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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柴静开始在湖南主持广播节目《夜色温柔》，后到湖南卫视的《新青年》做主持人；1998年，离开湖南，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2年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主持人，2003年到《新闻调查》任出镜记者和主持人。曾出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４岁时，她跟着做教师的母亲去上学，黄昏回家后，自己会拿着小板凳坐在家里看小人书《岳飞传》。她对文字的敏感与生俱来。１３岁时柴静接触到了广播。柴静从那时才知道，原来人还可以这么说话，原来还有一个和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原来远隔重洋的人也能彼此说话交流。那一刻，柴静梦想着能够做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一定有另外的生活方式，自己要更自由，要过和身边的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心灵独白：记者不是我的谋生手段（图）
2000年8月2日，下午。漫山遍野的雨。下一张唱片恰巧是马修连恩的《Bressanon》。声音喑哑荒凉。急雨敲打我心。天色苍灰茫然，人如置身时间荒野，这一瞬间，是没有语言，没有色泽，没有思想的人之初。 我想我幼时一定长久地注视过这雨，漫山遍野的雨，紧一阵，疏一阵，空白一阵……天黑了，又亮了。亲切又荒凉的回忆。那时……那时……一定是在坐在那个大厅里，在那根粗的红木的柱子底下，黑底金字的屏风前，小孩子的目光从深的院子里尽力地看出去，那些细密的雨在洼处荡开的涡纹…… 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门前两个石兽，被摩挲得光滑明净。青砖的院子，下雨时会积水，大人不准下去，怕下面的老青苔滑了脚。阁楼也是不许小孩子上去的—— 其实上面不过是些上着黄铜锁的大木箱，陈年的灰尘在老了的阳光里昏睡，从雕花的窗扇望出去，是对面房顶上的蔓藤枯草。秋天的时候，那里懒洋洋地晒着小孩子的鞋子，赭红的，淡青的，有的是桃红的面子上用金线挑朵绣球花。偶尔有只鸟来，在上面啄一下，叫一声，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人疑心它睡着了。 每年那个时候妈收拾衣箱，小房间里满是干净暖和的旧衣服味道，纸窗外是水洗过一样的清清楚楚的北方的秋天，我穿深红的灯芯绒上衣，小小的荷叶边，妈把两条麻花辫子给我挽起来，用浅绿的绸布系紧，在宝蓝色的小镜子里孜孜地照了又照。是小门小户的孩子才有的乐趣。 那时我四岁。已开始上一年级。每日黄昏小凳子上看《岳飞传》，一颗字一颗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奶奶给一粒水果糖含在嘴里，到吃晚饭时按一按小腮帮子，硬梆梆地还在。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和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颗字，好象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在那里学会谈恋爱，跳摇摆舞，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去唱歌时，我试着找过那一首，从来没有。只有一首接一首的粤语歌。 跟小男生在南方湿润的夜雾里牵着手走，他低低唱李国祥的“摘下星子千串，挂于你窗前。”墙侧有桅子花香暗暗传来，不是不快乐的。 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做《夜色温柔》的时候，郑智化《让我拥抱你入梦》这首歌是我的片尾曲。而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 “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图）
一个电话，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常常是这样的。2000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陈虻打来的。当时我正在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任主持人，在那一档节目做得轻车熟路，也有不小年轻人喜欢看，但我知道，娱乐节目中的繁华喧闹，只是平淡市井生活人为的错象。 我一直做文娱类节目主持人，很遗憾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陈虻，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当时陈虻正在为新改版的《东方时空》，四处搜罗主持人。他说希望我能加盟，我说，我没有做过新闻节目，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他给我的理由是：“你的说话方式与众不同。” 我的心在欲望的挣扎中蜕变，一股渐渐升腾的力量，让我躁动不安。这是命运交错的时候，生命在转身的一瞬，将如烟花一般绽放。我当时非常果断，接受这一挑战。那一年，我24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中国电视精英集结的地方。可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份水深火热的工作，是领略风光之前必须接受的挑战。 我有些迟疑，但更多的是兴奋。来到中央电视台我做的第一期节目，是关于ETS与新东方的官司。每天，三四点才从机房回家，一个人爬上18楼的宿舍，心跳的感觉与攀爬的步伐一一合拍。我打磨着自己身上那些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气息，使自己沉入新闻中。从对华丽表象的追求，到内在意义的探寻，这与我的记者定位渐渐吻合起来。 这时我的人生航向调整了一个角度：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有时候，人生的航向不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而是向下。在人流熙攘的地方，没有景色，在繁华绮丽的背后，是空虚无奈。这时候，人生的航标是向下，向最深处，那无人企及的地方，深深地潜入社会最底层，去挖掘社会最本质的东西。 我赋予自己人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作为记者，我获得了职业的便利。我绝不把当记者仅仅作为谋生手段。 于是，我不再是《夜色温柔》里那个温言软语的那个小女子，我把自己心的锚抛向最深处，让自己的视线穿过最错踪复杂的世界。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我喜欢到现场去发现（图）
