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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遗憾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都有些误解。中央把反对分散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来解决，是因为眼下的经济太困难了，这样一来，却忽视了地方同志的感受。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的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致使与会的地方的同志比较激动，心里很是不服。
在讨论时，柯庆施就说，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是1957年以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和盲目性存在矛盾。他接着说：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稿中，在反对分散主义方面，举了上海的例子，所以柯庆施又说：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明显的，柯庆施很有情绪。
陶铸则婉转地表示，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的话虽然婉转，但仔细分析，他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产生分散主义的根源，弦外之音是，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并没有反在根子上。他的意见同柯庆施不太相同，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即认为中央强调集中没有问题，反对分散主义也可以，但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如何反是个问题。
王任重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但他也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王任重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另一位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也是45岁），很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因此是惟一一位以省委第一书记资格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会上，并没有因为“位卑”而少言寡语，相反，说起话来还很有些火药味。他说：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
王任重讲的是实话。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王任重大概受本省同志的影响，或者说从本省的情况出发，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谁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3）
王任重在讲了湖北同志的意见后，又讲到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对报告总的讲满意，但相互关系，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王任重绕了一个圈，其实还是在强调，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比较直接表明自己不同意中央意见的。
鉴于地方的抵触情绪，邓小平解释说，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内蒙乌兰察布盟和辽宁的例子，说明加强全局观念的教育，不会伤害农民和基层的积极性。群众自动检讨，有什么不好？群众是战略家。长征时，伙夫关心的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前一阶段，把群众觉悟估计得过高，现在是否估计过低了，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
彭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意见。因为报告在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时，也举例批评了北京市存在的分散主义，北京市委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彭真当时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较详细的听到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的意见。居于这样一种身份，所以彭真对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就有了另外的一种角度。他说，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得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他还针对报告将分散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①说，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
柯庆施这时在一旁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一段可以改一下（指分散主义一段），改为：分散主义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滋长，说明分散主义给那些坏分子以可乘之机。
刘少奇补充说：要承认这几年老实人是吃了一点亏。
薄一波插话说：报告稿中，可以不写“鉴于张国焘向党闹分裂、严重地破坏党的纪律的历史教训”这几句。
彭真接着说：这样写，似乎现在这些人都变成张国焘了。不论他是什么人，话说过了头，是说不服人的。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千方百计多生产一些，是资产阶级思想，是目光短浅，市侩习气的政治庸人！那些吃了饭打扑克、看戏、逛大街的，倒是马列主义者？加工订货，来料加工不能搞了，以后搞什么？
柯庆施也说：主席、中央历来是主张发挥地方积极性的。
刘少奇表示：中央的集中统一，不要影响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而是要更好地、实事求是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有些规章制度，过去搞得好的，要坚持执行，不恰当的，要修订。这方面，地方也要提意见。
彭真因此建议：可以加一段，说明要千方百计完成国家计划，也要完成地方计划。企业完成了任务，七凑八凑再搞一些，应该是可以的。产品分配集中了怎样搞，要研究，像机器就很复杂，有这样的，有那样的，是否都能管得了，企业成分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他们分了材料，允许干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要搞清，不论是南斯拉夫办法，还是分散主义，要从制度上考虑。我不是因为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推卸责任，也不是犯了错误不承认。所有不同看法，要弄清楚。再有，集中和分级管理是矛盾的统一，要很好处理这个矛盾。不要说下放，什么都下放，说集中，什么都集中。1958年下放时如果规定几条什么不能下放，这几年的毛病可能少一些。现在集中也要具体规定杠子，哪些集中，哪些不集中。地方的合理的积极性留下了，更便于集中统一。
