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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江地区，自卫军余部于1933年下半年陆续活跃起来，成立起各种名称的山林队，中共遂派党员进入各山林队开展工作。于8月上旬，联合各山林队成立了“东北民众反日义勇军”，青山为总指挥，高裕堂为参谋长，共产党员张文藻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3个大队，共550余人。中旬，联合军向汤原县城发动猛攻，虽未攻克，但鼓舞了抗日士气。不久各部在转移中失去联系，联合军实际解体。10月间，汤原、鹤立的日本宪兵队进行大搜捕，使汤原县委和各地党员损失很大。不久，夏云杰领导重建县委，并于11月末建立汤原游击队。
1934年2月，关东军为消灭吉东北及下江地区抗日武装，命第10师团（含第2独立守备队）、第14师团在各自的警备区域内展开讨伐，特别对下江地区要求两师团密切配合，“以期彻底剿匪”。面对敌人讨伐，汤原游击队避其锋芒，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2月讨伐”。7月，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夏云杰为政委，李仁根为参谋长，辖4个队，150余人。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2辑。暴动发生后，敌调集大批兵力，对暴动农民和当地群众疯狂报复、屠杀。从3月12日起，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在敌大兵压境下，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推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总指挥，辖5个大队，共1400余人。3月19日，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救国军阻击，日军死伤北川大尉以下74人。救国军伤亡约30人。此后，救国军以横岱山为屏障，与敌展开游击战，多次袭击日本移民团和矿山。在5月初攻打湖南营移民团的战斗中总指挥景振卿壮烈牺牲。不久谢文东率队东去虎林，在敌军的围剿和“政治工作”之下，部队离散严重，到7月底谢率部返回土龙山时，队伍仅剩300人。
在完达山区，自卫军将领陈东山收集余部，并联络救国军余部，组织起2000人的队伍，在密山一带活动，另一支自卫军高玉山部于3月初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吸收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个旅，约5000多人。5月下旬连克饶河、抚远，控制了三个县地区。中共组建的游击队也加入高部，编为特务营。
8月，敌松田联队率日伪军千余人讨伐高部，先占黑嘴子，再围虎林城，高部奋战未能抵住，8月23日虎林陷落。高部经过整顿，于 1月下旬反攻包围虎林，与敌激战，特务营3连几乎全体阵亡，高率残部于1月底退入苏境。此前陈东山部在密山一带亦受到敌人重兵压迫，由密山县南进入苏境。日伪军继续向北推进，于2月初和中旬占领了饶河和我国最东北角的抚远，至此，东北的县城全部陷落。
到1934年春，东北抗日武装的特点是，义勇军和绿林抗日武装日趋衰弱，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起来。整个抗日武装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不断提高。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6）
四日伪1934年秋冬季大讨伐
1934年2月的日伪讨伐以后，关东军认为：“反日满政治匪群几乎消灭，而且红匪的根据地大部覆灭……满洲的治安急速恢复，概已乐观。”佐佐木到一：《关于对满洲治安现状的悲观事态》东洋文库藏。于是关东军按既定方针，除在少数地区仍然分散配置外，从1934年3月开始，撤收分散配置，各兵团集中训练，转向对苏作战准备，治安任务则逐渐由伪军警等承担起来。伪满改称帝制后，计划将东北4省划分为10省，伪军的治安警备也根据这一变化，于7月撤销原警备司令部，改设军管区制（参见伪军一章）。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夏，日伪的重点讨伐主要指向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及锦热地区。
在治安措施方面，为与关东军的集团配置相配合，日伪认为治安维持会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在主体上应转到满洲国方面上来，日军处于指导和支援的地位”。《满洲国警察史》第292页。在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下，增设了地区治安维持会，县治安维持会也进行了改组，基本上由伪县长担任委员长。其他各项“治本”工作，宣传工作等也得到加强。虽然敌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讨伐更加残酷，但东北人民没有屈服，顽强坚持抗日。
一方面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它是目前满洲反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几个重要游击区域（南满、东满、珠河等）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队伍中的中心力量和运动中的骨干与领袖。”《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连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干部具有一定的觉悟，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持着思想上的宣传性，在这一点上同一般土匪或政治匪有所区别。”《满洲国警察史》第294页。
另一方面，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军，队伍越来越分散缩小，许多首领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带领队伍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由于党加强了在抗日军中的基层工作，使许多武装接受党的领导，壮大了统一战线下的抗日队伍；许多较小的武装往往几股联合起来，共同抗敌。