我在慢慢积累着自己的从业经验，也在不断地以个性的独特的方式来演绎她的新闻。仿佛离成功越来越近，但我并不知道在哪一刻，幸运女神会向自己招手。很多人因为没有坚持到这一刻，黯然离去，或者，在岔路上，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经过了一次次预演，我知道我会不断接近自己的目标。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的新闻表达方式虽然与众不同，并没有遭遇封杀。有容乃大，在中央电视台，我的最初尝试得到了庇护和肯定。 2003年2月24日上午，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地震。当时节目负责人白岩松对我说：“去伽师，给你半小时，去收拾一下东西。”半小时之后，我赶往机场。五个多小时的军用飞机，再转乘7个多小时的卡车，凌晨，我到达了伽师。落脚在一片瓦砾，断壁残垣之中，人们在举行葬礼。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新闻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可以触摸的，让人置身其中东西。 早晨，两个小姑娘在倒塌的校舍边烤着火，她们是新闻。一位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老大爷，一只脚上是皮鞋，而另一只脚上是布鞋，他也是新闻。在倒塌的半截房子里，湿漉漉的被子，发霉的气味，让我对新闻的定义有一种顿悟。在那里，我突然有了一种忘我的快感，找到了自己的欲望所在，我捕捉着新闻最鲜活的元素，采集着那从土壤里一片片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生命气息的新闻。那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一个记者，他的使命不就是去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去找到真实的新闻吗？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我要找的新闻。 浸泡在其中，才能呈现真实的新闻。我一直相信，记者亲身抵达，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才是真正的新闻。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图）
采访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身体前倾。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倾听姿态。倾听，我可以更贴近被访者的内心，新闻的背后是心灵。消除芥蒂，建立一种信任，而且更具有人文色彩。有的观众朋友形容我的发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来到甘肃武威的双城镇。那里，发生了6名学生连续服毒事件，两名死亡，四名获救。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是我要探寻的谜底。 但孩子们选择沉默。我并不急于得到什么调查结果，而是如抽茧剥丝般，慢慢地和他们交流。用“听”的方式，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内心的秘密。让我内心震撼的是，这些孩子的“死结”，竟然从没有成年人倾听！包括他们的父母、老师，没有人了解和关照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疏导和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甚至，死亡也成了他们彼此相守的承诺，相约的快乐！ 这些被认为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孩子，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倾诉，只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通过采访，这片刻的倾听，使我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和我聊天。 无论对怎样的采访对象，我都十分重视倾听。倾听让事件的展现更趋于真实，也让观众有了独立判断的依据。 揭开中国的伤口，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新闻调查》的许多揭露、批评性的节目，都意味着记者要经历一番曲折的采访，甚至要深入危境之中，在虎穴狼窝里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深圳外贸骗局揭秘》是我跟踪拍摄深圳骗子公司的一期节目。那些设置骗局的外贸公司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他们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现金费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雇佣打手，企图把他们的骗局进行到底。 我在追踪采访中，便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短兵相接。他们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危险步步逼近。他们大声地呵斥驱赶着我。我不动声色地向摄像师递了一个眼神，看到摄像师并没有惊慌，他腋下夹着包的姿势表明，他正在拍摄。我知道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可能动用暴力和血腥手段的黑社会打手，但必须与他们周旋，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是节目中最有张力的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让观众了解到骗局的真相。 在那样的场合，我反而是兴奋，刺激。那些家伙把自己打扮成早期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戴着很粗的项链，有几分粗鄙，张牙舞爪。我甚至想揶揄他们几句：“瞧您这副行头，太老土了。现在吃这碗饭的，人家早都扮绅士了。” 