彭真的话说得十分坦率，就像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很少保留地全部倾吐出来，明确表示产生分散主义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对分散主义更不能归结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关键在于中央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听了彭真的话，中央领导纷纷发表意见。被称为经济专家的陈云非常具体地说：集中统一，要有个办法，把劳动、物价、物资、钞票管起来。物资分为工业物资和商业物资，如果没有物资的统一就谈不上集中统一。物资怎样管？有老口径可以管起来。所有物资统统都要列入计划。1957年我搞的地方财政分成，企业分成，利润分成，适不适当？这几年口子散大了，中财委有个物资局，1958年后，聋子放炮—散了。收回下放的工厂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的产品归我管。把物资分配都列入计划，老一套章程，并不困难。再一个清仓，要把通用的东西，通通拿出来。
陈云还说：中央集中统一，产品统一分配，是指主要物资，即过去所说的统配、部管物资。至于茶杯、茶碗一类的东西，不可能由中央统一管。这类东西的生产，如一年生产多少万元的茶杯、茶碗有总数（多少钱）就行。机器的分配也要有具体办法，规定哪些统一分配，哪些不统一分配。这个问题还相当复杂，要有许多具体规定。
邓小平提出，加强地方计划机关，要有一个书记专管计划工作，使他真正成为党委的助手，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的综合机构。陈云马上表示赞成。于是刘少奇拍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建立强有力的计委，统一领导经济工作。
在陈云谈到，集中统一要确保地方必需几个方面的财政，投资、物资，中央和地方两家互不侵犯时，邓小平插话：把前门开大一些，后门堵死。陈云说，开前门，只到省、市。集中些，下面不开，由省考虑。中央、地方不要互相打对方的“主意”，事情就好办。总之，要走天安门大街，不走绒线胡同，大家都硬碰硬，可能出点毛病，出了，再改。
周恩来提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很好解决，经验教训中要写这一条。
刘少奇说：矛盾怎样统一？中央多照顾一些地方，地方也要多照顾一些中央。对下，留有余地，多给一点；对上，也要多给一点，必须统一，应该统一起来。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4）
李先念插话：应该同心同德，不要策略，不办外交，大家走前门。
在李先念向大家交底，说去年挖了20亿库存，发了30亿票子，调用了黄金、白银，实际上赤字是60多亿时，与会者纷纷表示：统一集中，克服困难，把小仓库打开。
这时会上，出现了极为感人的场面，刘少奇说，首先从杨尚昆开始，把中南海的小仓库打开，把库存的毛巾减少一半，留下一半准备招待外宾。
当时的中南海几乎和老百姓一样的贫穷匮乏。在他们的仓库里，只能拿出些毛巾来救急了。
讨论之三：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稿在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远景计划。报告说：
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 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 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对这样一个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会的第一天，柯庆施就说：4年（1958…1961年）分两段写，还是统一写？1961年，错误改了（刘少奇插话：错误大部分已经改了），这里看不出哪些已经改了，哪些改得彻底，不清楚。问个问题：“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不然，越看越没有劲。对产粮指标，柯庆施说，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可以。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搞不清楚。
在指标问题上，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这几年出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全党片面地追求高指标，所以没有充分把握，宁可订得低一些，也不愿意订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会召开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死亡人数在全国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说：农业指标还说低了？要达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鼓干劲，还要解决具体问题。
陈云算了一笔账，他说：钢的指标，到1967年实现2000万吨，看起来低，可是不简单，要过六道关：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万吨煤，到1967年才能炼钢1700万吨，可见任务艰巨；二、钢铁工业本身要解决选矿、烧结、轧钢等一系列问题才行；三、要解决有色金属（镍、铬）的问题；四、要解决木材问题；五、要解决机械制造问题；六、要解决投资问题，另外还有运输问题。很不简单。不是曾经达到过1800万吨钢吗？那是用挤掉其它的办法达到的。现在再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万吨钢究竟能不能达到？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达到或者超过；二是差一点；三是差得相当远。第三种可能性要估计进去。
这时刘少奇插话问，王鹤寿不是说可以达到2500百万吨吗？
陈云说，这个问题上，王鹤寿和我历来有分歧。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关于工业指标，10年规划，特别是头5年，过渡不可能快，再一个10年会快些，因为农业要恢复。报告中的指标不要改了。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让他们笑好了，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各项指标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调整的结果。周恩来回顾前两年的情况时说，早两年，是否能很好的调整？很难。因为还不认识，对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批判，就无法彻底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了指标，还是浮夸。一听到粮食收9000多亿斤，棉花收了3500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速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不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我们的工业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业，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刘少奇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讨论之四：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首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5）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0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