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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议组织讨论时，不少来自各个阶层的官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发表意见，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可以说，“双百方针”在这次大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大会议论最多的，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只有12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深入。历史的局限，加上要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总结经验，使大会不太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意见触到了深层次问题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
为什么会犯错误？
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困难局面？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这几乎是所有与会者非常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这3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3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
在工业工作上我们也犯了要求过急过猛、计划指标过高的错误和在企业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错误……
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
中央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央看来，这几年工作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高”、“一刮”、瞎指挥、几个“大办”以及实行平均主义和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方面，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一方面是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若追究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就不一致了。他们各抒已见，看法很多，有些意见很快就突破了中央报告的认识范围。如果说报告谈得比较抽象、笼统，那么大会的讨论则相当具体、深入、广泛，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与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为之击掌！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2）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似可对上述观点有所说明。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可见就连原来主张反冒进、且出身农家的刘少奇，也弄不清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情况，缺乏经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下一个例子就很难完全归结为缺乏经验了。1958年，广西在放钢铁日产量卫星的时候，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书记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明明知道这不是铁，却不敢说，结果书记信以为真。这与没有经验、不懂技术常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这就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而是缺乏民主的气氛，结果闹出很多悲剧。
所以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深信不疑；一种是将信将疑；一种是认为指标高一点，可以鼓干劲，动员群众，结果适得其反。这三种情况均可以归结为经验不足。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明知不行，硬说能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投其所好。这两种就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思想问题。
显然，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深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但遗憾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结果一错再错，乃至祸及全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从这些发言来看，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人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
信阳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质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们问：“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也很尖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有关这些问题的议论，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会人员注意从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从关注农民的积极性等来考察问题所在，十分可贵。在后来经过修改的中央报告将这些思想都融入了报告里。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3）
六是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从大会讨论的现有材料看，持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还相当多。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也与陈伯达编辑的材料及中央的导向有关；与各级领导主动承担责任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关。比如会上有人举例说：当毛主席提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时，不少人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认为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退得过多了”，“公社的优越性没有了”，“红旗不红了”。这些看法表明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水平的真实层面。哪怕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也并不清楚。为此，1961年9、10月间，中央曾下发文件，举办干部培训班，其中就有要弄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七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也主要强调是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大会议论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很不一致。
安徽、西藏、山西等省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说，1959年5月以前没有天灾，市场已经开始紧张，家畜、家禽已经减少了。1961年是连续遭灾的第三年，由于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了。还有的认为，“整个说来，人为的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固然很大，但人为灾害却很严重”。在山西省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这几年山西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农村工作中，人灾是第一位的”。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除了上面谈到的七个方面之外，也有人专门针对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认识比较到位。湖南有人说：一，对待农民，是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此外还有“四高”，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广西有人说，农村工作产生这么多问题，从思想上讲有三：一，把建设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看得过于简单，因此片面强调高速度，只看到“一穷二白”“人多好办事”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困难复杂的一面。二，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生产经验和农民觉悟程度。那时候，愿怎么干就怎么干，认为农民风格高，比安钢工人老大哥的风格还高。三，从本身来说，也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这就是大会上议论出来的各种意见。虽然并非都那么全面，但基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发言的尖锐程度，也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人是敢于讲话的，大会气氛也比较民主，中央采取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态度。
谁来承担责任？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中央觉得，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
揣摩报告的意思，简单地说，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但这个中央，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我们今天反复品味其中的行文，感觉中央的检讨，是很掌握分寸的。
在讨论时，大多数人比较温和，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但也有些语言比较激烈。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死官僚在中央、省、地三级，不要在下边找。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他们说：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边，但历次政治运动，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一部分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