才升工资呀！”方英文没了脾气。方英文因职称评定生过闷气，从此胃不好，爱放屁，每次方韵掀了他的后襟说要寻气蛋哩。方韵把下雪不叫下雪，叫“天脱皮呢”。说眼睛看不见了是“眼睛灭了”。方英文的住屋窄狭，隔壁却有个有权人家房子多得作了鸡室，鸡一打鸣，方韵就说“鸡响”了。鸡响了，方
英文烦得就到凉台上去，拿望远镜往远处看。一看看到对面楼上一家窗口，里边有女人擦澡的，人家用报纸贴在窗子上，上面写了三个字：没意思。方韵偏问：“没意思是啥意思？”父子俩晃荡晃荡到街上去，街心花园里有两只鸽子，一只白的，一只黑的，正亲喙嬉耍哩，方韵说：“爸，你说哪只是女的，哪只是男的？”方英文说我不知道，方韵得了意：“我知道！白鸽子是女的，黑鸽子是男的。”方英文问为什么？方韵说：“因为你黑，我妈比你白。”这时候，迎面走来一对夫妇，却是女的奇黑男的特白，方英文要告诉儿子了：你的判断是不牢靠的。方韵一脸疑惑，回到家后突然想通了，说：“我知道了那女的为啥黑？因为男的打麻将，女的脸气黑了，你每次打麻将，我妈脸就黑了！”方英文骂了一声把他妈的。
方韵是方英文的反对，方英文虽然心里不受活，但方英文是作家，写文章就常要引用方韵的语言。文章发表了，在家一边抖着稿费票子，一边念了给方韵听，方韵说：“用我的话，没意思。”方韵看不起方英文，也看不起我，方英文来信说：方韵还认不得字，但能识得你的名字，在家翻杂志，每每看到你署名的文章，就说：“又是贾平凹！”极鄙视的样子。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５日
说白烨
陕西有两个姓白的走了北京，一个是作家白描，一个是评论家白烨。北京城里从来是水深浪大，两个人却都活得头角峥嵘。原本长安城里也应是藏龙卧虎，但毕竟是藏与卧的，水土养人难留人，他们走得好。遗憾的是他们开始说京语，声声不入耳，我一见到他们就强迫用秦腔，秦腔在唐代仍是国语嘛。
第一次认识白烨时，把烨念错为桦，在众人面前很窘了一回。白烨说：有一个大人物看
了我在某报上写的文章，也念为白桦的，白桦那时受批判，大人物就批评报社为什么还发表白桦的言论？报社负责人忙去解释了是白烨不是白桦，桦是木之旁，烨是火之旁。我说：啊嗬，那我也是大人物了！
白烨是黄陵人，那里产煤，据说煤质优良，无烟，用报纸能点燃。我说，女人嫁到你那儿要尿三年黑水。白烨说：那里人是走虫。白烨尤其能走，他每年回陕西数次，不是来组织书稿，就是来联系出版方面的事。回陕如元春省亲，朋友们都要看看他，他也一一要回访，那些日子，分分秒秒都得计算。但是再忙，他都要抽空回老家去看望娘，再累，头发总梳得光光的，到任何地方了脱了大衣要挂着或叠了放好。他走后，朋友们常感叹他的孝道，朋友们的老婆却羡慕人家这男人的整洁。
白烨的忠实可靠是著名的，大凡委托他的事，只要承诺了，没有不落到实处的。我们笑他：若做大官，可以当顾命大臣，若在戏文里，是《赵氏孤儿》中的角色了。现在做忠实可靠是需要有情操，有大境界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出了一个白烨，他当然是人缘极好，在京城，在长安，在外省很多地方，都有一群喜欢他的女人，不管什么年龄层次，也不管什么政治艺术见解。常常是甲与乙生分，但甲与乙皆与白烨友好，白烨因此也做了许多团结工作。他年纪并不大，地位并不高，一张辐射的蛛网中间，守定的应是一个肥大的老蜘蛛，却是白烨。
这样的人，天生应该做编辑。
白烨就是个好编辑。
有人能写文章却耐不得编稿子的琐碎，有人能耐得其烦又缺乏鉴赏力，有人能写能耐能鉴赏但又没有长久的热情，而白烨恰恰具备了一切。我见过他为自己的文章而得意，更见过他读过别人的文章更激动的样子。我差不多每年都收到过他编辑的书籍，来信中喋喋不休地介绍此书内容如何之好，又反复征询此书版式怎样，封面设计怎样，虽是征询，其自满之情溢于纸面。和女人在一起不敢问起她的孩子，与白烨在一起，不要提说他编辑的书。
一九九三年初，我躲在西安郊县写《废都》，写得很苦，很寂寞。白烨来了，有客自远方来，我们都不亦乐乎。白烨那次来陕是编印一套丛书的，数日里寻找，寻不着，终打听清人在郊县，不顾一切就跑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我说：“不，是上帝让你来取书稿的。”他叫道：“写完了？！”高兴地要把我抱起来。这一夜，我没有让他走，我们吃搅团，吃酸菜，谈创作，谈编辑，几乎没眨眼。翌日清早，我们用硬纸夹夹了近一尺高的手稿，拿绳子反复扎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再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背走了。这部十多斤重的，耗费了我半年心血的手稿，白烨一直背到了北京，亲手交给了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白烨曾经他手为我托带过好几部手稿，这一次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传奇。
我作为作家，白烨给了我相当多的智慧上的启示和生活上的照顾，作为主编《美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