由于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日伪的讨伐重点也逐次指向这些队伍及其所在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武装，成为这一时期抗击敌人讨伐、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在东边道地区，杨靖宇率领的独立师忽而南下，忽而北上，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为彻底“治安肃正”，于8月初制定了《东边道特别治安工作实施要领》。9月初，日军在三毛司令官的指挥下，出动本间、浅野、川村、板津、胁坂、岩永等支队，以及大批伪军警和自卫团，开始“东边道联合秋季大讨伐”。东边道军民不畏强敌，开展游击战争，在9月至11月初的两个月中，与敌战斗158次。
在对敌斗争中，党注意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改造各抗日军，在江南先后建立起6个游击大队。在江北9月时被改编的直属游击连已达18个。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壮大起来。
11月上旬，在粉碎了敌人秋季讨伐攻势的形势下，在临江县（今浑江市）四道二岔地方召开了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辖2个师。尔后第1师以龙岗山脉为后方根据地在通化，临江、柳河、新宾等地活动；第2师以江、金川、抚松为后方根据地，中心活动区域为磐南、海龙、西安、桦甸等地。
1935年1月，日伪又展开冬季讨伐。我军分散活动，与敌游击周旋，军部在杨靖宇率领下，1月中旬在临江县红土崖伏击伪军1个骑兵连，缴获枪马甚多，但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敌人的冬季讨伐未获成果。
4月，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一部，第3次进入桓仁宽甸游击区，5月中旬在桓仁样子沟战斗中，1师师长李红光身负重伤，光荣牺牲。5月底，除留一部开辟辽东游击区外，杨靖宇率部返回临江根据地。敌除集中主力讨伐杨靖宇部外，还用相当兵力，讨伐了王凤阁部。
在东满地区，日伪讨伐的主要目标是2军独立师。讨伐开始后，独立师实行战略转移，各部主动撤出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原根据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反击敌人的讨伐。从1934年冬到1935年4月，较大战斗达40余次，其中较著名的战斗有，1月的安图车厂子战斗，4月的大荒沟包围战和安图伏击战等。
1935年5月30日，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2军成立后，注重恢复和发展与各抗日军的关系，在《告各反日部队的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得到各抗日军的拥护，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救国军吴义成部、孙团、李团、史旅等约1500人；反日山林队有久战、爱民、靠友、青山等部。
在2军成立前后，根据3月联席会议的决定，1、2团挺进敦化、额穆地区。3、4团进军宁安，东宁地区。其中，1团在西进途中，于5月2日在哈尔巴岭颠覆了从朝鲜会宁开往长春的202次国际列车，敌报道这是“京（长春）图（们）线开通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协和》第9卷第148号。3、4团在北进与4、5军取得联系开辟新游击区的进军中，6月间，在东宁县老黑山痛歼伪靖安军1个连百余人。
在绥宁地区，主要是周保中率领的绥宁反日同盟军的活动地域。日伪为消灭同盟军等抗日武装，除在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加强守备外，还调来靖安军进行专门讨伐。日伪还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企图从内部瓦解同盟军。9月开始，日军出动若干部队，配合伪靖安军等发起讨伐攻势。我军各部队化整为零，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
1934年底，敌又开始进行冬季讨伐。重点指向东南山（二区）和西南山（三区），采取分割包围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企图诱我军决战。我军仍坚持游击战，与敌周旋。其中较大的战斗有岔沟、二道河子和猴石战斗。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7）
1935年2月10日，根据党的指示和决定，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原同盟军大部基本接受改编，至3月编成2个师，7个团，19个连，近千人。其中党团员占20％～30％。这支部队由此成为党直接领导的统一编制的抗日武装的基本队伍之一。
5军成立后，积极展开破袭战、伏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较著名的战斗有石门子和二道河子伏击战。5军在作战中还大力进行宣传工作，连伪靖安军也出现厌战和动摇。伪军哗变屡有发生。5军声威日高，队伍不断壮大，仅1师就由200人扩充到千余人。
1935年4月，5军分析形势，决定组成两个派遣队，扩大游击根据地。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领东进。曾到达穆棱、勃利等地，与4军配合作战。西部派遣队，于1935年7月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西征，开辟额穆，敦化新游击区。其余留原地活动。
在哈东地区，1934年秋赵尚志率领的哈东支队，在哈绥路两侧的珠河、延寿、宾县、五常、双城等县相当活跃，建立起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游击区和以秋皮囤为中心的道北游击区。敌人污蔑这块抗日根据地是“共匪的哈东乐园”。在1934年秋季的讨伐中，哈东地区也是重点地区之一。日伪采用占点拉线，分段围剿的手段，企图将抗日武装分割歼灭。然而，敌之讨伐连遭败绩。
在11月的肖田地战斗中，我军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敌人惊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然后我军化整为零，四处袭扰，敌人的秋季讨伐以失败告终。
