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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是“伟大纲领”了，只说是某地在某方面实现了《纲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毛泽东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毛泽东，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刘少奇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刘少奇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刘少奇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了他有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党的政策的关系的看法。
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粮食问题。中央的政策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中央给各地下发了“数额较大”的粮食征购任务，但农民不愿意拿出这么多。如果强调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如果强调政策，就不能完成国家的任务。所以政策和任务在这个事情上有矛盾。刘少奇苦头婆心、语重心长地讲了很长一段话，中心是说800亿斤的征购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他强调国家的粮食困难，要好好向农民说清楚，告诉农民，如果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要使他们顾全大局少吃一点，把粮食卖给国家。当然，国家虽然没有很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来解决粮食问题。总之，这需要高超的工作艺术，要争这个上游。刘少奇还说，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他还苦涩地说，过去，农民是把粮食交给地主、富农，现在是交给了国家！
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毛泽东的话意在自责，刘少奇的话则更多表达了无奈。看得出来，中央一面为粮食困难忧心如焚，一面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除了向农民征收，和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之外，至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如何真正把经济搞活，则很少它想。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却受到了批评。可见，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运行机制，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认知过程。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4）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还就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讲了不少内容。如果说刘少奇提出放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放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高指标，不再提倡“一大二公”，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些话，则反映了刘少奇，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一代新中国开创者都存在的局限性。那么刘少奇是怎样说的呢？
前面已反复介绍，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分散主义。所谓分散主义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计划外的有很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央指挥调配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央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为了使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明了这个问题，刘少奇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全民所有制，强调要把地方的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他说：中央认为，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地方存在和中央一条心、两条心、半条心的问题，强调要一条心，要做老实人，要把自己的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例子：有的县，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弄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工厂，在国家调他的产品时，他说，这是我这个县的，我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办了这样一个工厂，结果是你的，不是我的。恐怕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你七弄八弄，弄出这样一个工厂，是属于全民的，还是属于你这个县的？你七弄八弄，办下一个工厂，有功劳，对全民所有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但是财产还是属于全民的。中央要大家统一搞，那叫你们有贡献。你辛辛苦苦搞了，就是你的，就是你这个县的，这样就错了，就犯了错误，对于全民所有制就有所歪曲，有所破坏。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少奇所述这种“共产”的方法，肯定会削弱地方同志的积极性，因为干和不干一个样。但当时大家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水平。
刘少奇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听说福建有个连江县，那个地方出海带，他拿了一批海带，就跟十几个省建立了关系，有到四川的，有到山西的。一个县可以跟十几个省发生关系。这种情况，几千个县恐怕都有，公社也有，工厂也有。因此，满天飞的人员有几百万。这叫什么商业？中央管不到，你们省里边管到管不到，部里面管到管不到，都管不到。这恐怕是全民所有制的自由市场，现在不要他去搞又不行，让他去搞，他就乱搞，纳入不了计划，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搞成合法的，纳入国家商业系统，并成立一个商业部都可以。为各工厂服务，解决物资问题。我们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内部，发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有点像南斯拉夫的苗头。南斯拉夫的企业，是可以自己搞供、产、销的，产品不是国家占有的，他可以在国内销，也可以在国外销，原材料他自己找，价格他自己定。我看，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候，某些类似南斯拉夫的这些现象，在开始发生时，我们就去注意，恐怕很有必要。如我们现在不整顿这类事情，再发展下去，那就可能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因为有它的经济基础。
像连江县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把经济搞活，本来是一件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顺着这样的思路下去，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走出经济困难的泥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之路。但这是我们在获得了今天这样的视野之后，才看到的。对这一段历史，对这一段历史中的人，却不能如此苛求。所以连江县的做法，受到批评，甚至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头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以反分散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央把供、产、销的所有权力统统收上来，以“收”对“放”，以“统一”反“分散”。这一收一放，一字之差，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思路，一种如何发展经济的根本大计。“收”紧了，经济死了，又“放”；“放”多了，经济又乱了，再收。这种现象随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渐渐走出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1）
1962年1月27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凛冽，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高气温2度，刮着3－5级的西北风。人们一走出宾馆、招待所，就觉得寒风扑面。那时候与会者乘坐的汽车，没有暖气，人们穿的是棉袄棉裤而不是现在的羽绒服，但大家的心是热的，尤其是县、厂矿一级的官员，他们跟党革命几十年，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来京已近20天，天天都想亲眼见毛主席一面，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他们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忧虑。
对党忠心耿耿，对领袖无限热爱；尽管遭遇了重大挫折，心里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20年后，当邓小平想到这一幕时，还感慨不已。他说：“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毛泽东在他们心中是明灯、是灯塔，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搞，全靠毛泽东指路。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一辆辆大轿车停放在天安门广场，还有数十辆苏式小卧车。路过的北京市民从未见过这么多车，他们驻足观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都是一些增产啦、积肥啦、准备春播、夏播的种子啦，还有一些理论文章，报道的外事活动等等。关于七千人大会，则一个字也没有披露。
大会其实自1月11日已经开始，但没有开幕式，会议内容也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为主。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内第二号人物、未来的党的接班人。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同毛泽东谈起中共的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说：是刘少奇。
这天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
刘少奇用他的湖南乡音向大会宣布，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
这多少使与会者感到意外。几十年后，当时亲历会议的一位广州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回忆：
“刘少奇同志讲话，按照我的经验，准是宣读定了稿的报告，那会发文件的，我做不做记录关系不大。不料刘少奇同志没念稿子，而是阐明报告的精神实质。他的湖南口音，我一时适应不了，终于适应了，才奋笔疾书起来。”③
可见，与会者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手中没有材料，尤其刘少奇讲的很多都是书面报告以外的话，又充满感情，回答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人们个个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全场一片肃静。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讲话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拿。
本来，早在14天以前（1月13日）就已决定，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大概是一直忙于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工作，顾不上准备口头报告的内容，或者说书面报告不写出来，口头报告也不那么好谈，所以一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26日下午，毛泽东才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决定27日下午4时开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27日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
刘少奇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刘少奇拿出提纲，送给毛泽东等审阅。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了湖南腔，便讲了起来。
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二部分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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