当与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人过招时，要了解他们的爆发点，接近他而不是触怒他，让他们充分表演，这是新闻最有震撼力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的采访表达出来。在道德的重建、社会公共体系的不断完善中，一个记者，到底能做什么？ 我看到了伤口。那是中国的伤口。记者的职责在于：把溃烂的伤口挑开，挤出脓疮，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所以我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当中埋藏着无数故事，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揭示。 家庭暴力是屡见不鲜的。但有一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女性暴力案件中，杀夫的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这个数字背后，又埋藏着多少女性的悲剧。我走进了河北的一个女子监区。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这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安瑞花。我在节目中引述国外一些相似的案例，因“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由而豁免一些女性犯罪，结果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河北女子监狱的这位女犯获得轻判。 虽然不能寄望新闻报道会改变世界，但毕竟可以去渗透，去影响大众文化的土壤，努力营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精神病院采访，那些通过治疗得以控制病情的人们，围坐在我的身边，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没有人能相信，他们都曾在发病时杀过人。当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从自身到他人的双重悲剧便上演了。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人，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们常常把同性恋者视为异数。但有谁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诉说？在采访艾滋病患者的那期节目，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说出自己生活的真相。那个身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的小伙子，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蒙在身上的羞耻的幕布扯了下来，他们期待着人们理解他们并非异端的生活。 我策划的节目多是主题性的调查。我把它看作是记者的一项使命，常常是，我的调查得不到专家相关的研究数据，采访必须承担很多社会学调查的任务。甚至，我的调查成为相关事件处理的某种依据。 我做了一个弱势群体系列：青少年系列、家庭暴力系列、流浪人群系列，精神病人系列，命运迥异的人们，特别是社会特殊人群，随着我的寻访，走进了人们视野。 我把对人的关注，延伸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人。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对爱的理解；少数人的声音，黑暗的角落，也会是最寻常也最容易被遗忘的地方。比如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里孕育和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对下属说：“闭嘴，不许你说！”的领导。我关注着人们生存的环境。 记者需要以旁观者的方式去冷观社会，记者更需要有承担责任的抱负与勇气。
柴静：单身使我尽情享受时光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图）
一位道行高深的剑客，并不一剑出手，血光四溅。而是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有时，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我的采访并不喜欢张扬，而是蕴意其中。我会有意识地把握采访的节奏，以一串看似简单，但环环紧扣的提问，让答案明了而无可掩饰；那些看似无言以对，却一清二楚的提问，成为观众最需要的呈现。我在采访中追求一种境界：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 通过采访，给观众以想像的空间。 对于女记者，首先必须非常具有职业水准，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要让同情心成为绊脚石。 我观摩过许多世界记者的采访。比如我很欣赏美国记者莱斯利看似漫不经心但别出心裁；喜欢法拉利的大胆干练；推崇芭芭拉·阿尔特斯的真诚朴素。 以前那种水袖似的武功，现在没有用了。必须从蹲马步开始，才有可能开始另一段境界。 在我完成的众多“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中，采访常常会充满质疑，咄咄逼人。当对方明白无误地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便以自己特有的柔和的犀利步步相逼，问到死角，同时又要把握节奏。通过层层剥析，还原事实本身，穷究事实真相。 越做调查，越感到探究事实真相的不易。因为所谓客观公正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每一次做节目，我都会问自己：做到了吗？客观公正在节目中便是记者心中的准则，它体现在展示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在细节里，尤其体现在如何对待有争议或者可能是“负面”的人物上。 2003年，福建省三明市残联在白内障患者复明工作中组织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我前往做了一期《失去的光明》。在采访三明市残联主任的1个多小时里，我认真地倾听这位当事人的苦衷和懊悔，没有鄙夷，更没有指责。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我这样听她说话