11月以哈东支队为基础，正式组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下暂编第1师（独立师），辖3个团。第3军刚刚成立，日伪又调集伪军千余人，展开对哈东地区的冬季讨伐。3军各团分别在各地区中打击敌人，其中1团在刘海涛率领下，在延寿新开道与伪警察大队的遭遇战中，将敌延寿县日军指导官击成重伤毙命。我军取得了冬季反讨伐的胜利。
3月初，赵尚志在方正与原自卫军李华堂部和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会合，经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谢文东任军事委员长，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3月8日，联合军450人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在锦热地区，自《塘沽协定》后，大股义勇军的活动基本消失。但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郭文联的“仁义军”，李天德的热东义勇军，以及高鹏振、刘振东、周荣久等部仍然坚持斗争。1933年12月，一支声威大震的抗日军在热南诞生。这就是孙永勤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1933年11月间，日伪强行收缴武器，兴隆县黄花川自卫团总孙永勤早就不堪忍受日伪统治，遂联络民众，于12月11日举起抗日旗帜，成立“民众军”，孙永勤任军长。1934年1月队伍发展到500余人，转战于黑河川，黄花川一带。5月初，在中共京东特委成员王平陆等人的帮助下，队伍改编为“民众抗日救国军”，辖4个总队，约4000人。孙部自抗日以来一年间，先后拔掉敌据点百余个，歼敌1500人。孙文炳等：《民族英雄孙永勤》。1934年8月，敌企图诱降孙永勤遭到拒绝。之后敌调集1500余人；施以毒气战等残酷手段围攻救国军。孙率部浴血奋战。1935年2月，被敌包围在承德老梁山，救国军顽强战斗，歼敌甚众，但我也伤亡600余人；后向黄花川突围，又有千余人失散。
2月下旬，孙永勤考虑到在热河孤立无援，敌人围剿日甚，决定进军长城内争取援助。孙率3000人南下，到达洒河川一带，敌遂调集第7师团及伪军进行围追堵截。此时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支持孙部抗战，反而配合日伪“协剿”救国军。5月22日，日伪军越过长城大举进攻，南面国民党保安队等出动堵截，救国军被围困在遵化东北的茅山、吴家沟一带。经过激战，救国军一部冲出包围，但孙永勤，关元有等官兵300余人壮烈牺牲。近400人被俘后也惨遭杀害。孙永勤英勇战死时年仅42岁。冲出重围的救国军余部，继续战斗在热河，不久相继失败。
孙永勤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在“八一宣言”中称赞孙永勤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期间，日伪除对上述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地区以及孙永勤等部进行重点和大规模讨伐外，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规模的讨伐。在辽宁三角地带，继邓铁梅殉国后，苗可秀率中国少年铁血军继续奋战。6月中旬铁血军在凤岫交界的羊角沟被敌包围，突围中苗可秀负伤。不久被捕，于7月25日壮烈牺牲，时年30岁。在密山地区，李延禄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活动频繁，敌于同年春发动一次较大规模讨伐，被我军挫败。在黑省中原，原黑省救国军张锡武所部，在日伪1934年秋季的讨伐中溃败，张锡武于1935年10月被捕，壮烈牺牲，时年35岁。在嫩江地区，一些小股义勇军在敌多次讨伐下，或溃散或潜伏。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8）
五日伪1935年秋冬季讨伐
经过日伪1934年秋季到1935年春夏的讨伐，义勇军和山林队抗日武装受到较大损伤，仍在坚持斗争的较大的队伍有：在东边道有王凤阁；在辽宁三角地带，有继苗可秀之后由赵同等率领的少年铁血军和义勇军阎生堂部；在吉省东境有吴义成、姚振山部；在辽西和热河、有蓝天林、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部。而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经受挫折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到1935年秋季时，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1～5军，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导力量。1935年底，各地抗日武装共有5万多人。
从1935年9月开始，日伪又展开了秋冬季“治安肃正”工作。关东军分析当时的“匪情”认为：经过数次讨伐和治安工作，大多数“政治匪”和土匪已严重衰落，“只有共匪还残存着，试图进行激烈的抵抗”。《满洲国警察史》第296页。“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之事”。《东北大讨伐》第12页。关东军总结以往的讨伐情况，指出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这些匪贼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抚育匪贼之母体。”《东北大讨伐》第12页。关东军根据这种分析，决定此次治安肃正的策略方针为：在以武力讨伐为主的原则下，加强以“匪民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工作。“讨伐工作”以日伪军警为主体，在日军统一指挥下，“对于共匪及反满抗日之类的政治匪，须依靠坚决彻底的讨伐行动，在局部地区将其歼灭，并彻底消灭有根据地的匪徒”。《满洲国警察史》第297页。“政治工作”以伪满各机关为主体，各机关要密切联系，并达到“军民协调一致”地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关东军按照以上方针，在各讨伐部队中，专门设立了“治安工作班”。伪满也根据关东军的指令，在《康德2年（1935）秋季治安工作纲要》中规定：“县以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